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我从嘉定返回市区。汽车在沪嘉高速公路上疾驰。雨湿的天空下绿野如烟如织，很轻很柔地吮紧了我的眸光；一些思想和想象，如新鲜洁白的鹅毛，默然又鲜明地飘荡其间。这是最适宜想点什么的佳境。然而就在这时，车上的录音机一声轰向，我真想抗议，突然一阵既熟悉又久违了的旋律传来，我的血管里好像点了一把火，浑身热浪起伏，心被掳掠而去——那久违了的旋律和歌声是：“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我是音盲，活到这把年纪没赴过一场音乐会。我还特别不喜欢京剧，讨厌那一成不变的脸谱、那震耳欲聋的锣鼓、那永远也听不懂的唱词；尤其是，一想到那飘逸的长袖下会藏着一双男人的大手，美丽的绣袍里裹着一个壮硕的身躯，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纵然唱得珠落玉盘，也仿佛闻到一股假惺惺的塑料花气味。
但是当年风靡了神州大地、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听够了的现代京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那旋律一响起，我便会放下一切，全身心地去感受，去体味。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这样直逼人的心灵，给我以震撼的激动，掳掠的快感——就像没有一个未来的时日，能替代我们已逝的青春岁月一样。
我小时候，对音乐的理解就是课堂上教唱、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第一次在教室里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时，眼睛都发亮了：原来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下了课，谁也不肯离去，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又是哼又是唱，还有人把课桌当琴键，装模作样地弹。记得有几位出身富裕、家里有钢琴并且会弹巴赫、莫扎特的，也挤在我们中间唱得格外投入。很清楚那时他们已经没什么敢唱没什么敢听的了——革命掳掠了一些人所有又给予了一些人所无。在同一水平线上，那些个午休过得十分快乐。
后来样板戏一个接一个出来，我们排着队去看，清一色是我最讨厌的京剧，但是一成不变的脸谱不见了，男扮女装的恶心没有了。郭建光就是郭建光，堂堂男子汉；李铁梅就是李铁梅，佼佼一少女——一甩辫子亮相时不再让人担心袖子下面会露出一双男人的粗手，那清甜脆嫩的嗓音也不再让人担心有假。一时间京剧如流行歌曲般普及了千家万户，有点才份的在台上演，没才份的也能人前人后吼几嗓子。尽管大家都有点儿遗憾江水英怎么没丈夫，李铁梅为何不交男朋友？但在怀春少男少女的心中，那舞台上呈现的身段唱腔，男的伟岸和女的俊俏，依然能引起很丰富的想象。
我还喜欢《杜鹃山》里柯湘的扮相。在当时一片草绿加灰蓝中，柯湘赴刑场时那一身白衣在我看来真是美若天仙。我甚至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白色更美的颜色。这个观念甚至影响了我此后一生对服装的审美。
问题是每天每月，每月每年，翻来覆去，永远是这八个戏，终于烦了，腻了。再上剧院，就闭目养神；广播响起，也恨不得塞住耳朵，逃往一个无声的世界。而时代列车，终于把我抛到了一个没有一线电光的穷乡僻壤。
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了广播，没有了样板戏的声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原始人那样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星星。在夜半惊醒，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因为更深的沉寂的撼动。在这样的沉寂中，一切希望、欲求、青春的热血与骚动，全部冻结成冰。
记得有一天黄昏，我已累得东倒西歪，但还不得不打起精神到打麦场去，扯几把柴草回“家”好烧水、做饭。那时夕阳挂在黄土坡上，四周一片静谧——这是最常见的静谧，不知怎么我忽然生出一种打破它的欲望，我想吼，我想唱，我想恨恨地骂一句最粗俗最下流的话。可是，寂静压迫着我的胸膛，像铁钳一样夹着我的喉咙，我如哑女般发不出一个字。
就在这时，草垛里传来一个浑厚的带点儿忧伤的男声：“时已黄昏，玉和儿未归——”
我走过去，看见草垛上躺着一个陌生男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但他的样子非常悠闲，嘴里衔着一根麦秆，半闭着眼睛，把“红灯记”里李奶奶盼李玉和的一段唱个不停。
我完全忘记了我要干什么。我静静地听他唱，我的心被一种温柔所感动。夕照的缕缕金光在草垛上闪动，一切如梦如幻。
忽然他转过脸来，望着我，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而我也恰好脱口而出，结果当时我们谁也没听清谁的话。事后才晓得，那天他见我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旧铁路制服，便开玩笑地招呼：“嘿，李玉和！”我呢，则唤他：“李奶奶！”如果说这是少男少女的初恋，显然有点不伦不类，但确实从此以后，寂寞中有了音乐，苦难里有了慰藉，也许这就是我迷恋起现代京剧的原因吧。
我回眸窗外，只见雨雾蒙蒙的田野显得既广阔又迷离。开车的司机，今天不知触到了哪根神经，也不顾全车的乘客，有几个会如我这般地与他共鸣，竟一路放起了那些个唱段：郭建光之后是阿庆嫂，阿庆嫂之后李铁梅，李铁梅之后又来了小常宝……我所期盼的李奶奶还未出现，车已到终点，乐曲戛然而止。
我迷迷糊糊下了车，沿南阳路走到南京路，又走到上海商城跟前。为大门口那宽广气派的汽车道吸引，我又迷迷糊糊走了进去——这所号称世界建筑皇帝为中国设计的杰作，无疑是当今上海人的骄傲。它巍峨壮观，既古典又现代，既恢弘又精致，仿佛宫殿又仿佛自然景观；墙在这里不仅仅是对空间的阻隔，还是对空间的一种拓展——我徜徉其间，感到一种身心无阻的快乐，思绪飘忽的自由，并因此获得了另一种思想的灵光。我想，尽管现代的录音技术能无数遍复制过去那个年代的声音，但在现代剧场上演出的，已经不会再有那样的节目了。如果说那是一场改革，这改革无疑是失败了——因为现在的京剧，又重新穿上了秀袍，画上了花脸。但不管怎么说，改革的终极意义，已迂回来到我们身边——不管它是谁提倡的，也不管他（她）以后的命运如何，它在我们脚下的大理石地砖上闪光，在我面前流泻而下的人造瀑布上呼啸。时代就是这样地前进了。
而我刚才的一路感怀，便算是轻轻的一曲挽歌吧。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