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
王尔德是中国新文学初创时期第一批被介绍给国人的外国作家之一。1909年，正在东京留学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合作翻译了一册《域外小说集》，由神田印刷所付梓。这册翻译小说集的首篇就是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快乐王子》），这是迄今可稽查考的最早进入中国的王尔德的作品。王尔德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五四”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第二次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迄今。
（一） （一）第一次高潮期
自周作人以后，1915年月10月起，薛琪瑛译介的王尔德的戏剧《意中人》（即《一个理想丈夫》在《新青年》（第一卷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一卷2、4、6号和第二卷2号连载；陈嘏翻译的王尔德的《佛罗伦萨的悲剧》（陈译为《弗罗连斯》的第一幕也出现在《新青年》第二卷1号上。此后几年中王尔德的主要的剧作都被陆续译介到国内。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童话、小说抑或戏剧当时的译名与现在我们见到的译名多有不同。如王尔德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最早的译本名为《遗扇记》（沈性仁译，《新青年》五卷6号起）和《扇误》（潘家洵译，《新潮》一卷3号），自从1923年洪深将其改编成《少奶奶的扇子》起，此后同名的译本又现了3种：张由纪（上海启明书店，1936）、杨逸声（上海大通图书社，1937）、石中（长春广益书店，1941）。《无足轻重的女人》，耿式之译为《一个不重要的妇人》（《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5~12号，1921）。《认真的重要》孔襄我、王靖合译为《同名异娶》（泰东书局，1921）。陆思安、裘配岳把《莎乐美》合译为《萨洛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923年田汉的《沙乐美》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9期上发表。差不多时间，以《莎乐美》为名的就有桂裕、徐名骥（商务印书馆），徐葆炎（光华书局，1927）的译本，后来又有徐培仁（光华书局，1927）、钟霖（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沈佩秋和汪宏声（启明书店，1937年1月）、胡双歌（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6）的同名译本和沈佩秋的同名小说（启明书店，1937年3月）。而王尔德的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郁达夫1922年在《创造》创刊号上发表的其序言的译名为《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此后赵家璧的故事梗概名为《陶林格莱之肖像》（《小说月报》第18卷第10号，1927），张望的译本名为《葛都良的肖像画》（《一般》第4卷第1号始，到第3号止，1928）。1928年杜衡始用《道连葛雷的画像》（金屋书店，1928）的译名。后来又出现了凌璧如的《朵连格莱的画像》。这些不同名称的译本除了无须深究的译音之差异外，多数译名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是那些意译的名称其意思也还基本确切，至多显示了翻译观念今昔之差异而已。
同时，王尔德的童话、诗歌、散文和文论也有不少中译本问世。由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1925年由泰东书局出版，收童话5篇。以后又有宝龙的《王尔德童话集》（收童话7篇，世界书局，1932）、巴金编译的童话、散文诗合集《快乐的王子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最早见诸王尔德诗歌的是1921年《小说月报》中刘复所译的《王尔德散文诗五首》（第十二卷第11号）。随之则有张近真译的王尔德诗《行善的人》（《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3日），美子、张近芬译王尔德诗数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7月2日~7日），沈泽民译《莱顿监狱的诗》（《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4月20日~30日），曾虚白译王尔德一组散文诗（《真善美》，第一卷第7号，1928），徐葆冰的散文诗《行善者》和《门徒》（《大江月刊》第3期，1928）。张闻天是最早参与王尔德散文的译介者之一，1922年由他和汪馥泉翻译的王尔德散文《狱中记》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5月4日~14日，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同年，他所译的王尔德散文《青年的座右铭》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8月29日）。继郁达夫翻译《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序言以后，王尔德的文论《谎言的颓败》由朱维基译出（收入《水仙》一书），《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则由林语堂分成《论静思与空谈》、《论创造与批评》、《印象主义批评》、《批评家的要德》和《批评的功能》（《语丝》第四卷第13期，1928；《语丝》第四卷第18期，1928；《北新》第三卷第18期，1929；《北新》第三卷第22期，1929；《北新》第三卷第23期，1929）5篇译出。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也由震瀛以《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译名出版（受匡书局，1928）。
正是在译介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王尔德批评的第一个高潮期。唯美主义及王尔德此期在中国的走运并非偶然，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正当以新生一代青年为主的文学新人们急于寻找出路之时，唯美主义在英国才刚刚成了“明日黄花”；然余香犹在，尤其是王尔德晚期的纷纷扬扬的丑闻、受审、客死他乡给人的深刻印象都非人们短期内忘却得了的。此外，唯美主义和王尔德在中国的走红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同期，它们同样在东邻日本走红；故诸如周氏兄弟、郁达夫、田汉等东渡留学生自然不难最先接触它们，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成了新文学中第一批转道东邻的译介对象之一；其二，继留日之后，留学英美者众多，邵洵美、徐志摩、闻一多等中国的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多为西渡留学生，他们在域外时接触最多、最为熟悉的就是方才退潮的包括其反叛者唯美主义在内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以革命家、新文学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名作家为主的王尔德批评就此兴起。
