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路易丝•科莱 1853年8月27日
我们应尽量成为精神，只有这种超脱能使我们得到人和事的更丰富更广泛的认同。
在中世纪人们为公驴和母牛祝福，真棒。卑贱将变成智慧。在这方面，科学已走在前头。为什么诗不走得更快些？——应当永远让诗超过我们自己。
致路易丝•科莱 1853年9月16日
艺术生活犹如攀山。艺术品质。
任何东西只有努力才能得到；做什么事都有牺牲。珍珠是牡蛎的疾病；文笔也许出自更巨大的痛苦。艺术家的生活，或者不如说一个待完成的艺术品，岂非酷似待攀登的大山？那是艰苦的旅行，要求顽强的意志！首先，你在下面看见高高的山峰。在云端，它闪着纯洁的光，它高得令人胆寒，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激励你攀登。你启程了。然而，每走到一个平顶，山峰都在升高，天边也在往后退，你遇到一个个悬崖峭壁，你头晕眼花，你感到气馁。天寒地冻，一路上，高原无休止的暴风雨将你的衣服撕去最后一块布片。你永远迷路了，显然达不到目的了。此时此刻，你会考虑到你经历了多少疲惫，你看看你皮肤上的裂口会感到恐怖。但你只有一个难以抑制的欲求，那就是继续往上攀登，攀登到顶，死了拉倒。不过，有时从天空刮来一阵风，在你头晕目眩之际为你展现出数不清的远景，无垠的、美妙的远景！在你下面两万尺的地方，你看见了人，一股从奥林匹斯山吹来的微风充盈着你宽广的胸膛，于是，你会把自己看作巨人，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底座。接着，又起了雾，你继续摸索着，摸索着前进，在攀登悬崖时擦伤了指甲，在寂寞中你哭了。那又何妨！让我们死在雪地里，让我们在欲望的白色痛苦里，在思想急流的汩汩声里死去，脸朝向太阳！
艺术的首要品质，它的目的，是幻觉。感动（要使人感动往往需要牺牲一些诗意的细节）完全是另一种东西，而且层次较低。我在看一些一文不值的情节剧时曾哭过鼻子，而歌德却从没有让我的眼睛湿润过，除非为了赞叹。
致路易丝•科莱 1853年9月30日
构思的益处（参看1853年9月30日致路易丝•科莱）。散文的内蕴。
在写作中体验到的所有困难都来自缺乏条理。我现在就认定这一点。假如你拼命寻求某个句子结构或某个表达方式而不得，那是因为你没有构思。形象，或者脑子里非常明确的观念，必定会把字词带到你的纸上。后者产生于前者。构思周全的东西，等等。
构思周全的东西，等等，语出布瓦洛《诗艺》：“构思周全的东西陈述也明确”。
散文是一种非物质的艺术（它对感官影响不大，它缺少引起快感的一切因素），它需要塞满东西而别人还发现不了。然而，诗中塞进最少的东西也会显露出来。因此，一句散文里的最没有被察觉的比喻都可以产生一首十四行诗。散文具有许多中景和远景。诗是否应该具有这些？李健吾《福楼拜评传》解读：诗是一点点全显出头面，散文是揌满了东西，还要叫人看不出来。在一本书里面，好像在一座森林里面，句子应该和叶子一样乱动，不同于它们的相同之中。福氏有意提高散文，至少高到诗一样的艺术的地位。（P.290）
致路易丝•科莱 1853年11月25日
你总把你的构思和你的感情混在一起，而这种混淆既削弱了你的构思，也妨碍你享受你的感情。
致埃德玛•罗歇•德•热奈特 1861年（？）
关于主题。崇尚古风（参看1844年6月7日致路易•科姆南的书信）。
……好的主题，就是贯穿全局、一气呵成的主题。这是产生其他一切概念的主要概念。人不可能自由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主题不可以随便选择。读者大众和批评家都不理解这一点。而杰作的秘密正在于此：即在于主题与作者的气质协调一致。
我觉得古人的感伤比现代人的感伤更深沉，所有现代人都多少有些低估黑洞以外的不朽性。而对古人来说，这黑洞就是无限本身；他们的梦很清晰，并在漆黑的、永恒的深凹处经过。没有喊叫、没有痉挛，只有一张固定不变的沉思的脸。诸神已经不复存在，而基督还没有诞生，从西塞罗到马可•奥勒利安，曾有过惟一的一段以人为本的时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再见过那样伟大、庄严的东西。
马可•奥勒利安（约215-275）古罗马皇帝，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有《沉思录》享誉于世。
致圣伯夫 1862年12月23至24日
就小说《萨朗波》的写作问题驳圣伯夫。小说创作观念。
