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名女子的《垂死边缘经验》（Near Death Experiences简称NDE）。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心理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濒死边缘。心理学家的结论是大多数经历过死亡的人都经历过一种像山洞的情境，有令人感动的光，思维出奇地清晰，以及浸浴在一种充满爱和静谧的气氛中。在那一瞬间死亡并不痛苦，反而像是充满诗境的梦。一个血癌末期的7岁女孩临死时紧紧搂着她的母亲说：“天使——好美呀！妈咪，你看到她们了吗？你听到她们的歌声了吗？是那么的悦耳……”说着，她就死了。
我在这里并不有意探讨这种“与上帝邂逅”的现象。我被送进医院时的神志是清醒的。可是对于一个40岁的不惑之年的高龄产妇，子宫的张力似乎过于薄弱，在一阵阵收缩中似乎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那种钻心刺骨、层层剥裂的痛苦是男人们永远体会不到的。而一波接一波到来的剧痛已经变成了一片海洋，你不知道岸在哪儿，你找不到一块礁石喘息，你奋力地挣扎，却又被一阵阵剧痛的恶浪打入海底，等你冒出头来喘一口气时，周身却又立即被箝爪紧紧箍住。这下是自左而右，每一个细胞地挤榨、吮吸，任何高声嚎叫只能使这只箝爪越箍越紧。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十小时、……二十小时……子宫完全是在无力地阵阵收缩，而宫口却死死不开，就如一只野牛在没有洞口的山窟中四壁乱撞，用牛角拼命绝望地顶着四壁。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去抓住麦克的手臂了。24小时来，他一直配合医生在给我鼓气，他模仿产妇那样地做深呼吸让我跟他一起放松。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当妻子生孩子时，丈夫是一起进产房的，并且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身边，亲眼看到小生命的降临。医学专家和伦理专家们说这样可以在将来密切婚姻关系和父子关系。麦克事后用“惨叫”和“揪心的哭泣”来形容我生不下来孩子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只记得不知何时，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美国护士喊：“她血压200！……她神志不清了！”
接着好像是一阵忙忙碌碌地搬动、转移。他们把我放到了手术床上，罩上麻醉面具，医生拿起刀割我的肚皮。疼痛已经消失了，却可以感到尖利的刀在你腹壁切开一道裂缝。我是全麻，很快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不知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隐约中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那响亮的哇哇啼哭把我从“死亡”中召唤出来。接着我听到医生说了声：“It’s a boy！”（“是个男孩！”）
我立即又昏迷过去。
在以后几天几夜的昏迷中，我全身如火焰卷着舌头舔灼着每一个神经细胞。烧和渴犹如另一片游不出边际的大海弥漫了我的全身。我的嘴唇干裂、出血，我舌根下陷无法做吞咽动作，我在焦渴和高烧中梦见一团火。我老是梦见有一团火在我的前头，后来幻觉中的那团火变成了一支火把。那些建边山民们骑着马接我去急诊，我总是在半夜披上白大褂，骑在山民的马背上飞蹄而去。那支火把总是在马匹的最前面照亮道路。我跃下马冲进一间茅草房，给一个心脏病发作的妇女作人工呼吸，注射毛地黄毒苷硷、普鲁卡因……又一支火把在照亮，我又随着马匹四处飞奔，来到一个刚塌方的沙石山壑前，有五名知青已被塌方砸死。我和助手立即开胸挤压心脏。我的戴着乳胶手套的五个手指在知青的胸膛中拼命地有节奏地做挤压动作：血！血！循环的血不能停住！在兵团师部医院、在建边农场，挤了多少个心脏？那些年轻知青的心脏再也不会跳动了……老院长说：“开胸的心脏重新能跳动，我从来没见过，可是抢救手册上有这一条。”挤呀挤！血像火舌般地喷射出来，到处是血、血、血……
