住文化，传真是从中国的古代园林建筑整体移到外国说起的。他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国外输出我国优秀的建筑文化。
不仅在建筑设计上体现我们坡顶飞檐的风格，在园林设计上体现我们曲径通幽的理念，而且，在室内装潢、家具制作方面，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画栋雕梁，刻龙镂凤的鬼斧神工，让我们的木雕、砖雕、瓦雕、漆雕与镶嵌等工艺，在新世纪的豪华建筑中大放异彩。
传真说：“我看到过一篇介绍比尔·盖茨价值连城的豪宅的文章，印象无非像科幻电影里拍的，由各种最先进的电子产品构建起来的光怪陆离的幻景。按照东方的审美观念，‘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居室环境中，对身体健康是无利有害的。就从保值角度来说，成批生产的电子产品，升级换代非常快，几十年过去，价值可能就所剩无几。而中国古老民居中，雕刻了花卉鸟兽、戏剧人物的门楣、础石、窗扇，流传到今天则成了文物。无论是实用性还是投资的保值性，都是传统的住文化理念要优于现代理念，这就隐含着一个古典主义回归的趋向。中国可以在倡导这种回归方面领先一步，有所作为。”
这时，沉默了好久的孙董，缓缓地举起了手。这个要求发言动作，既像是表示恭敬，又像是含着嘲讽。传真做了个请的手势，孙董慢条斯理地说：“我听大师谈了衣、食、住三种文化经济，得出一个印象，不知道是否正确，好像大师的注意力集中在供少数人享用的高级消费品上，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奢侈品。当然，唐装不能算是奢侈品，但后来大师设想的，要把中国古代做龙袍的工艺用上去的唐装，那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奢侈品。奢侈品当然是赚钱多的，报纸上有过这方面的报道，一桌酒席几十万元，一两茶叶几万元，六个小笼包子八十八元，一斤椒盐花生卖二百二十元，甚至一颗荔枝拍到了五十五万元，还有全部用黄金装饰起来的卫生间，价值据说上亿元；但是，能够这样挥金如土消费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师把文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定位在这上面，我们不说这为极少数人服务的理念政治上是不是对头，是不是符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精神；就是从生意经上说，钻到奢侈品这个牛角尖里去，路子很窄，富人口袋里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掏的，奢侈品做出来，卖不出去，等于废物一堆，削价处理，跳楼价也没人要。所以，我对大师的全新理念、战略思想总是心存疑惑。希望大师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
看来孙董真是憋足了劲，攥紧了拳手，打出这一记重拳，要将大师击倒在地。但又不能说他是上纲上线，存心找茬。他说的忧虑，我在听传真讲课时也隐隐感到了，一经他概括，我觉得确实是个问题。是不是传真有些矫枉过正，为了强调文化能带来高附加值，因而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高档消费品上。虽然生存消费已不是消费的主导方向(这也是按传真的说法)，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应该还是占消费品的大头，正因为这样，经营连锁超市的沃尔玛与连锁快餐的麦当劳才能在福布斯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知这一次传真如何来化干戈为玉帛。
“很好，很好，”传真笑得很灿烂，“孙董的问题提得太好了，太有水平了。”听得出，他的话是由衷而发，一点不带嘲讽味。我记得，上午，他也称赞过孙董的问题提得好。他的这种反应，似乎还不仅是雅量，从中，我感到一股温情，一片春意，一种在我们这一代人与人关系中很少有的真率与纯朴。
传真继续说：“孙董上午的问题，牵涉到对审美经济的效益评价标准问题；现在的问题，又点到了审美经济的道德评价问题。前一个问题，从哲学上说，是工具理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价值理性问题。我本人其实对这样的问题，比具体操作问题更感兴趣。而且我认为，我来讲课，主要的功用是转变观念，观念转变了，旧瓶就可以装新酒。至于具体操作，我肯定不如各位。有些奇思怪想，最多是抛砖引玉。但我又怕对这些纯理论的问题谈得太多，引起听众的厌烦。孙董的问题表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而且，一下子把观念转变谈得不透彻，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思想上的疙瘩抓了出来。这使我的认识也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更深入一步。
“下面我就谈谈我对审美经济、观念消费的道德评价问题的思考。
“我先讲两个故事，这是我从古代笔记野史中看来的。
“一个故事，是说范仲俺晚年在杭州当太守时的事。范仲俺是北宋的大政治家，曾推行庆历新政，但受到攻击，被迫罢相，屡遭贬谪。他到杭州当太守，正是政治上的韬晦时期。然而他心胸宽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里这么写，实际也这么做，所以并不消极处世，一样敢做敢为。他到任不久，杭州就遇上大饥荒。范仲俺除了做开仓赈米、募民输饷等一些例行的救灾公事外，还特别依据当地人喜欢搞赛船、庙会的特点，提倡举办这样的大型游乐活动。他自己每天到西湖上参加宴饮，引得全城居民空巷出游。各个寺庙都大兴土木，他又建造新的粮仓吏舍，每天要用上千人。有监察御史向皇帝上本，弹劾他在荒年‘嬉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俺上本自辩，说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富人的余财拿来分给穷人，有数万人可以从公家与民间的工程活动中得到就业机会，这是荒年济贫的一项最好的行政措施。结果，正如范仲俺所预言的，在遭灾的周围府县中，只有杭州人民没有流离失所，政局安定。
“另一个故事，是说的比范仲俺晚，在北宋神宗朝参政拜相的王存。有人向他报告，说莆阳的一个寺庙，在荒年兴建大塔，工费巨万，希望他能让州郡下令禁止。王存笑着回答：‘寺里的和尚自己能够造塔吗?还不是要雇佣当地人。从富裕的人家募集钱财来分给挨饿的灾民，使他们借这项工程得到一口饭吃，结果还赢得了一座塔。在这荒年，我还怕和尚不造塔呢。’
“这两个故事，我当初看到时，受到很大的震动，纠正了我脑子里以前形成的一些对历史的偏见。我以前总觉得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不太懂经济的。他们对经济问题发表的看法，无非是反对土地兼并、横征暴敛，或者是发出一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正义然而又很无力的呼唤。从范仲俺与王存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通晓经济规律的大智慧。但是，我查正史，这样的事迹，在他们的传里都没有记载。而他们这样去做，或者遭到弹劾，或者驳回代表正宗观念的反对意见，都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与传统的经济观念都是针锋相对的，这就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极大的勇气， 智慧与勇气都来自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真切的认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们一般不能把握现实世界，只能把握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所以，一个把握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真理的人，很可能在观念世界里被人们视为异端，遭到群起而攻之。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仲俺与王存，特别是范仲俺，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完全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皇帝接到御史的弹劾本章，龙颜大怒，容不得老范辩解，就把他的纱帽给摘了。接任的杭州太守，第一件事当然是全部与范仲俺对着干，游西湖活动受到明令禁止，甚至民间一切喜庆娱乐活动都要事先申报，限制规模。大灾荒年，许多人家锅也揭不开，你乐什么?你要娱乐，好，加倍罚收娱乐税。中国古代，往往荒年下禁屠宰令，屠夫失业，养猪户更倒楣。所有开工兴修的寺塔、粮仓和吏舍，一律停工，民工的工钱自然由铺开这副烂摊子的前任太守负责，打个白条给你还算是客气的。一系列纠错矫正措施的结果，就是使范仲俺的救灾之策得不到一点好结果，而且可能因为天灾加人祸，使杭州的经济情况比周围受灾的府、县更糟，这样，就证明了皇帝的英明，御史的敏锐与原则坚定，以及范仲俺在荒年依然荒淫无度、奢 侈靡费的罪孽深重。
