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的一个夜晚，巴尔特做了一场噩梦，纳粹的汽车呼啸而过，随后一阵残忍的枪声刺耳地响起，协助“电报组”的农场主倒在血泊中。他必须立即转移！他在睡梦中起床，摔倒在地，摔断了臀骨，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到了9月，我和弗兰克采访在他时，表示要把他的战争经历记录下来，留给他的子孙们看。对比他在2012年复活节晚上的讲述，他的语调似乎轻松了一些。或许他不想让后代承继他的沉重？
他在战后丢弃了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臂带、地下出版物，还其它的一些纪念品。他去过阿姆斯特丹多次，但从没参观过“地下抵抗博物馆”。在将近70年里，他从不谈论战争，因为每每想起，晚上就会失眠。现在他足够老了，似乎终于可以正视，希望放下一副精神的重担。他坦承自己仍不时想起“野汉克”，对“野汉克“当初是否叛变产生疑问。他说：“你可以信任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在战争中最深的体验，是对信任问题的迷惑。人生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任，可是哪一个人值得信任？即使信任一个人，又能到什么程度？”他举了电影《黑皮书》中的情节做例子。《黑皮书》是荷兰著名导演保罗·范霍文在2006年拍摄的，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对比范霍文的第一部表现二战中荷兰青年经历的作品《青葱岁月》，《黑皮书》沉重而深刻。在影片中，美丽的犹太女子蕾切尔和她的家人刚逃过纳粹的抓捕，来不及喘息又遭到德国军船的扫射，只有她一人幸存。她躲避在暗处，把叛徒的样子牢牢记在心上，一直为寻找他而孤注一掷。后来的一个细节很经典：蕾切尔向熟识多年的律师借钱，律师给了她几叠钞票和一把钻石，让她打借条，她看都不看立即签字，律师问：“你都不数一数？”她说：“不用了，我信任您。”律师告诫：“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时代变了！”地下抵抗组织的一位领头人让她以歌手身份混进德国阵营中，去搭救他被逮捕的儿子。她成功俘获了德国军官的心，不料形势急转直下，她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最后发现，地下抵抗组织里的勇敢的汉斯，竟是许多同伴和犹太人被害的罪魁祸首。
巴尔特说，“即使在死前的最后几分钟里，我都会思考信任的问题。”
2016年，他决定搬到另一幢老人公寓里，执意丢弃所有“多余”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书，几十年来他收到的信件、节日贺卡。我在帮他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亲友、扬、“野汉克”等在二战期间的照片，还有英国飞行员送给他的战时铜铸硬币。他以为自己早失掉了那枚硬币，拿起来仔细端详了很久，仿佛5年的战争岁月都被熔铸其中。
圣诞节那天，巴尔特来我们家吃晚餐。他刚读了我的散文《背灵魂回家》的英文版，执意想看看我父亲留下的藏书，因为他的父亲约翰尼斯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书在二楼的书房里，得上二十几个台阶，但他自从一年前摔断了臀骨，再没爬过楼梯。我建议拍张照片给他看，但他坚持扶着护栏攀登，“亲历现场”。他在怀着浓厚的兴趣看完了我的中文书后，不要搀扶，一步步极其缓慢地走下楼梯。我望着他的背影，似乎看到在荷兰中部平展的田野上，那个骑自行车飞奔的年轻人，穿着被风尘磨损但不失讲究的黑色制服，心中藏着多少无言的情感，渴望和平，恐惧死亡，还有对敌友的迷惑，那炙烤他一生的问题。窗外的狂雪似乎冲破玻璃，弥漫了我的双眼。
告别时，巴尔特照例给了我纯荷兰式的亲吻：从左面颊到右面颊，再回到左面颊，最后是热烈的拥抱。
(2017年3月定稿于多伦多)
（参考资料：二战中的荷兰《荷兰联合时报》2016-05-01作者：甘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