“产后大出血。”医生对麦克说，“她的子宫收缩不良，血块瘀积又引起血液感染，她现在有毒血症的症状。”
我只觉得干渴，好干渴啊。我转动了一下好像已经不属于我的身子，两个护士勾着我的手臂把我拽起。雪白的床单上是一大摊鲜血，到处都是血、血、血……
只要一从昏迷和高烧中苏醒，立即又陷入伤口剧痛的汪洋之中。腹上的伤口正渗淌着血和白色液体，腹膜和破口缝合的子宫层层撕裂般地疼痛。神经一层层剥裂下来，和生产时不同的是，这种万箭穿心的疼痛没有间隙。持续疼痛使我呼吸困难，护士每隔几小时给我打一针杜冷丁。医院对剂量有严格限制，药劲过后人又仿佛在“炼狱”中挣扎。由于卧床过久，很快又发生了小块肺不张，右肺下角积水，肺面积缩小20%。为了使肺张开，医生护士不顾一切地把我像十字架一样地“拖”下病床，拖着点滴吊瓶到走廊上“走路”，而“走路”回来后却坐不下床，从腹裂部到肺部，只剩下一英寸牵拉剧痛的神经。一米六六的我在“被动体位”下成了一具龙虾。身材高大的美国医生用拳头猛击我背后的不张肺部，几个猛烈的拳击下，胸部似乎又能透过气了，而刚刚躺下，又昏迷过去……
我至今确信我到达过那个幻境，即现代医学心理学研究的“死亡临界点”。我的幻境山洞中开满了冰枝玉树，枝上的繁花全都是冰雪凝成。纷纷白雪像三月敬酒神节的彩屑似的飘落，冰枝玉树中间确实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光芒，引导你走向深不见底的山洞，那个光芒在你前面那永远无法走近的洞口照耀。你突然感到一切是伸手可及的宁静与安然，仿佛有一个天使在你前面唱歌，并用手中的一根树枝点着一小团萤火，说：“跟我来，你跟我来……”在那一瞬间，死亡是一种多么有魅力的解脱，就像一个孩子哭够了，终于安静地睡去那样。不知什么时候梦幻中又出现了一片雪地。雪地里走来一条狼，那是什么？它好像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的那条狼，它伸伸舌头舔我冰凉的周身，我毫无恐惧。如果天国里有狼，那么它也是我的天使了。我再次跟随狼去寻找那美丽迷人的冰雪森林和那闪光的洞口，可是彻骨的寒气如飓风般笼罩了一切，周围全是冰块、冰河和正在凝结成冰的不流动的水……后来麦克告诉我，医生在我的脑袋、脖颈和胸部两侧置满了冰袋，以防止发生高烧引起的产后惊风。
我终于苏醒了。我靠在麦克那如同大地般坚实的胸膛上，我说：“我要Baby，我的Baby呢？”
麦克到婴儿室抱来了小宝宝——我的小安德鲁！八磅半的小男子汉！他长得多么像麦克啊：他的微微鬈曲的头发在窗外射进的阳光下泛着金黄的色泽。他的眼睛大大的，在很长的睫毛下稍稍凹陷下去，眼睛的颜色不是蓝色的，是棕色的，在两道深深的双眼皮衬托下，如明亮的深潭。他的前额是那么光洁，两片小小的稍稍鼓起来的红嘴唇，好像在找奶吃。他那粉红色的面颊也并不苍白，是一种很迷人的中、欧混血的皮肤。他那两只稚嫩的小手不安地动来动去。我拨开他的拳头，在粉红色的小掌心中寻找他的“生命线”、“爱情线”、“艺术线”。我又把他粉红的十个嫩脚丫放在嘴唇上一一地吻过，将一对粉红色的小脚掌贴在我苍白的脸上。这是母亲的亲骨肉啊，十月怀胎，一团血肉落地成人，上帝创造人是多么奇妙啊！
我可爱的小宝贝！我有一个儿子了！这时一切的劫难都变得无足轻重。这“炼狱”中的十天，多么像是一个梦啊！我一直梦想的，就是他——我的小安德鲁！我甚至觉得我幼时在玩家家时，就梦想着有这样一对儿女了！我的在上海的女儿不久后就见到了她的小弟弟，10岁的女儿欣喜若狂，比我更甚。她说：“妈妈，我长大以后，也要有这样一个小孩！”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这些梦想和我们终身共存着。那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是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我们一生中总是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
