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王尔德本人为题材的戏剧、电影，主要涉及其传奇悲剧和他后期受审的经历。《泰晤时报》和《伦敦新闻画报》等媒体曾以《王尔德：同情的电影》（Rodert Morley,Oscar Wilde:Film of Compassion,The Times,26 May 1960）、《两个王尔德和三个查尔斯（卓别林）》(Dent Alan,Two Oscar and Three Charlies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1June 1960)和《王尔德的悲剧和电影的道德》（Baxter,A.B.,Oscar Wilde’s Tragedy and Morals of the Movies,Maclean’s Magazine,Toronto,18June 1960）等题目的文章来加以评述；由Micheál Macliammóir主演的、根据王尔德生平和作品创作的传奇剧《做奥斯卡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Oscar）也于此期在都伯林面世。以后，还有《我必须对我的朋友说》（I Must be Talking to My Friends,At the Aldwych Theatre London,June 196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Artist,At the Open Space Theatre,London,26 May 1971）、《严重有伤风化罪：王尔德三次审判》（Gross Idecency:The Three Trials of Oscar Wilde,by Moises Kaufman）和《犹大之吻》（The Judas Kiss,by David Hare）等剧，王尔德的生平和人格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关注，这固然由于王尔德本人具有一个艺术形象所需要的复杂性、多面性，更重要的人们已经逐渐开始把王尔德及其悲剧与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化联系了起来，把它看成为一个文化现象。
（三）近期（1981—迄今）
艾尔曼晚年出版了《王尔德》（Oscar wilde,New York:Alfred A.Knkpf，1984）,这是众多的王尔德传记、评传中一部迄今为止公认的最权威的评传。在这部评传中他对王尔德一生和创作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认为王尔德的反潮流“本质上是在指导，以最文明的方式剖析社会，并对其道德作烛照和反思，他清楚所有秘密并暴露一切虚伪，……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是在谴责社会罪恶的同时，或多或少具有启发同情的结果”；说王尔德“的语言是其最精彩的成就，认可和拒斥都是流畅的，它根据新的视角和新的原则作长篇叙述和评论”，说到王尔德的历史地位，艾尔曼说“他不是那种随着世纪的变化而丧失现实意义的作家。王尔德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才智是种更新的动力，与百年前一样与现实相吻。”[⑧]然而百密一疏，艾尔曼自然也会有差错，譬如，王尔德的嫡孙默林就责怪他把王尔德长兄威廉·王尔德（Willam Wilde）错拼成“Willie”；[⑨]另外，艾尔曼逝世不久，人们就发现被他当作“穿着莎乐美服饰的王尔德”那幅照片其实是1906年歌剧演员艾丽斯在科隆扮演莎尔美时的剧照。[⑩]但艾尔曼的传记仍不失为一部王尔德研究的抗鼎之作，后由斯蒂芬·弗兰（编剧、主演）和布莱恩·吉尔伯特（导演）合作改编成电影。如果说，艾尔曼的著作是王评中传记研究的集大成者；那么，科尔的《王尔德：一个守法的反抗者的作品》(Oscar Wilde:The Works of a Comformist Reb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则是王评中形式文本研究的集大成者。而此后，王尔德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趋向，即把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放在特写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但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那样注重社会决定论和作品对社会的反映，而是更注重社会意识和无意识在作品生产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这些从崭新的视角剖析王尔德的新著的问世无疑为王尔德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增添了清新之气。加尼尔（Regenia Gagnier）的《闹市中的田园生活：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W.