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第二个高潮期
王尔德的研究在中国的第二个高潮期是随着拨乱反正后“文艺的春天”的到来而来到的。方平先生的《快乐王子——王尔德》（《艺术世界》，1980年第2期）是新时期中国关于王尔德的第一声破冰之啼。在此后20年中，我国的王尔德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所有的王尔德作品都有了新的译本，有近百篇王尔德研究论文浮出水面，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一批王尔德研究力作，使我国的王尔德研究逐渐与世界接轨，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和能量的积聚。80年代初，关于王尔德的介绍性的文章陆续发表，好像王尔德才刚刚被引进似的，一个几十年前的老面孔在新的一代人面前由于陌生而产生新鲜感本来也是常情，但这却决定了拨乱反正时期的王尔德研究一开始是难以超越几十年前的研究水平的，它基本上是种恢复性的介绍工作。金福的《奥斯卡·王尔德与〈道林·格雷的画像〉》（《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陈挺等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语文学习》，1983年第1期）、戈宝权的《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读书》，1983年第7期）、肖津的《奥斯卡·王尔德和他的作品》（《译海》，1984年第4期）、倪庆饩的《王尔德·唯美主义·〈莎乐美〉》（《外国文学欣赏》，1984年第4期）都属于此类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大多用过半的篇幅介绍生平、创作，即使涉及作品也是以叙述介绍情节内容为主，缺乏深入的剖析。
1985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对王尔德的评价趋于客观、辩证。人们已经不下再囿于把唯美主义和王尔德视为颓废的传统偏见，开始从其作品着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艺术得失，大胆给予恰当的肯定。诚如曾杰在《简论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文中不愿拾他人牙慧把王尔德作简单化的分析时所说：“我们不能把唯美主义同形式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来否定他的作品本身。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是我们正确评价王尔德的正确途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诸如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文章并没谈清，但有了比较正确的方向，何愁没有进一步的发现呢？肖锡强的《王尔德〈诚实的重要〉思想探微》（《广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居无喧的《唯美主义和〈道连·葛雷的画像〉》（《中文自修》，1984年第3期）、李万钧《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名剧〈莎乐美〉》（《福建戏剧》，1985年第2期）、陈立富的《奇特·巧妙·含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读后》（《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郝振益的《滑稽与严肃的结合——评王尔德的喜剧〈厄涅斯特的重要〉》（《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都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还王尔德一个在艺术上有所探索、有所建树的真实面貌。第二，对王尔德的宏观研究开始起步。作为唯美主义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就对唯美主义本身来说，王尔德最大的建树应该是在理论上，“五四”以后的中国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并没有忽视对他文论的介绍，但把他的理论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研究一直是中国王尔德研究的弱项，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对王尔德的宏观研究的尝试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杨江柱的《王尔德的创作与唯美主义》（《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瘦竹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和他的喜剧》（《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1期），杨文视野开阔、笔力浑厚，陈文材料充分、剖析精当，都堪称此期王尔德研究中的佳文。还有晓伍的《关于王尔德唯美主义理论和喜剧创作》（《外国戏剧》，1985年第4期）、郝振益的《王尔德喜剧艺术的魅力》（《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吴学平的《论王尔德的创作个性》（《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张建渝的《试论王尔德散文叙事作品中的童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都是第二个高潮期第一个10年中王尔德研究颇有价值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研究的解冻，对王尔德的著作的重新翻译也提到议事日程。1983年，由钱之德翻译的《王尔德选戏剧》（花城出版社）出版。此后，对王尔德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论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光《道连·葛雷的画像》这部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80年代后起码出现4个译本，它们分别是：老翻译家黄源深原名旧译（收入《王尔德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老翻译家荣如德的原名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2；收入《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彭恩华的原名译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姜允麟改名为《灵魂的毁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此外，飞白、赵澧、黄杲忻、文心等都曾翻译过王尔德的诗歌；杨烈、汪培基、杨恒达、杨慧林等也都翻译过王尔德的文论；蔡新乐翻译了弗兰克·哈里斯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世纪之末我国王尔德著作的出版也达到了空前水准，尤其值得一说。当王尔德百年忌日到来之际，与国外的王尔德热再度兴起相呼应，我国出版界也积极筹划了新的举动，1998年南海出版公司和台湾强业出版社率先同时出版了孙宜学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来自深渊》），上海三联书店也于1999年出版了张介明翻译的《王尔德读书随笔》，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分别推出《王尔德作品集》和《王尔德全集》，2001年由李芬芳翻译、余光中作序的维维安的《王尔德》（上海：百家出版社）的面世，这些都使王尔德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普及。