首先，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3号，1915年11月15日）将王尔德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林克跻名，称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周作人继翻译《安乐王子》以后又于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先后对穆木天译《王尔德童话》（署名仲密）进行评价，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中就已有艺术自主的阐发，说：“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
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13]虽然他以后来也曾说：“‘为艺术而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但他是明确反对“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强调“艺术是独立的，”具有“独立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14]他以为王尔德的童话的唯美主义的特点是“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是“丰富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说王尔德的童话与安徒生的不同，“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15]接着赵景深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童话家王尔德》一文（1922年7月15、16日），说：“王尔德是唯美派和唯美运动的首领，他主张人生的艺术化，”“想要把世界造成一个美的世界”。而这时期最有价值的王尔德的研究当推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5号，1921年5月10日）和张闻天和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4月3日~18日；后收入《狱中记》一书，商务印书馆，1922）。前者指出“王尔德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以为人生应该艺术化”， 认为王尔德的“自我观念的过强使他成为乖僻的王子”，说“艺术是他人格的主调，装饰是他一生的享乐”；后者则对王尔德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作品的特点作了全面的评价，认为王尔德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这种死的、无味的、机械的社会，主张把人生美化、戏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罗曼史，一首田园诗”。这两文对王尔德的评价把握准确，而且中肯得体，可以说是当时王尔德研究最突出的成就。1925年，郭沫若在《生活的艺术化》一文中把王尔德奇装异服在伦敦招摇过市视为“生活艺术化”的外部生活形式，以此来“用艺术精神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对王尔德取一种完全接受的态度。1928年，又有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和陈独秀在《降纱记》序言（《曼殊小说集》，光华书局）中对王尔德和王尔德的《莎乐美》一剧的评价。与此同时，国外的王尔德评论的文章也被译介进来。如安德烈·莫罗亚的《从罗斯金到王尔德》（郭有守译，《金屋月刊》第一卷第5期，1929），本间久雄的《王尔德入狱记》（士骥译，《语丝》第五卷第43期，1930），罗伯特·林德《王尔德》（梁遇春译，《青年界》第三卷第1期，1933），纪德的《王尔德》（徐懋庸译，《译文》第二卷第2期，1935）。
而王尔德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最受人关注的自然是《莎乐美》，田汉不光是此剧的最有影响的译本的译者，而且是使该剧成功地在中国舞台上公演的第一位导演[16]，1929年由他执导，“南国社”表演的《莎乐美》轰动南京、上海两地，尤其南京的首演更是场面火爆。此后，即便王尔德已趋沉寂的三、四十年代，关于《莎乐美》仍不断有人谈及：茅盾有《王尔德的〈莎乐美〉》（《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中国文化报务社，1935）；朱湘有《谈〈莎乐美〉》（《中书集》，生活书店，1937）；胡洛有《〈莎乐美〉研究》（《胡洛遗作》，上海黎明书局，1937）；还有袁昌英的《关于〈莎乐美〉》（《行年四十》，商务印书馆，1945），足见该剧在中国影响之大。《莎乐美》还直接影响了王统照、郭沫若、白薇等现代作家的戏剧创作，这些进步作家对《莎乐美》的青睐是基于对此剧加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即把它作为反抗传统、批判现实、追求进步和光明的载体，田汉就说该剧：“对于反抗既成社会的态度最明显”，[17]这是王尔德作品在中国的独特境遇。
综观二、三十年代王尔德在中国的情况，可概括为一句话：译介为主，研究不足。王尔德各种文体的著述几乎都有译本，其汉译出版物的规模可领当时翻译著作的翘楚。但仅此而已，除了几部搬上舞台的剧作外，即便是其作品，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遑论最可讨论的王尔德文论，虽有译介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这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也与整个社会思潮、主张“为人生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左联这样的主流文艺思潮的钳制分不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后来成为革命者、民主主义者和干预人生的写实作家都曾经历过抛弃唯美倾向的转变，就是明证。所以唯美主义和王尔德往往作为激进的青年人成熟以前藉以吹奏的号角、藉以挥舞的旗帜，一旦激情消退、尘埃落定，它们就会遭到冷落。这是唯美主义和王尔德在中外的共同命运，值得人们寻思。
此后，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整整40余年王尔德研究在中国基本上是处于休眠状态。据河南师大中文系1979年所编的“上起‘五四’前后，下迄1978年”的《外国文学论文索引》记载，这几十年中“王尔德”条目下只有一条：“《快乐王子集》后记、再记，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8]其原因除了受前苏联影响动辄别、车、杜，把唯美主义一股脑儿、不加分析地视为“颓废”文学以外，还有极左思潮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文化、文艺领域的危害。
[13]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1923年9月，《北京晨报》；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14]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15] 周作人：《王尔德童话》，《晨报副镌》，1922年4月2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5，《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22页。
[16] 也有人认为，《莎乐美》的首演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有关。见袁国兴：《中国的话剧孕育与生成》，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
[17] 田汉：《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
[18] 卢永茂等编《外国文学论文索引》，“说明”；第276页，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