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地点是在北京的文采阁。我这个人一向方向感很差。为了怕我到时候自己找不到地方，好心的编辑刘茵大姐在会前的一天，特地陪我去那儿走了一趟，说是“认认门”，谁知刚上楼，就看见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在眼前一晃，还听人指点说，他就是这儿负责的。
我这人一向怵“负责的”，虽然我已经觉得，这位“负责的”，好像就是我在安徽凤阳插队时认识的张锲，但我还是不敢认，只得低着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而此刻他却已喊着我的名字，大步流星地过来与我握手了。我很不好意思，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以为您已经忘记我了。”
“怎么会忘记！”他脱口而出念出了一句诗，“哭问谁堪第二人？”
那一刻我目瞪口呆，只听他又说：“还记得我在合肥街头读你的诗，可虔诚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遥远的记忆蜂拥而至。
早在初中时代，教语文的葛老师常常在语文课之外给我们这些学生讲点古典诗词，讲诗词的格调、音韵、平仄等常识。这些都不在教学大纲范围内，但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也对我今后走上文学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回想起来，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素质教育”，并且是冒着宣扬“封资修”的风险而进行的。文革中，我敬爱的葛老师也真的为此而受到了批斗。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把葛老师传授的知识付诸实践，能够学会写格律诗。但是，即使我把那些平仄韵律什么的背得比英语单词还熟，提起笔来，还是晕头转向，好比一个爱唱歌的人，一开口就跑调，这实在很悲哀。
然而，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种深沉的激情之中，却使我意想不到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没有苦思冥想，没有搜肠刮肚，关起门，铺开纸，诗句含着我悲愤的泪，自笔底喷泻——那是在1976年4月，清明时节，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那时我正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我怎敢向周围的同事展示自己的“才华”？我把写成的“七律”工工整整抄了两份，分别寄给了《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和编辑温文松，他们都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我所信赖的长辈。而我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即那句“哭问谁堪第二人？”
不久老温来信，告诉我这首七律和我另外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都在合肥街头被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出来了，看的人很多，反响强烈。至于我的诗怎么会跑到街头的大字报里去的，他没说，我也没再问。
我这个从未写过诗的人竟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心里一时也真有点小小的得意。
但这得意持续不了几天就被恐惧代替了，因为听说有关方面在追查这首诗。别的不说，当时伟大领袖尚健在，我竟明目张胆地将总理奉为“天下第一”的地位，其“反动性”也不言而喻了。
正在忐忑不安之时，我的小学同学盼弟来看我了。初中考高中时，盼弟向我借过一个作文本，这事我过后就忘了，有一天她带着技校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地来找我，告诉我她背熟了我的每一篇作文，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就跟中考的题目一模一样！从此以后，盼弟对我特别好。文革中她戴着红袖章，挽着出生不好的灰溜溜的我在弄堂里进进出出，让我自觉光彩了不少。
盼弟死缠着要看我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我拗不过她就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诗写给她了；写过后觉得不妙，又急急将她召来，向她晓之以利害，不料她竟大声地将我的又诗背了一遍。我恨不得捂住她的嘴，她却得意地笑了：“我背你写的东西，一向是很有水平的。要是有人来问，你就说是我写的好了。我是工人阶级、红五类，我才不怕呢。”
“盼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热浪在心头涌动，透过料峭的春寒，我看见了窗外枝梢上盎然的绿意。
好在不久以后“四人帮”粉碎了，我并未因这生平第一首古体诗作而遭受不幸。不幸的是这首诗已被我遗忘，当时沸腾的热血，愤懑的泪，饱满的政治热情……一切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淘洗之下淡化了。要不是张锲提起，我何时才能想起自己曾经还写过这么一首七律？而这一首诗，倒维系了一段友谊，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写于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