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论王尔德的批评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New York:G.K.Hall & Co.1991）,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的《趣味的专业：亨利·詹姆斯、英国唯美主义和商品文化》（Professons of Taste:Henry James 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ty Press,1990）,贝克森的《1890年代的伦敦：一种文化历史》（London in the 1890s: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Norton,1992）,施米盖尔（Gary Schmidgall）的《陌生的王尔德：解读王尔德》（The Stranger Wilde: Interpreting Osc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e,1997）,卡洛韦（Stephen Callowy）和科尔文（David Colvin）的《王尔德的优雅人生》（The Exquisite Life of Oscar Wilde,Stewart Tabori & Chang,1997）,弗洛迪（Michael.S.Floedy）的《王尔德的受审：变态，道德和晚期维多利亚时期》（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Deviance,Morality,and Late-Victorian Socie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霍尔（Philip Hoare）的《王尔德的最后地位：颓废、阴谋和最荒谬的世纪审判》（Oscar Wilde’s Last Stand:Decadence,Conspiracy,and the Most Outrageous Trial of the Century ,Arcade,1998），马雷兹（Curtis Marez）的《其他沉溺：殖民主义的耻辱和王尔德的鸦片烟幕（2011、1改变）》（The Other Addict:Reflections on Coloialism and Oscar wilde’s Opium Smoke Screen,ELH,64.1,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 Press,1997）,古迪纳夫（Elizabeth Goodenough）的《王尔德：维多利亚时期的民间故事和其赎罪意义》（Oscar wilde:Victorian Fairy Tales, and the Meanings of Atonement,The Lion and the Unicorn,23.3,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 Press,1999）都是些有份量的文化批评的著述，让人们看到了唯美主义和王尔德自己也许不曾意识到的另一面，正是隐藏在文本中的无意识和非理性透露了文化的不可左右的霸权作用，或许当初的王尔德断不会认可这一点，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事，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不只是存在于艺术和知识这类东西当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当中，也就是说，文化从来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便是“纯而又纯”的“纯艺术”、唯美主义也摆脱不了或暗合了日常生活的某种态度，更不要说此后势不可挡的大众文化的泛滥其实是与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和商品文化密切相关的。谁又能无视这些呢？君不见像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学院派大师不也主张“填平雅俗鸿沟”？正是诸如殖民主义、同性恋亚文化、女性主义……，成了拓展了视野的王尔德研究藉以利用的武器，为我们展示了王尔德作品中以往不为人注意的深层意蕴，这是非文化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境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者也并不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如前所述，他们注意文学的外部关系（如韦勒克所区分的那样）并不是要走社会批评的老路，而是旨在揭示文学的普遍的心理内容，所谓“集体无意识”是也，这是传统社会学批评和新批评所忽视、所隔膜、所缺失的。因此，在补充了新的武器的同时，为他们所驾轻就熟的文本形式批评还时有操用。如加尼尔在他的《论王尔德的批评集》中的选文，就既有偏重文化批评的第一、第四部分，又有偏重文本和结构主义的第二、三部分，这种兼容并蓄也不失为现代王尔德研究丰富多彩的标志。
此外，近十几年中具有影响的王尔德研究著作还有：贝伦德（Flangan P.Behrendt）的《王尔德的**和美学》（O.W.: Eros and Aesthetics,London:Macmillan 1991）是一部以王尔德戏剧中的花花公子和同性恋迹象为研究的著作。桑德雷斯库（C.George Sandulescu）的《重新发现王尔德》（Rediscovering O.W.,1994）则收集39篇当代重要的王评文章，既有像《王尔德的戏剧思想》（by Joseph Donohue）、《王尔德的戏剧策略》（by Iréne Eynat-Confino）、《王尔德和欧洲戏剧》（by Peter Raby）这样的宏观研究；也有《〈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伦理和美学》（by 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和《王尔德的亨利·沃登形象的知识分子俏皮话》（by Jean M.Ellis D’Amico）这样的集中于作品某一点的微观研究；更有诸如《从失去棱镜到误解：王尔德和当代理论》、《再现爱尔兰的王尔德》、《再现拉丁美洲的王尔德》这样的文化的、现代的研究。既有传统美学的分析；又有从语言、从形象反身到读者、读者—定向、同性恋等时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可谓多元杂陈，百花齐放，是现代王尔德研究的缩影。