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语言呢？林语堂仍在这本《生活的艺术》中说：
“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是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她怀抱婴儿或拎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
他还有一段更为确切的话：
“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所给予成功者的报酬，不过是空心的智力上的喜悦，但眼看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其愉快是出于衷心，而何等实在。据说斯宾塞（Herdert Spencer）在临终的前几天，将他所著的《综合哲学论》十巨册放在膝上，当他觉得其分量沉重时，颇有这分量若换上一个孙儿岂不更好的感情。聪明的伊丽亚不是愿意将他所著的论文去兑换一个梦想中的儿女吗？”
麦克打开了窗子，暴风雨过后的清新空气朝我迎面扑来。我没有死。我又看到了碧绿的树叶，看到窗外不远处纽约市政厅白色的欧洲风格建筑物。看到了街心花园中的喷泉和雕像。现在，我支起羸弱的身子，伸出双臂把我的小宝贝高高举起：
“感谢上帝！”我望着麦克，日日夜夜守护我未曾合眼的麦克正深情地凝望着我。我说：“看看！上帝给了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安德鲁！这才是人生的凯撒奖啊！”
尼采说：“我经历了一百个灵魂，一百个摇篮，一百次分娩的阵痛，我的创造意志和命运甘愿如此。”
对一个母亲应该付出的代价，任何一个母亲都会说：“我甘愿！”
E.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在我生产之后的几个月中，通过在中央公园进行慢跑、骑车、骑马等锻炼，我的体力和身材迅速得到了恢复。1990年圣诞节——我的小安德鲁诞生后四个月，我的美国客户们决定为我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Tavern On The Green）为我举行一次大型热闹的圣诞晚会，庆祝我的小宝贝诞生以及我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国商场之中去。这些客户们就是在我“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止过用电话、传真和无数合同、信用证来打扰我。麦克好几次气愤地要挂断电话，都被我夺了过来。“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麦克说，然后支起尚还孱弱的身子回答客户一个个的问题。商场战车是不会因为一个女人的怀孕生子而停止呼啸的。这个事实使得我的美国客户们不免感到内疚和不安。他们请来了纽约州的商务顾问和纽约市长特别助理——这些人物总是轮流出现在纽约上层社会的各种圣诞晚会上——并且租下了“绿色酒苑”那具有欧洲宫廷气派的正厅和舞池，向我这个“小妇人”表示他们的善意和祝贺。
在我印象中的那个夜晚就和英国古典小说中描绘的圣诞舞会是一模一样的。“绿色酒苑”是一幢坐落在中央公园西大街的英国风格的庭园式城堡。伊丽莎白·泰勒的命名日、玛丹娜的婚礼都和这座庭园有着密切关系。它古典却又不失现代化建筑风格，两翼朝前伸展，周围被中央公园环绕。前庭可见身披金穗、坐在高高的马车骑座上的几匹待客马车。这些马车完全保持了19世纪的欧洲风格，城堡的右边是一片大草坪，在分列两旁的一簇簇巨大的橡树前面，有一道白色的木栅栏。这里夏天张灯结彩，是曼哈顿人士的露天舞场。在这一片绿茵中完全呈现白颜色的典雅建筑南面，是一连成片，可以望见吊灯闪耀的巨大落地玻璃窗。窗台边是一丛丛小灌木、杜鹃花、百合花、鸢尾花和各种无名的花草，一年四季点缀着白色窗台，犹如迂回曲折的花铺小径。而窗台外则是圣诞的特殊景象：完全落了叶的几棵巨大的橡树伸出云伞般的巨掌，每一棵小枝上都是如星星环绕的闪烁银灯，这些小小的银色灯泡是一个个缠绕在古老的橡树枝上的。