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岁末，我应《羊城晚报》的《花地》之邀来到广州，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个笔会。那年春节就在广州过了。
想不到广州那么热，热得连棉袄也穿不住。脱去棉衣，我只有宽大的“的卡”两用衫。在上海，大家一律的“的卡”也罢，可《花地》年轻女编辑胡区区的衣服是收腰的，上面有素色小花。甚至素花洋装的里面，还有一件足以勾勒出身体曲线之柔美的大红紧身内衣，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是在沐浴之前。令我惊艳不已。
区区善解人意，立刻带我去买衣服，买了就穿上，然后去逛花市。新年伊始，花市里争妍斗奇，我从未在一个寒冬季节看见过那么多缤纷怒放的花朵。《花地》的另一位编辑，后来也成为好朋友的左多夫教我用广东话还价，结果无论什么花我都说“一门（元）！”我穿着新衣服，举着用“一门”钱买来的花，兴高采烈地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真是“青春作伴好过年”啊！
既然是“笔会”，想必也开了会，也写了稿，但对这一切已全无印象，留在记忆里不褪色的，是好看的衣服和好看的花儿，还有多夫和区区从家里拿来的油炸“煎堆”，又香又甜真好吃。听说广州人过年都要吃这个。
那天一同品尝“煎堆”的，还有高尔品、陈国凯、张抗抗和王梓夫，都是1980年“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作协第一期文学讲习所的同学。由学兄陈国凯促成的这次笔会，使天南地北的同学得以一聚。但国凯兄也许想不到，他也促成了我和《花地》长达20多年的友谊。细数全国报刊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如此恒久不变的姻缘，只怕比“钻石婚”还稀有了。
前几年听说多夫调离，我怅然若失。好在还有区区。曾让我惊艳的区区，内心是纯朴的。她不浮躁，不媚俗，永远以一份真诚之情待人，在兢兢业业的20 多年中，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了这一片“花地”。这是令人感动的。
我在《花地》发稿并不多，但与区区之间却是心有灵犀。凡我自认为重要的、好的稿子，即使别处受阻，区区一声“拿来”，就在《花地》通行无阻了。比如1986年茅盾先生逝世时我含泪写的悼文；去年我在《花地》发表的我记述当代爱因斯坦霍金先生来华讲学的散文《朝见无限空间之王》等。
区区与我同龄，我们这代人已红颜不再。但我相信区区和她的同事们经营的《花地》不会老，它会像广州年年岁岁的花市，永远清新，永远芬芳和美丽。
（写于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