我认为夏多布里昂的写作形式和我的写作形式似乎是根本对立的。他从想象的观念出发，幻想一些典型的殉道者。而我，我却愿意把幻影固定下来，同时把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用于古代[这里的古代是指《萨朗波》这部古代迦太基题材的小说]，而且我尽量写得简明。您爱怎么笑就怎么笑，是的！我说的是简明，而不是简单。
根据各种可能和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我写了一些很像迦太基的东西。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我根本不在乎考古学！如果我的小说色调不统一，细节不协调；如果人物的道德品行不从宗教产生，事件不从情感活动产生，而各种性格又没有连续性；如果服装不合乎习俗，建筑不合乎气候；总之，如果没有和谐，我就有错。否则就没有错。一切都站得住脚。李健吾《福楼拜评传》解读：我们不应该抛开内容谈形式，更不应该抛开形式谈内容。意识的成就是一，是谐和，是完整。（P.132）
致勒洛阿耶•德•尚特比小姐 1863年10月23日
作结论是艺术的致命伤。
……坦率说，艺术不应该被任何学说用来做讲坛，否则便会衰退！人们想把现实引到某个结论时总是歪曲现实，而结论却只属于上帝。再说，难道只凭虚构的小说情节就可能发现真理？历史，历史和博物学！那才是现代的两位缪斯。凭借它们才可能进入新的天地。我们不能回到中世纪。让我们“观察”，一切都在其中了。也许经过几个世纪的学习研究，某个人可以作出概括。想作结论的狂热乃是人类最致命最无结果的怪癖之一。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都硬说自己拥有上帝，说自己可以测量无限，并了解获得幸福的秘方。多么傲慢，又多么微不足道！相反，我看见最卓越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品都从不做结论。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所有上帝的长子都提防自己做再现以外的别的事情。我们想登天，那好吧，让我们首先拓宽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灵！我们心比天高，却都陷在齐脖子的烂泥里。
致乔治•桑 1866年12月5日
小说不要表达作者意见。
——艺术并非专为描写例外。——再说，我对在纸上写下我心中的什么东西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反感。——我甚至认为，小说家“没有权利（在任何书刊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上帝难道说过自己的意见？这说明为什么我心里有许多东西让我感到窒息，我想吐出去，却咽了下去。其实，有什么必要说出来！偶尔遇到的任何人都比居斯塔夫•福楼拜先生更有趣，因为此人更一般，因而也更典型。李健吾《福楼拜评传》解读：司汤达充满了自我，巴尔扎克也喜欢插嘴，唯有福氏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艺术家的追求，假定我们可以将形式内容分开，是形式的终极完美。这里第一个忌讳，便是作者的冒昧的打岔，破坏它的一致。我们知道一件艺术品的根据是它的作者的性情。但是性情是缄默的，你感到它强烈的存在，然而你听不见它丝微的呼吸。……从作品删去作者的意见，不是从作品删去作者的性情：这是极大的区别。《包法利夫人》第一次完成福氏的希望，完成巴尔扎克的希望，使小说进于艺术的高尚的境界。根据他艺术的见地，福氏更进而还事物各自的本来面目。自然是什么样子还它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用不着画蛇添足，写成“例外的事物”，耸人听闻。小说家的态度，应该和科学家一样，是客观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我们回看以往的小说，就知道福氏造诣的高深。……《包法利夫人》结束住以往的小说，成就于它艺术的形式：它的出现是近代小说的一个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作家知道便是小说，也必须好好地写出来。这不唯是一部模范小说，而且是一篇模范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