随着对王尔德著述的全面掌握，上世纪90年代迄今的中国王尔德研究得到了全面推进。首先，继80年代后期的宏观研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思想、文艺观及其在作品中的反映得到全面的、准确的把握已经成为可能。所谓全面即是不再孤立地给王尔德唯美主义下定义，而是既把它放在19世纪英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又把它与此后五花八门的现代意识结合起来考察；所谓准确即是掌握其思想内涵中的精髓，不拘泥于诸如花花公子、颓废这样的表面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充分的材料支撑下的条分缕析。如崔海峰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评析》（《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吴学平的《反叛与超越——论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说》（《上海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对王尔德艺术是“撒谎” 的主张及其技巧，他的“生活摹仿艺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薛家宝的《唯美主义》（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虽不是王尔德专论，但大量涉及王尔德言论及其创作，以已有的中文材料对他作了较全面的观照；杜吉刚的《王尔德“个人中心主义”美学体系理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则剖析了王尔德唯美主义的言论的生发点和逻辑起点；肖名丽的《论王尔德的现代意识》（《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从语言、风格和人格、主题几方面谈王尔德对艺术新、奇、美的追求，把艺术表现范围拓展到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等现代意识；孙国瑾的《王尔德与唯美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1期）对王尔德的艺术游离人生、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艺术先于生活等观点进行了梳理；还有赵柏田的《深处的美学——关于王尔德狱中书简的若干条笔记》（《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6期）对王尔德《来自深渊》的剖析也属此类文章；李元的《唯美主义的浪荡子——解析王尔德的矛盾性与自我塑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则视王尔德的生活和创作的矛盾性是其自我塑造的手段。而深厚的学养使陆建德的《声名狼藉的牛津奥斯卡——纪念王尔德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另见内容更全面的《王尔德全集·中文版序》，2000年）成为这种全面论述的佼佼者。这些文章所涉问题也许并不新鲜，但往往是过去或者语焉不祥或者讲到而未讲透的问题。而同类文章中最有意义的当然是那些结合创作的论述文章。如袁霞的《唯美主义文艺观的生动体现——试评王尔德的喜剧》（《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陈爱敏《王尔德悲剧形象塑造的审美追求》（《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李勤《从〈真诚的重要性〉看王尔德喜剧的特点》（《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胡德映的《谈王尔德〈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中人名意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杨霓的《论王尔德的喜剧中的花花公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董春萍的《纯美罂粟的毁灭——谈〈莎乐美〉的唯美主义的悲剧主题》（《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这些文章一反视王尔德喜剧为社会风俗剧和讽刺剧的传统的观点，而是把纳入唯美主义思想理念下进行烛照，这不啻在告诉人们：即使王尔德的喜剧确乎具有类似伯纳·萧喜剧的因素，但这种喜剧因素也是具有王尔德所信奉的唯美主义特点的，如享乐主义、玩世不恭、花花公子就是最具唯美主义的“人生艺术化”的特点。而殷企平《王尔德小说理论刍议》（《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另见殷企平等著《英国小说批评史》第二篇第五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张介明的《从〈道连·葛雷的画像〉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张竹筠等《以艺术的精神看待生命——谈王尔德的童话美》（《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彭莉《论王尔德唯美主义和童话的契合》（《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凌茜的《省悟·良知·爱——浅析王尔德〈夜莺与玫瑰〉的创作初衷》（《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还有王琼的《“受观”的重要性——〈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王尔德之“美”及其特性》（《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徐正芳的《试论〈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心理象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赵江云的《主体·语言·唯美——论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玉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等等，则都是试图以王尔德的小说、童话来印证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使王尔德的理论不惟初创、建构意义的那种理论上的空洞、驳杂，而是能够在其叙事作品中得以坐实；并且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学演变的视野下给以剖析和甄别。所谓“准确”的意义就在于此。
