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朗诵完毕，在人们一阵阵的掌声和悠扬的钢琴声中，我——整整36岁的我，挽着34岁的麦克，走下铺洒着白色鲜花的红地毯。纽约国际中心的大钟敲响了，人们向我们祝福，麦克不断低下他的脑袋，一遍又一遍地吻我，我热泪盈眶，全然不觉正对着我们的这么多的闪光灯……
婚礼之后，柯比先生和夫人及其一家在佛罗里达迎接我们去度新婚蜜月，这是我第三次来佛罗里达。第一次是我结束了在佛州棕榈海滩那百万富翁家的保姆工作后，柯比先生请我到奥兰多去看迪斯尼乐园和未来世界，及肯尼迪宇航中心的表演。第二次是柯比先生特地买飞机票让我去佛州看挑战者号上天，正是那次出了大悲剧。现在我带来了我的新婚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柯比夫妇每天盛情地接待安排，游览、宴会，他们的十几对美国朋友也络绎不绝地轮番邀请。美国人的开放热忱，我的担保人一家对我如亲生子女般的关系，使麦克父母这对保守的欧洲夫妇大为感动。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儿媳妇不仅吸引纽约的中国人，还能着魔般地吸引了一大片佛罗里达富翁住宅区的美国人。常常是晚上由我下厨做中国饭菜，柯比先生翻着一本厚厚的中英文对照的《中国菜谱》与我“合作”。
“今天吃第几页？”我操着烧锅问。
“205页、108页、17页、23页！”柯比先生边翻菜谱边说。
我在上海根本不会做饭，现在硬着头皮上，再说在中国餐馆整天端盘子也使我“悟”出点烹饪的道道。于是，每天对着菜谱居然也能搞出一桌桌佳宴酒席！吃惯了面包奶酪的老警官夫妇先是看呆了，然后吃呆了：“好吃！好吃！中国菜真妙啊！”
蜜月结束后，我们回到了纽约，麦克父母在动身回西德的前一夜晚，请我们到洛克菲勒中心顶楼的“Rainbow Room”（彩虹屋）去跳舞吃宵夜。幽暗柔和的彩色光线笼罩在圆形舞池中央，几个铜管乐手在吹奏古典的狐步舞曲。麦克父亲把我搂在手臂中，麦克搂着他母亲，我们在《时光流转》的乐曲声中悠然起舞。音乐停下了，我放下手臂。老警官注视着我，他的目光在彩虹般的光线下已经显得那么柔和，我看到有一滴混浊的泪，从他那涌起皱纹的眼角中流淌了出来。
第二天，麦克母亲在肯尼迪机场候机室中硬要把她那两只珍珠耳坠子——她戴了十几年的心爱之物——送给我，我争执不过，索性顺从地转过脸让她戴上。机场的大玻璃镜正对着我，麦克望着那两个白晃晃、沉甸甸的大坠子，叫嚷道：
“哎呀呀！看你看你！瞧你耳朵都拉长了！”
我们拥抱在一起，笑了。
倔强的麦克没有多说什么话，就让他父母顺从地来到纽约，又高高兴兴地飞回欧洲。
我们结婚后不久，有一天贝妮丝抱着一大把鲜花来了。她脸色红润，早已恢复在学校里那种亢奋的精神状态。一进门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叫着：
“麦克！朱莉亚！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我丈夫给放出来了！我丈夫出狱了！”
贝妮丝丈夫是谁？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现在贝妮丝大概没有什么恐惧和顾虑了。
贝妮丝捧着鲜花激动地说：“我就要见到他了！……我们整整八年没见面了！这是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你们要听听吗？”说着，她站在客厅中央，把她心中以往的秘密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
当贝妮丝刚一说出她丈夫的名字时，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原来她的丈夫正是那位在国际上小有名气、被台湾当局先后关禁了25年的“美丽岛事件”发起人——石诺雷！他现在要竞选台湾第二大党——民进党主席。这个49岁生涯中有25年在监狱度过的台湾高雄人的战略目标，就像曾经是狱中作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那样，成为一名**！
不久后，纽约报刊的一段奇特的报道都吸引住了我们：
异国婚姻 敌对观点 奇妙感情
石诺雷贝妮丝手牵手
忆往事谈将来皆坦然
报道说：台北，一千多人高举着蜡烛欢迎石诺雷的美籍妻子贝妮丝，面对着大群记者和千百支在黑夜中闪烁的烛光，阔别十年，昨日终于在台北机场相逢，贝妮丝的感觉是“非常感动”，石诺雷却说：“掀不起巨大浪花。”这对异国夫妻昨天面对记者坦然地表达了他们对感情和婚姻的态度，这对夫妻彼此都有精彩的看法。
贝妮丝首先表示她是“大女人主义”，同时又离不开男人，石诺雷则称自己一贯是“大男人主义”。
石诺雷说，他当年认识的外国女友中，贝妮丝并不是最漂亮，学历也并非最高。但是，他强调他观察一个人，并不是靠单纯的条件，而是“当成十项全能运动，总分加起来，贝妮丝分数最高。”他形容贝妮丝是一位有风度的女人，在最困难的时刻毅然嫁给他，并且想尽妙计让他躲避逮捕。但石诺雷也指出异国婚姻的困扰，他说贝妮丝拒绝在中秋节陪他去看月亮，而贝妮丝感到兴奋的圣诞节，他却丝毫没有兴趣。石诺雷坦率地说：如果需要一位贤妻，他会把贝妮丝首先“删除掉”。
对于两人的未来，石诺雷笑着说：“可能离婚也说不定。”贝妮丝则讲她欣赏石诺雷的理想和刚强毅力，她认为他才是她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但是，她不愿再当这位英雄感情上的“监狱官”，“我是女人，我有自己的感情需要”。贝妮丝坦白地说，毕竟已分开了十年，她希望外界不该对他们过于期望。“这样，我可以写一下自己的浪漫史，不过现在暂时不愿意再浪漫了。”贝妮丝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他们两手紧握。
