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迈进北京医院这间熟悉的病房时，我心里怀着几分顽童般的淘气——事先没有任何通报，突然闯入，出现在萧乾夫妇面前，自打老人住院以来这似乎已成习惯了。
“哟，你怎么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萧老已经灵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又是惊讶又是高兴，笑得两眼弯成了月芽。萧夫人文洁若在一旁道：“你来得正巧，他今天睡足了，精神特好。”
我忍不住悄悄笑了，前几次来，进门也是这么问，这么说，如此这般几乎成了一个千篇一律的开头——也许在别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于我却体会到了一种真挚的情感，真挚的需要和慰藉。
“你这回来北京，是来领奖的吧？”萧老脱掉病号服，换上了漂亮的红毛衣，坐在沙发上了。
“我又不是得奖专业户——您可真会捡好听的说。”我故意表示不满。
“那么，是来开会的？”他显得很有把握，而我却摇摇头说：“不要忘了现在是新年，放假呢！”
“这……”他好像没辙了，可马上侧过头来瞅着我问，“那么你在北京一定见了很多人吧？”
“不，我谁也没见，一个电话也没打过。”要不是事实如此，我就被他套出来了。真不愧为驰骋沙场的老记者，住在医院里还这么机敏。
他猜不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终于得意地将谜底揭开：“我到北京来是为了向您祝福——祝您健康，祝您长寿！我知道，这个月27号就是您九十大寿的生日了。”
他突然不吭声了。我有点发急：“难道您不相信？”与我同来的年轻朋友云子也说：“真的，她一到北京就说要来看您，给您祝寿。”
“相信，相信！”在突然爆发的朗朗笑声里，他快乐地微微摇晃着脑袋，“真羡慕你们年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我……怎么就活了这一个世纪了！”
“您现在已经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了。”我快活地说，感到自己真的变年轻了，年轻而豪迈的激情，令人感动地充溢在胸中。
“是啊，作为这个世纪开始时出生的人，我为能看到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感到幸运。”他说着，那笑眼里的目光变得有些深沉了，“回顾过去的这一个世纪，我经历了战争、饥饿和苦难……但终于活到了今天；今天，我既看到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同时也看到了科技突飞猛进向人们展示出来的美好前景。最近我常常在想，未来的世纪会是什么样？据说，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认为21世纪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东方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冲突的世纪；而我国的许多学者则坚决驳斥他，认为新世纪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世纪。因为世界在长时期的一分为二的斗争中似乎已经走到了极限，人类社会久经战争、动乱以后应该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了；就连物质世界也似乎分到了头，达到了‘夸克紧闭’，而我国的儒家文化，则正是主张合二而一的融合和中庸的哲学，因此它必定能在新世纪里起主导地位并且大放光彩……”
“那么，您的观点呢？”我忍不住问。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揪住不放了？”他反唇相讥，可马上又笑眯眯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再来个折中——我以为，在未来的世纪，仍然是分也没分完，合也没合够。人们大可不必去争以谁为主。科学（包括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以主观的权力和愿望来给科学规定路线，这是有教训的。记得本世纪中叶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提出关于生物遗传的基因学说时，我们的领袖批判这是“神秘的基因说，是唯心主义”，封杀了这一学说，只准宣传米丘林的经验主义，这也就使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大落后了。因此，在科学方面，我主张兼收并蓄，一样也不可偏废；我喜欢我们中医学的理论，君臣佐使，相得益彰。”老人家侃侃而谈，哪里像是一个快90岁的人？
他望望我，又望望云子：“你们年轻人任重而道远啊！”
再一次被划到年轻人的范畴，也再一次体会到一种永不衰老的个性的魅力。于是我说：“我们再来一次拉钩——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
两只手拍在了一起。窗外，深冬的寒风在呼啸，屋内，充满了睿智、健康和理性的思维，生命的活力在暖洋洋喜融融的空气里跳动。云子坐不住了，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把90岁的寿星摄入自己的镜头。我默默发愿，明年这时候我会再来，像繁星好奇地在天宇眨眼，我们一起抬起头，看那新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1999年1月31日于上海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