雷比（Peter Raby）的《王尔德》（Oscar wilde,Can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认真的重要〉：读者指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A Reader’s Companion,New York:Twayne,1995）、《剑桥指南：王尔德》（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等也是取各家之所长，尤其是《剑桥指南：王尔德》，并不限于编者雷比自己的文本形式的观点，也包容了包括《王尔德和维多利亚时代》（by Regenia Gagnier）、《一次致命的裁决：王尔德，女演员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by Kerry Powell）等这样的文化批评。此外，还有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王尔德：现代批评观》（Oscar wilde:Modern Critical Views,New York:Chelsea House,1985）、《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现代批评解释》（Oscar wild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Modern Cr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Chelsea House,1988）。这都是一些具有时代风貌的当代王评成果。而谢弗和普索米亚迪斯（Talia Schaffer and Kathy Alexis Psomiades）的《女性与英国的唯美主义》（Women and British Aesthsticism,Charlottesvlle and London:Univere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9）则为人们发掘出闻所未闻的近30位那个时代的女性唯美主义者，展现了唯美主义的新成果。
对王尔德的生活和文学的评论历来见仁见智、聚讼纷纭，但八、九十年代后的评论明显趋于宽容、客观和公正，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越发注重王尔德的文学建树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九十年代后，王尔德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新的一轮“世纪之末”似乎使王尔德再次成为英美等地的热门话题。1993年4、5月间，关于王尔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和摩洛哥蒙特卡罗举行，自1995年王尔德入狱一百周年开始，英国的媒体以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纪念王尔德。为纪念王尔德《认真的重要》、《一个理想丈夫》上演百年，在伦敦的西敏寺诗人角举行隆重的庆典，并为王尔德设立彩色的展览橱窗；伦敦和都柏林分别举行了王尔德纪念碑揭幕仪式。王尔德孙子默林的《王尔德纪念册》也分别于1995、1996在法英两国面世。临近王尔德百年祭日时，活动就更为频繁。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了多次王尔德学术研讨会。英国小说家、曾担任艾尔曼的传记《王尔德》改编成电影的编剧和主演的明星弗莱（Stephen fry）曾《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说王尔德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在欧洲被阅读最多、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作家”，“王尔德如今却处于波西米亚王子的地位：对于那些希望向艺术和美表示忠诚的人们，他是近似救世主的人们；对于那些近来方有合法性恋地位且需要英雄和殉道者的人们，他是一个圣人；而对于那些从青少年时代就瞥见自我实现可能、现今在资产阶级边缘惊惧地颤抖着的人们，他又是一个行为楷模”，说王尔德“与基督的一生比较，相似之处明显存在”。爱普斯坦（Jason Epstein）也在《纽约书评》上撰文称“王尔德用他的花花公子面貌和极端的唯美主义来挑衅的不单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所挑战的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顽固的礼法。”[11]美国《时代》周刊把王尔德与狄更斯相提并论，说他们的差异就如“今天的汤姆·沃尔夫之于约翰·厄普代克”。2000年新版《王尔德全集》、《王尔德书简全编》和新的传记《王尔德的世界》、《阿·道格拉斯传》都相继在年末出版。伦敦的纪念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热闹非凡。[12]
[⑧] Richard Ellmann,Oscar Wilde,New York:Alfred.A.Knopf.Inc.,Introduction,p.xvi~xvii.
[⑨] Kal Beckson,The Oscar Wilde Encyclopedia,New York: AMS Press,Inc.1988,Introduction,p.x.
[⑩] Richard Ellmann,Oscar Wilde,New York:Alfred.A.Knopf.Inc.,Introduction,p.428；Joseph Donohue, Distance Death and Desire in Salome, Peter Ra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10~12页。
[11] 见苏福忠：《读点王尔德》，《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5日，第17版；《王尔德全集》，第六卷，第828、829、830页。
[12] 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