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荷兰就建立起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至1940年，约800万人口的信息，包括宗教信仰，全被登记在册，一目了然。全国犹太人有14万，而霍赫芬市大约有300名。这些犹太人的祖先在1755年搬到霍赫芬，务农经商，养育后代，早已落地生根。
梵尼一家一直和犹太人相处和谐。巴尔特记得在中学暑假里的一个星期六，父亲在布道之后，对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父亲已是远近闻名的牧师，博学睿智，口才犀利，但为人并不张扬，即使准备做重要的事情，也只说去“散散步”。
两人来到了地处平民区的拉比的家。拉比在犹太教会中身份特殊，既是学者、老师，还在教会仪式中担当主持，但他家的房子比巴尔特想象的还要窄小简陋。拉比四十左右年纪，留着络腮胡，正坐在起居室里读经，并未起身迎接。
父亲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说：“教徒们给了一些捐赠，要我把它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去，我想交给你最合适，你会派上用场。”城里的犹太人生活窘迫，犹太教会难以为继，是不争的事实。
拉比抬起一双黑眼睛，神情淡漠地摇摇头，“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收。”
“哦，是这样，那我把它放到楼梯的台阶上吧。”
“不行，按教规真的不能收，留到台阶上也不可以，”拉比仍然拒绝，“回头我到你家去取。”
梵尼父子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拉比来取捐赠，竟然没想到星期天是基督教徒的“安息日”，不该上门打扰。父亲把捐赠给了拉比，但这桩趣事成了家里晚餐桌上的笑谈。
从1941年1月起，德国纳粹要求所有荷兰犹太人重新登记，对他们进行种族隔离，禁止他们骑自行车、进入游泳池、电影院等公众场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过了不到一个月，纳粹更肆无忌惮起来，在两天内就逮捕了阿姆斯特丹的400多名犹太人，把他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暴行震惊了民众。而更令人愤怒的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NSB）”成员在其领导人安东·穆賽特的指使下，也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荷兰gcd在荷兰宣布投降的次日，就召开会议，创立了全国首个抵抗运动组织，吸收成员多达25000人。到了1941年2月，由号召组织了阿姆斯特丹全市总罢工，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时间工人罢工，学校罢课，电车火车停运，城市陷入瘫痪。人们走上街头，谴责纳粹、声援犹太人。德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当场造成9死24伤的惨剧，还逮捕了许多抗议者。阿姆斯特丹市的罢工虽然平息了，但罢工浪潮席卷临近的哈勒姆和乌特勒支等市。纳粹恼羞成怒，不但残酷镇压，还对罢工城市罚款，其中仅对阿姆斯特丹就罚了1500万荷兰盾，还把市长撤职，换成了亲德的荷兰人。2月罢工不但是荷兰，而且是欧洲首个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唤醒了欧洲人的抵抗意识。
1942年春季，纳粹在荷兰各地加速迫害犹太人的步伐，在霍赫芬，首先强行关闭了犹太人教堂。
当天晚上，拉比悄悄地敲开了梵尼家的门。他站在起居室中央，脸色比平常更加严肃，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祷告披肩和两个卷轴，郑重地问：“我的处境越来越不安全了，我能托你们保管吗？”纯白丝绸的披肩是长方形的，两头印有宝蓝色的条纹，四角缀着流苏，在灯下散发着优雅的光泽。他跪下来，把卷轴放到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手抄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说：“这个祷告披肩被传了几代人，手抄圣经更是我们教堂的珍贵收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纳粹捣毁了犹太教堂里的所有圣物，幸好我最近每天把它们带回家，才躲过了一劫。”
巴尔特和他的父母理解犹太人对耶和华的敬虔，还有对前辈的手抄经卷的尊重珍视。约翰尼斯把《希伯来圣经》缓缓地卷好，说：“谢谢你的信任！我们家人会把它们一直带着身边。”
巴尔特和父亲送拉比出门。拉比在和他们拥抱后离开，在残阳的微光里一步三回头。对于拉比，放手多年来虔诚地朝夕守候的圣物，无疑是灵魂上的生离死别。
入夏后，纳粹愈发猖狂，控制了荷兰东部德伦特省的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难民营，把它变成中转站，先把附近的犹太人运到那里，随后运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很快押到刑场或毒气室杀害。
