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洁若先生
几乎不曾有过冷雨阴湿的前奏，忽然间就春花怒放在申城，一寸一寸的光阴都明媚灿烂起来了。踩着春天的脚步，四月初文洁若女士陪同萧乾先生从北京飞来上海参加全国文史馆笔记丛书会议。开幕式那天，萧老在台上致辞，她在前排听，一面听一面喝水，一杯接着一杯，不到一个时辰，就把桌上的一个热水瓶喝空了，又到旁的桌上去取，斟满了再喝，直喝得邻座的人一愣一愣：“您怎么这么渴？”
文洁若摇摇头：“不，我不渴。”
“不渴喝那么多水？”问的人更加吃惊了，“敢情病了，身体不舒服？”
“哪儿的话！”她依然摇头，红扑扑的脸色衬着大红衣裙，一头乌发和恰倒好处的化妆，使得她显得又年轻又健康，望着旁人既关切又疑惑的目光，只好解释：“待会我去南京，中午的车。”
旁人还是不解：“去南京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到了南京我就得忙起来了，只怕连喝水的工夫也没有。”说着，她又端起茶杯，有滋有味地呷了一口，然后莞然一笑：“我呀，我是只骆驼，现在多喝点，存着。”
“骆驼？”这句奇特的话把周围的人给镇住了。
不管别人惊讶的目光，我行我素的萧夫人当晚一下南京站就直奔江苏电台，回答读者提问，直忙到9点多，才吃上一碗馄饨权当晚餐。第二天一早，她还没顾上吃早餐，记者就来了，采访之后，马上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然后又匆匆赶去参加译林出版社召开的《尤利西斯》座谈会，会后签名售书……深夜，从南京回沪的火车上，她已把计划中要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打了个初稿。而回到上海，又是整整两天的签名售书，每晚回到宾馆，她总是兴奋地伸出手掌：“五百！今天又签了五百！”
这样紧张的节奏，如果放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也会觉得累，更何况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然而了解文洁若的人都知道，如此从早到晚的忙碌，对她来说，不过是一种休息，最多也是一种调剂而已——平时在家的工作量，可远远不止这些。自从1990年接受了《尤利西斯》的翻译任务以来，每天清晨五点闹钟一响，她便坐到桌前干起来了，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才把为自己规定的定额完成。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客人大多是来找萧乾的，她便匆匆出来打个招呼，倒杯茶：“你们谈，你们谈！”语调之急促，让人来不及吃惊，她已一头钻进自己的书房里了。如果必须要陪着说几句话、聊聊天，竟是谁也不会想到——今晚，这位女主人要在有限的睡眠中抠出一段时间，弥补因为谈话而贻误的工作进程。当然，也有些时候没有干扰，干得十分顺利，不到天晚将定额完成了；于是就要超额，而超额了“半个”工作日嫌不够，还要超额“一个”，便干得比平时更晚。到了最后的阶段，她甚至一连好多天通宵不眠，干得常去她家的一些年轻人目瞪口呆，私下里互相议论：“我才30多岁，连续开几天夜车就头疼嗓子疼，文老师她……年纪比我们大一倍多了!”“也没见她吃什么好的，也不沾什么补品，怎么就不累、也不生病，简直是、是……”
他们想不出确切的词来形容。使他们不理解的事太多了：1985年文洁若去日本做研究工作，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里。谁都知道图书馆只能解决精神的饥渴却不能满足肠胃的需求，所以她就像骆驼那样，早起吃个饱，漫漫白昼就啃块干面包。一个研究萧乾的青年评论家在看了文洁若从日本写回的全部家信后不由得愣住了：面对美丽的异国山水，又是从小在那里生活过的地方，自有许多旧梦可寻，许多旧情可追，可你想想，一年中只有两天——只有这两天她走出书斋，去了逗子的筑波。而关于这两天，她竟在信中告诉萧乾，说自己没有“白玩”，回来还写了文章并发表了。
连玩也不“白玩”，这样沉重得不可理喻的人生，也许只有茫茫大沙漠中忍饥挨饿驮着重负默默前行的骆驼，才可以与之比拟！
这次离沪前夕，文史馆举办舞会。作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先生和来自全国的馆长们告别，同时也为了使劳累了这些天的夫人轻松一下，便一起驱车前去参加。
这一回，即使是骆驼，到了舞厅，也只能踩着音乐走道了——况且萧乾先生一再嚷嚷说：“文洁若喜欢跳舞！”她也自称：“我崇拜邓肯！”
笔者也是邓肯的崇拜者，只要舞曲一响，双腿就给俘虏去了（当然还有心），但见同样的崇拜者端坐不动，便上前力邀。
“我不跳，不跳！”文洁若的回答坚定不移，“我不能跳，不能把力气白白浪费在这上头！”
话是这么说，可众人哪里肯依？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小张小李小王一起围上来了，舞池里的舞伴也来邀请了。可她依然不为所动：“我得把力气存着。”
大厅中间，绚丽的灯光闪闪烁烁，携着欢快的音符，为在舞步中陶醉的人们显示了一个辉煌的境界。而在这辉煌之外的一角，文洁若静静坐着，拿着一瓶矿泉水喝一口；音乐、盛会在召唤，她恍若无知无觉，只是缓缓地、从容不迫地喝着水，好像因跋涉而疲累的骆驼在享受短暂的小憩那样。
我不知说什么好。她却体贴地说：“你去跳吧。”见我犹豫，她又说：“你跳累了回去能歇着；我呀，我回去还得伺候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还有一大堆事……所以只能把精力存着回去干活。”
回眸一看，“80多岁的老头”虽然不能跳舞，却和着卡拉OK的曲子全神贯注地唱了起来。他唱的是一曲英文的《老黑奴》。从那凄婉的旋律中，我们似乎见到了昔日的辉煌与苦痛在他的眼底闪烁，而安闲地喝着水的文洁若似在为他作一种默默无言却灵犀相通的伴奏。一时间，我也失去了跳舞的兴致。我的思绪向着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回溯。我仿佛看到了八月的阳光下，新婚不久的文洁若挽着萧乾向前走去。这一幅宛如蜜月散步的幸福图景，却含着难以言说的悲怆意味——因为那是年轻的妻子陪送“右派分子”的丈夫进入批判大会的现场。本来，在那一场灾难中，不是“右派”的妻子即使单独走进那样的会场，也如履薄冰。而她却顶着各种各样鄙夷的眼光，每天中午特地从单位回到家，然后挽着萧乾去批判会场，以单薄但是坚强的身躯，承载着丈夫的屈辱与不幸。从此，在萧乾先生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文洁若就像一头任劳任怨的骆驼那样，陪着他一步步地前行，陪着他走过了比荒漠更可怖的岁月，终于来到了生命的绿洲。
而如今，“骆驼”又为自己装上了新的负载：她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已有30 多本；眼下，100多万字的川端康成的《东京人》又在翻译中；同时，一部题名《昭子》（以她自己的家族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正在构思酝酿中。
骆驼，默默奉献，永远奋进的象征！
骆驼，中华女性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形象。
在这旋转的舞池中，在这动听的音乐声中，望着静静的、端坐一角的文洁若，一缕敬意油然自心头升起。
花开花谢，我的心中将永远萦绕文洁若的这一句话：“我是一头骆驼！”
（写于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