因此冬日夜晚的“绿色酒苑”，完全被城堡周围如梦幻般发亮的银色橡树包围，这座欧洲宫廷建筑完全成了在火树银花下面的一座童话式的小房子。前厅高大，四周回廊镶嵌着水晶玻璃，鲜红的地毯上嵌绣着乔治三世时期的英格兰徽号。大厅上有一幅年轻的乔治三世国王的年代深久的油画肖像复制品。在深暗的护壁板和一盏镀金壁灯下，悬挂在金色大画框中的油画上是身披鹿斑白色披风、穿着国王大红礼服。他那光洁高贵的前额和一对深蓝色的眼睛正在灯光笼罩下看着舞厅的欢宴嘉宾。灯光的暗影下照出：Allan Ransay画于1760年的字迹。乔治三世领导的军队于1755年在纽约上州乔治湖击溃了法国军队和当地印第安人的联合进攻，奠定了英国在这块土地上殖民主义的地位。最早的美国人都是英格兰后裔，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早已写入美国编年史。
晚上七点半，先是晚宴开始，我一走进餐厅就被一股热气和浓香笼罩，这是一股花的气息、烤牛排和炸鸡翅、烤小山羊和烤乳猪，调味汁以及蘑菇、奶油沙拉混合在一起的热气。一簇簇鲜花排列在雪白的台布上，以至分不清哪些是鲜花哪些是美肴。美国人爱把餐台搞得像花坛一样，在多面水晶器皿和银色烛台之间，他们将一颗颗圆巧克力堆成菠萝球，而菠萝球中间流的竟是椰子汁。还有那如喷泉四射而流淌下的西瓜、芒果、草莓各种果汁，鹌鹑、乳鸽，边上是鲜红爪子的龙虾，鳕鱼和鲈鱼的鱼片如海浪形那样拥着金黄色的奶酪，周围点缀着颤巍巍的肉冻。饰有花边制服、打着黑色领结的侍应生们在来宾的肩膀之间穿梭不停。每个人在用叉子挑中一块后都“啧啧”地赞不绝口：“Delicious！”（“真是妙不可言！”）
宴会上的人头马酒和杜松子酒是烈性饮料，威士忌、香槟、葡萄酒和各式各样的可乐苏打更增加了宾客的大好食欲。眼下这锦绣如画的盛宴也让我胃口大开，我吃掉了那些醒目的龙虾中的一只小龙虾，并且吃了不少鳕鱼片。事实上我不得不停下吞咽而不断地和人们谈话。我的那些做纺织服装、丝绸领带、木珠门帘、欧洲抽纱的客户及他们那些美丽的夫人，一个个不断地挨近我身边问长问短。我们不时地爆发出哈哈大笑，因为他们发现我把龙虾的脑袋也放进嘴里了（美国人是不吃龙虾脑袋的）。彼埃尔先生问我：“你最喜欢吃的是哪种呢？”我一本正经地回答：“川式麻婆豆腐。”大家面面相觑之后又是一阵畅快大笑。
筵席结束，大家来到花园中稍事休息。乐队演奏员抱着金属铜管乐和大提琴上场，舞会即将开始。我在倒映如镜的玻璃上看到了我自己：我像往常那样没有戴耳环、项链和手链。我穿的是晚礼服丝质裙，真丝上镶满了一层层小金片，右肩膀和右上侧胸部完全裸露出来，左肩膀上只有一寸宽的丝质金片肩袖连着下身裙子，裙子是旗袍式的。麦克讲我穿上这种晚礼服，快变成一条金鱼了。我的长发全部卷到了前额之上，看上去像是一朵云，这样我觉得更能衬托出我的旗袍式的裸肩晚礼服。
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的乔治娅今晚也格外美丽。她和柯比是上星期直接从佛罗里达赶来的，乔治娅声称要做小安德鲁的“教母”。乔治娅那金色的头发盘成王冠形，使她显得格外端庄。她的晚礼服上佩着一朵象征节日的鲜红圣诞花，花叶上还留着一层晶莹的小水珠。她的裙袍是丝质黑色，完全裸肩，和这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女人一样。由于热气的冲击，她的脸变得像一朵夏天的蔷薇。柯比坐在轮椅中和麦克大声谈笑，他们正拿起镀金贝壳在品尝滴洒着杏红蜜酒的冰淇淋果冻。当乐队奏起一支序曲时，大家从庭园走进室内。这时，只见我的那位在Park Ave公园大道伯玛公司的总裁、白发苍苍的阿道尔先生——他曾是美国《News Week》新闻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他由于购买我的汉唐壁画手绘丝绸领带而和我结成忘年之交——他走上由白色松枝和金色圣诞树环绕的讲台。他说：“现在，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女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大家知道，她将是我们这次圣诞舞会的特邀女主人。”