10月初，巴尔特接到消息，母亲得了急性肺炎，就从学校里回家看望。临出发前，雅各来到他的宿舍，手里提着一个精美的红色真皮手提箱。雅各像换了一个人，衣衫不整，眼神忧郁。几个月前，他得到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的聘请，只待毕业后，就开始职业医生的生涯。父母送给他这只手提箱做生日礼物，希望他带着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刚刚接到通知，医院因为他是犹太人取消了对他的聘请。
“我再也用不上了，送给你吧。”雅各凄然地说。
巴尔特当然拒绝，“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你一定收下！我还不知道哪天被圈走呢。”
“那这样吧，我先替你保存。等局势改变了，你还会有工作机会，我再把它还给你！”巴尔特最后说。
巴尔特带着雅各的手提箱回到家，把它交给母亲保管。父亲已成为省内地下抵抗组织的一位领导人，非常忙碌，很少能见到他的面。
几天后，父亲回家了，母亲的身体也有好转。难得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餐。这时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父亲去开门，和来访者低语了一阵，就匆匆道别。他回到餐室，对巴尔特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父亲严峻的脸色、低沉的声音都表明了事情的危急，那绝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散步”。母亲问：“饭还没有吃完呢，总不能饿着肚子‘散步’吧？”父亲摇摇头，“一刻都不能耽搁！”
来访者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通知父亲NS铁路公司已把一列家畜货车停进了霍赫芬的火车站，纳粹第二天将把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抓起来，运送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而霍赫芬离韦斯特博克还不到20公里。NS铁路公司是荷兰人的公司，居然助纣为虐，每运送一百个犹太人，从纳粹那儿领480荷兰盾的运输费，大发国难财。在全国已有九个地下抵抗组织以帮助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儿童逃脱为使命，还帮助他们伪造身份证件。抵抗组织在霍赫芬连夜采取紧急措施，已安排好卡车，在归正会大教堂的门口等候，送犹太人到附近的Nieuwlande和其它小镇躲藏。
父亲在霍赫芬生活了十几年，走访过许多家庭，几乎认识每一户犹太人。他们先来到雅各的父母家，却碰上了门锁。据邻居讲，雅各的父母同时生病，住进了医院。医院向他们保证不会让德国党卫军靠近病人。两人听了，稍微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敲响了拉比的家门，父亲低声说：“明天德军就要抓犹太人了，把你们圈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去，赶快带上贵重东西，躲起来吧！请到归正会教堂附近集合，有人接你们，帮你们安排地方躲藏。”
拉比摇摇头，固执地说：“犹太教堂在这里，我就永远不会离开。”
“生命更重要啊。”巴尔特劝说。
拉比还是一口拒绝。
父子俩不敢多耽搁，立即奔向下一户犹太人家。已过了晚上8点钟的宵禁时间，他们顶着秋风，谨慎地穿街走巷，担心被纳粹发现遭逮捕。
犹太人不相信他们带来的消息，“不，德国人不会这样对我们的！”
“纳粹已经在别的城市抓走很多人了。”巴尔特说。
犹太人还是摇头，“那些人有犯罪记录，只是个别的情况。”
约翰尼斯最后请求：“请你转告你认识的犹太人吧。”
类似的对话不断地重复，父子俩渐渐地口干舌燥，焦灼不安。难舍家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料到犹太人还对纳粹抱有幻想。到了后半夜，气温骤降，他们冷得全身直打哆嗦，心力交瘁。只有一位瘦小的犹太女子答应道：“我听你们的！”她回到房间里，把几件衣服装进一只手提箱，果决地出门，向大教堂疾步走去。
第二天一早，德军果然冲到犹太人家里，把他们一一抓走。巴尔特看到德军押着犹太人从家门口的街上走过，立即跑到医院去通知雅各的父母。在大门口，正撞见两个德国士兵把雅各的父母押到一辆卡车上。两人都穿着单薄的患者服，瑟瑟发抖。显然医生们没有信守诺言，把他们交了出去。雅各的父亲面无人色，而雅各的可怜的母亲更是惊魂未定，手臂上还挂着吊针呢。
纳粹把城里的犹太人在一天内全圈进了家畜货车，包括拉比，拉到了韦斯特博克中转集中营，后来又转运到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那位瘦小的女子是唯一的听从梵尼父子的安排，离开霍赫芬躲藏的犹太人。