其次，西方王尔德研究的文化批评倾向的中国化。正是有了这一点我们才敢说中国的王尔德研究正在或已经赶上了世界的步伐。吴学平等《论东方文化对王尔德的影响》（《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何镇飚的《王尔德的〈莎乐美〉及其文化影响》（《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都是属于文化批评的尝试，而又以刘朝晖的《王尔德与解构主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这样以当今世界最为时髦学说解读王尔德的论文为此类文章中的佳作。而同类研究中，成就最大者当推北大的周小仪。自1994年起，周小仪先后发表了《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奥斯卡·王尔德：十九世纪末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王尔德笔下的伦敦：艺术与社会的空间》（《外国文学，1995年第6期》、《王尔德和他同时代的评论家》（《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7年）、《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王尔德、纨绔子与唯美的生活方式》（刘意青等主编《欧美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消费文化与审美覆盖的三重压迫——关于生活美学问题的探讨》（申丹等主编《欧美文学论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等文章，从与唯美主义追求超功利的“纯文学”的反面——消费和时尚文化的角度去考察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的深层意蕴。尽管与西方的类似研究一样，迄今此说也只限于一家之言，并非已为公认的共识；然其开拓意义和跳出思维惯性的羁绊，谋求新的探讨、研究角度的胆识是颇有启发和值得肯定的。正如作者在他上述论文基础上辑集而成的专著《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后记中所写：“虽然对于这些美学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展开，但是一个基本观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在一切看似普遍性的价值背后，隐藏着绝对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内容可以是资本的控制，可以是性别的压迫，也可以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霸权关系。我们对生活艺术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揭示了资本对于感性的控制；在关于人体的审美注视的讨论中描述了资本扩张的结果之一的性压迫……我们认为，在文本和历史之间，在文化现象和权力关系之间横亘着一道语言和心理的中介。它通过文本的无意识发生作用；它在非理性层面上展开。”[19]此前周小仪的还以英文专著Beyord Aestheticism:Oscar Wilde and Consumer Society(《超越唯美主义：王尔德和消费社会》，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6)填补了我国王尔德研究外文专著的空白，表述了与上述著述基本相类似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周小仪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王尔德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复次，比较文学的方法在王尔德研究开始运用。其实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或者说是比较文学的题中之义，反过来，无论影响比较抑或平行比较都与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相关，周小仪的研究同样也可被视作比较文学的方法，只是为了突出中外王尔德研究某种默契我们才作上述的归类。但比较文学的方法也确实不失为一种打通地域局限、融会中外思维所长的研究方式，而为当代中国学人所青睐。在王尔德研究中，崔海峰的《关于美的价值和艺术自律——王尔德与王国维美学观的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在将王尔德和王国维的比较中，正确地指出了王尔德的唯美是以牺牲真（现实）和善（功利、道德）为代价的。冯涛的《王尔德与丁西林：机智喜剧之比较》（《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则认为与丁西林相同，王尔德喜剧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机智，而王尔德的独特之处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肆意嘲弄，而丁所长之处则为对人物的个性和微妙的心理的把握。诸自刚的《沙果树枝头的金苹果——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与〈圣经〉之关系》（《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李小驹的《王尔德的〈莎乐美〉及其圣经原型》（《襄樊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谈瀛洲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则是几篇明显的影响研究的论文，旨在说明王尔德对《圣经》题材的运用和改写是与其文学的“谎言”，与其平衡肉体与灵魂的唯美道德相合拍，同时也以此来抗争社会。张昀韬的《简论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小说的唯美特色》（《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则指出与谷崎润一郎追求唯美主义的极端化、绝对化相比，反映在道连身上，王尔德尚有一丝道德感，说明追求感性美、非道德、艺术至上作家的殊途同归的倾向。这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本所作的比较研究有时确实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启示，为我国王尔德研究增添了异样的色彩。
最后，我们不妨引用陆建德先生的一番话作为本节结语：
经过文革的浩劫和改革开放头十年的躁动后，我们的社会已经相对成熟，文学界的视野更为宽阔，学术界对王尔德和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解、研究也大大超过了二、三十年代的水平。[20]
笔者认为：这基本附合事实，并非应景和夸饰之言。
[19] 周小仪：《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246页。
[20] 陆建德：《王尔德全集·中文版序》，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1卷，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