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日久功深
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
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
列傳體例
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為簡要，其實轉滋瞀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
除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仿史記、漢書之例，以敘功臣世次。
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為將，此又是一例。
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
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廷機及孫子濂，許進傳後附其子誥、讚、詩、詞、論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寧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
其他又有稍變通者，
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群雄傳，而以其不久為陳友諒所殺，則並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
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為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
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
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
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
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
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
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
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
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
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
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廷弼傳內。
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
此又編纂之得當也。
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
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
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
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
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
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為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
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
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
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為之附傳。
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
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
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
此明史一書，實為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
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稍著微詞也。
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極意嚴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誡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
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已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勳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
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並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
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偽，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瞻墡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而白矣。
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故卹典不及。（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舊弁，事后無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眾擾畿輔。又陳玉璂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偽。）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衊，尤諒書法之不苟矣。
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為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
徐階當國，為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
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
蓋為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敘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為世宗。
世宗即位，詔議追崇所生，
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書毛澄曰「是可為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卻。
進士張璁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連駮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為本生皇太后。
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為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
張璁又疏繼之，並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
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
今案諸臣之疏，固各有說，
甲說（多數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也。
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為父，而以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
毛澄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為恩義備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
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為據，舉朝宗之者也。
乙說（少數說）：謂宜考興獻帝者，張璁、桂萼、方獻夫、席書等之所執也。
張璁、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
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
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
此考興獻帝之說，璁、萼、獻夫、書等之所執也。
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既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璁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為萬世法矣。
參見東漢四親廟別祭、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為嘉靖年間一大事。
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為弘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勛以書來為寅囑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群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
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眾怒為言，帝心動，特命張璁、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為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
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
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為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
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寅徐溝人，張為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詆為偽，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
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為寅即福達，
王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書家，所試奇術甚眾，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為寅即福達。
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