接着他喊出了“朱莉亚！”的名字，在一片喧哗中，我走到他身边，向拼命鼓掌的我的曼哈顿的同伙们致意。这时他递给了我一只装潢极其考究的小礼品盒，下面立即是一浪浪的叫喊声：“Open！Open！（打开！打开！）”我小心地解开白色缎带，打开盒子，里面竟是一双镀金的铜雕小金鞋！这双小男孩的皮鞋上系着鞋带，圆鼓鼓的皮鞋头和真皮鞋简直一模一样。下面的雕像座上写着：“For Andrew And His Outstanding Mother（给安德鲁和他不平凡的母亲）”
我把这双小金鞋紧紧地捧着，一时间全场寂静。我不知该怎么开头，我是这样说的：
“感谢你们为我举办了这样盛大的晚会，谢谢这双小金鞋——他象征着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人最大的幸福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而生命的价值在于成功。那种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成功——你们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开你们的门，签下第一笔合同时的喜悦至今还记忆犹新。还是让洛克菲勒导师**的那句话作为对我们的提醒吧：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自信心与行为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China——不要忘记我在中国度过了三十五年——还有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我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来我和你们在一起，在曼哈顿这个战场上，我和你们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啊！”透过晶莹的泪花，我望见我的那些放弃了高尔夫球赛从南方赶来的商业同伙、丝绸服装客户；望见了我的工艺品客户、轻工业品客户；那些身着礼服盛装、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脑袋；望见了他们那些夫人们闪光的礼服、熠熠生辉的金刚钻石项链和手链。望见了我的麦克那善良纯洁的蓝宝石般的眼睛；望见了从在上海宾馆第一次见面就答应当我担保人的柯比那凝视着我的含满泪花的目光；望见了乔治娅正用手帕拭去眼角的泪花。所有这些美国人都把我当作是一位典雅、高贵、简直差不多已经完全美国化的幸运的中国女人。但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是从哪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低垂了一下眼睛，抑制住心中激烈奔涌的情绪，然后睁开眼睛说：“让我们开始跳舞吧！”
我像穿了红舞鞋一样不断地跳，短号吹起嘹亮的乐曲，乐队一会儿奏华尔兹，一会儿奏探戈，一会儿是古典伦巴。曼哈顿的商场绅士们个个是跳舞高手，在40年代我还没出世时，他们已在这里为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同样的音乐伴奏下跳同样的舞步。舞伴接踵而来。有一回三个想跳华尔兹的舞伴同时行屈膝礼邀我跳舞，我选了在巴黎被麦克大骂要打断几根筋骨的艾伦先生，后来又和摩洛斯先生——我曾经自掏腰包赔了他5000美元——跳探戈舞。最后，大家在传统的《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紧挽手臂，摇晃着身子携手同歌。我——这里惟一的中国女人，被一只只热情的胳膊簇拥着。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友情已远远胜过我为他们带来的商品和新的财富。他们已经完全把我看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一个既可以推心置腹、又可以大发雷霆的商界同伴；一个多日不见就会想念的友人。
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