感恩节前夕，贝妮丝飞回纽约，去宾汉姆顿学院办事，顺便来到曼哈顿公寓看望我们。原本我烤了火鸡准备高举香槟庆贺老友重又相聚，但那天却和贝妮丝爆发了一场几乎不可收拾的争论。原因是我在报上看了她丈夫那个党的竞选纲领，对这位“未来总统夫人”不满地责问道：“嘿！你和你那位先生想搞台独是不是？……他是中国人不是？”我虽然很佩服她先生在狱中的刚强毅力，但对他现在搞的台独——要把中国和台湾永久地分割开，却有一种自然滋长的民族感情的逆反心理。
“不许你指责我的丈夫！”贝妮丝嗔怒了，我很少看见她震怒的样子，她前胸起伏，双手微微颤抖：“我是中国人的妻子，我了解中国，也了解台湾……”
我们围绕“台独”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谁也没能把对方说服。观点的对立并不妨碍我们仍是一对要好的朋友。当室内飘来烤火鸡的香味时，我们之间的火药味顿时消散和好如初了。
我把烤得金黄香脆的大火鸡往餐桌上一放，对贝妮丝说：“好了，等下次你到大陆来，我带你到南翔去吃小笼包子！”
台湾！这个相距得多么近，又多么遥远的小岛啊！我们相互约定，将来一定要去台湾看看，去看看美丽岛、看看高雄，也去看看贝妮丝那个为之骄傲的家。
1988年，也就在我们结婚两年之后，我带着麦克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我拼命地拥抱亲吻久别三年的女儿，麦克也久久地拥抱着我女儿。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爱她，她也喜欢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我们背起行囊，马不停蹄地按照麦克事先拟定的路线，跑遍了万里长城、故宫、颐和园、景山和北海白塔（因为我喜欢唱“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参观了孔庙、中山陵、西安兵马俑馆，流连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西湖风景、苏州园林和哈尔滨太阳岛，我们还登上了黄山、泰山。因为麦克走得太慢，我们总是差点错过班机。他几乎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拿起摄影机拍个不停。
“中国太美了！中国太大了！从德国到瑞士，只要一小时，从德国到法国，也只要两小时；可是从西湖到兵马俑，却要整整三天！”他对中国的山水古迹、风土人情赞叹不已。有一天我们来到浓荫遮掩的四川眉山三苏祠，祠宇回廊、亭台楼阁，竹影摇曳，疏密错落，一片幽静。我告诉他，“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北宋名噪一时的大文学家，尤以苏轼为一代文豪。“中国历代的文学家并不比歌德、席勒差！”接着我又问麦克，为什么在中国，人人都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而在西方却少有人知道孔子、老子？麦克连连摆手说：“你又要打‘文化战’了吗？在中国游览期间我可是宣布停了战的！”说罢，他爬到三苏祠庙台上，让我给他拍照，他说要把这张照片挂到他在慕尼黑的那个宅子中。
他非常喜爱我从小生长的城市上海。他喜欢在幽静的淮海路上和我并肩散步，路过音乐学院的红墙时仔细听听有没有肖邦或德彪西的声音；他踮起脚看我小时候朗诵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盖斯康幼儿园，想看看我曾经躲在哪个角落里孤独哭泣；路过外滩上海外贸局的那幢花岗岩大楼，我就指给他看医务室的玻璃窗，从那里我曾经飞出许多文学梦想……
有一次，我们来到了上海老城隍庙，正好遇到一个乡下老人蹲在地边爆米花，边上有几个孩子用手指塞住耳朵，瞪大眼望着黑铁制的圆形爆米桶，只听那老人高声喊叫：“爆——炒——米花——喽！”
随即他用大腿使劲跺了下爆米桶下的黑铁杠，只听“嘭”的一声轰响，白色炒米花如烟火迸出，洒了遍地。爆米花老人的一举一动，连同孩子们的欢叫声，都引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麦克则激动不已地大声叫着：“在中国度过童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一个没有抢到足够米花的小男孩，前襟上还挂着几颗嘴里掉下的白色米花，两只小手捂住脸，站在那里呜呜哭了起来。麦克跑过去把他抱起来，这孩子有着红扑扑、非常可爱的圆脸，一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里满含着泪花，麦克看了又是怜爱又是可笑，和蔼地问他：“你为什么哭啊？”
那个男孩立即止住了声，泪水还挂在他的面颊上，他瞪起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突然问麦克：“咦，你的眼睛怎么会是蓝的？”
麦克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它一生下来就是蓝的！”
这笑声响彻在天空，响彻在圆明园、黄山、泰山、长江……在我的可爱的祖国的上空，处处都有麦克那豪放动人、无忧无虑的笑声！
伏尔泰说：上帝赐给人类两样东西：希望和梦想。麦克——我的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你的心地像水晶般的透明善良！
此刻，慕尼黑郊外的森林如《蝴蝶梦》中那样幽深寂静，在那匹叫做“劳伦斯”的奥地利黑色种马的马背上，又多了一个小麦克——我们的小安德鲁，这个欧亚混血的一岁小男孩，也像麦克小时候那样戴着一顶黑丝绒的小骑帽。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三人骑着马，向森林中那一片无涯无际的浓绿中驰去……
1992年1月4日——1月20日
慕尼黑、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