德军把城里的犹太人都抓走后，仍不肯罢休，搜索每家每户，寻找“落网之鱼”。梵尼一家人万万也没有想到，二儿子基斯竟然成了“猎取的目标”。约翰尼斯的祖母有部分犹太血统，其基因传递到巴尔特这一代已经稀薄，但基斯天生一头卷曲的黑头发，长相接近犹太人。突然有一天，几个德国士兵冲到基斯就读的中学里，逮捕了他，认定他是隐藏的犹太人，不由分说把他押到了纳粹抢占的一座官邸里，锁进了一间储藏室。当时约翰尼斯和巴尔特都不在家，罗伯塔和其他三个孩子打听不到基斯的下落，心急如焚。
可怜的基斯还不到十六岁，从没受过这样的惊吓。他一天一夜滴水粒米未进，到了早晨听纳粹军官在走廊上扬言，要把他“带到阿莫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杀掉”，害怕得哭起来。终于到了10点左右，一个德国士兵打开门，给他送来简单的早餐。他哪里有吃饭的心情？苦苦恳求士兵替他向军官求情，打电话给霍赫芬的市长。那个士兵动了恻隐之心，请军官给市长打了电话。市长是基督徒，每周都去归正教会做礼拜，认识梵尼家的每个孩子，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即乘车到官邸，向纳粹军官出具了基斯的户籍证，确定他不是犹太人。纳粹放了基斯，但那段濒临死亡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在一夜之间被迫长大成人，正视战争的残酷。
在战后，基斯在Scharugoutem认识了一位名叫海因克（Hainke）的女子。海因克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5个兄弟姐妹。在二战期间，一位犹太女子在医院里生下儿子后，立即把嗷嗷待哺的儿子交给了海因克的父亲。犹太女子当天被押到集中营，很快被残杀了。海因克的父母深知隐藏犹太人一旦被纳粹发现，就会被逮捕甚至杀害，但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这个犹太男孩，宣称他是自己的孩子，甚至帮他办了身份证。海因克和她的犹太“弟弟”一起长大，结下手足之情。基斯听了海因克的这段经历，立即对她以及她的全家产生好感。不久，他和海因克坠入爱河，结为夫妇，并相守了一世。1950年代初，她的犹太“弟弟”随亲戚移民了加拿大，多年后在生意场取得卓越成就，但经常回荷兰看望海因克一家，不忘养育深情。这是后话。
从1943年起，纳粹在荷兰开始了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行动。荷兰各地的10.7万犹太人被NS的货运列车像装载牲口一样，运到韦斯特博克、菲赫特以及阿姆斯福特的中转集中营，超过犹太人总数的75％，再从这些中转集中营运往德国边境，装上德国的列车，运到波兰的奥斯维辛和其它集中营。在这些犹太人中，只有5000人幸存。二战期间，荷兰是所有被占的西欧国家中，犹太人被迫害致死比例最高的国家。
巴尔特在纳粹圈走霍赫芬的犹太人后，很快接到了雅各和他的父母被杀害的消息。他拿出了雅各的真皮手提箱，一个无处退还的寄存品，打开，里面空无一物，关上，再打开，如此周而复始，眼前一再出现雅各忧郁的黑眼睛，终于在感情上无法承受，把它永远地关上了……
在荷兰，犹太人的后裔乔治·马德罗，抵抗运动最著名的人士，青史留名。他曾在莱顿大学学法律，1940年在德荷战役中已为军官。他在抗击德军轰炸海牙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授予最高级别的骑士威廉军事勋章。5月15日荷兰投降时被捕，被关入了斯海弗宁的“奥兰治酒店”监狱，半年后释放。他立即投身抵抗运动，积极组织飞行员，通过西班牙前往英国参加作战，后来再次被纳粹逮捕，被押进了集中营。1945年2月，荷兰解放前的三个月，马德罗在集中营中死于伤寒。在二战胜利后，他的父母捐赠了获得的奖金，建立马德罗丹公园（俗称“小人国”），以纪念儿子，更纪念无数牺牲的抵抗运动战士。
后人还通过《安妮日记》了解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冰山一角。十四岁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在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抓捕，和父母、姐姐还有另外四人躲进了阿姆斯特丹一幢办公楼的密室里，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安妮在这两年中坚持写日记，描绘藏匿者的日常生活，细腻地表现了他们坐监般的孤独和恐惧。1944年，藏匿者被出卖，德国秘密警察把他们送进韦斯特博克犹太人集中营。结果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战后活着离开。多年后人们仍然为查找出卖者争执，无以告慰早逝的灵魂。
奥托几经周折，在1947年把安妮的日记整理出版，起名为《安妮日记》。这本书震撼了德国，震撼了世界，多年来久销不衰，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电影获得3项奥斯卡奖。纽约百老汇在1952年把安妮的故事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随后在柏林上演。在柏林，当最后一场落幕后，全场观众陷入了绝对的沉默。没有鼓掌，没有议论，甚至观众之间不曾有眼神交流，所有的人悄悄地退场。那样的集体的反思和忏悔，从不应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