“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讲笑话的意思， 也没有故意危言耸听。在长期以来思想禁锢、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的中国，像范仲俺、王存这样别出心裁地救灾，办成功的是特例，遭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的倒是通例、正常情况，所以这事正史不载而野史很有兴趣，因为野史是传奇的。‘奇’主要并不奇在这点子多么新奇，能想明白这道理的人应该不少，这道理是简单浅显的，并不深奥难懂；‘奇’ 是奇在居然这样离经叛道地行事还能做成了。当范仲俺在杭州大搞游西湖活动、大兴土木的时候，周围受灾府县的官儿们未必不知道，知道了未必想不通其中的妙处，未必不想效仿，但他们官场经验丰富，为自己的纱帽考虑，照常规办，万无一失；学范仲俺，风险大大的，对个人的好处则一点没有；哪怕百姓得到实惠，在荒年还能安居乐业，对我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像范仲俺那样，抱定这宗旨去做官的又有几个，其他人大都是‘天下为官只为财’，这也无可厚非，但决定范仲俺哪怕成功了的经验也推广不开，后代的王存，还要来重复为其辩诬，因此，把范仲俺和王存的故事，放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卓越的经济才智，更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气节与情操。
“刚才，孙董提到把注意力放到奢侈品的生产上，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否符合……”
这时，孙董插言说：“不，我是说不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您是提到了，但认为可以不讨论，“传真说，“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的确不能在这里展开详尽的讨论，我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简单说说，您提到这个问题，引起的我的联想。
“我所联想到的，是我当初读到宋人这两则野史笔记时就引起的联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孙董刚才说到‘不讨论’，邓小平同志当年也提出过‘不争论’，我记得，他还说过，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现在想来，及时提出‘不争论’真是多么英明、多么了不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如果按照‘人们一般只能把握一个观念的世界’的说法，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换了人间’。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过去是计划经济，后来变成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辅’，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去是‘高积累，低消费’，现在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在经济上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这些，都是观念上的180度大转变。要是当初不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不争论’的话，很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精力会牵制在上纲上线的争论之中，会延误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有断送今天的大好局面的可能。我已经说过，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留给后人的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就是思想禁锢、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中国gcd的三代领导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都要同教条主义、形左实右的思想作艰苦的斗争。教条主义从原则出发，引经据典，是很能吓唬人，也很能迷惑人的。战胜教条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事实来说话，人民群众在事实面前，很容易看穿教条主义漂亮的旗帜后面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所以，适时地提出‘不争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精力，争取时间，用看得到的实惠来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英明决策。这是我当初的认识。到今天来看，这个决策，还包含着用事实来教育人，耐心等待人们提高认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治上的宽容性。抱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绝大多数是好心，态度是真诚的，是忧国忧民的，在事实面前，也容易改变过去不合时宜的观念。但如果一上来就展开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再升格为义正辞严的批判、斗争，反而会伤害感情，造成思想的严重对立，甚至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觉得，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因地制宜地作出的‘和光同尘’的措施，所以他要说这是‘一大发明’。”
孙董脸无表情，但脸色却似乎越来越暗。如果说，刚才他向传真发难时，两眼熠熠闪光，整张脸好像也放出一片光来，如十五的月亮似的，那么，他现在的脸，红里泛紫，仿佛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就像一个慢慢冷却的煤球。传真说话也够损的，拉来两个古人，又联想到了邓小平，轻轻松松，侃侃而谈，就把孙董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中。而正是他一上来就把问题性质往“三个代表”上挂，又玩了一手“且不讨论”，自以为手法老到，所以，现在他被大师玩弄于股掌间，也不能博得别人的同情，连钱总也似乎眼睛不敢朝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