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庆周末一过，饭店老板说生意旺季已过，把我打工的十一个小时砍为三个小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这就意味着我的收入被砍掉四分之三！我连一天也不耽误，立即找到中国城东百老汇街的莉莉职业介绍所，那个叫莉莉的老板一眼看到我就大嚷道：“周小姐啊，好久不见了！要当保姆么？”
1985年8月，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是通过这家莉莉介绍所，当天就被介绍给53街上一家佛罗里达百万富翁家当保姆的。现在我又来当保姆了！职业介绍所用最有效的速度——莉莉说我有好记录——为我在72街第二大道找了一个美国家庭，莉莉说：“正好昨天这家太太来电话，要找个年轻保姆每天十二点去接6岁的儿子从私人学校回家，一直陪他到下午五点，每天五小时，每月600美元，你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这时就是有个倒马桶的活儿我也愿意，不要讲陪孩子玩玩了，这简直太轻松了。我拿着介绍信找到72街那幢豪华漂亮的大厦，推着旋转玻璃门进入门厅，只见大厅里富丽高雅，沙发和植物对比排列，墙上是古色古香的东方绘画，戴白手套的侍应生拉开电梯请你上去。到了28楼，我按了门铃，夫人是位非常标致漂亮的美国中年妇女，边上有一个长得极像母亲、如天使般可爱的小男孩。她领我介绍她的三个房间，我这才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客厅中除了一只沙发一台电视外一无所有，四壁空荡；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除了给这个有意大利血统、名叫小约翰的男孩准备的苹果水和一块沙丁鱼、三明治外，什么也没有，既不见肉类也不见蔬菜瓜果。“这就是曼哈顿的中产阶级！”我心里想。他们节衣缩食，花昂贵的钱住高级公寓，只是为了维持门面和送孩子上富裕人家子弟集中的私人学校！
我每天中午乘地铁赶到公园大道一座天主教堂贵族子弟幼儿园，在一大群金发娃娃中找到小约翰，把他带回家，料理他吃午餐后再把他带到东河公园去玩。孩子们都认识小约翰，保姆们也互相认识，只是没有人和我讲话。有一天，是学校规定的“互相串门”活动，我按照太太预先给的地址，把小约翰送到公园大道另一个小男孩家。这是个真正阔佬的家庭，客厅中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四壁全是装潢精致的书橱及摆设橱，男孩的父亲是一位显赫的老板，可是那个脸上长雀斑的男孩傲慢骄横，居然拿着玩具来打羞涩的小约翰。小约翰吓得往我怀里钻，哇哇大哭，站在豪华的游戏室中间全身发抖。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等级差别！原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即使在美国贵族子弟私人学校，也有被欺侮的孩子！我当着那小男孩母亲的面，夺过他用来打人的玩具，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领着小约翰回家。下午五点小约翰的父亲下班，用钥匙开门时，小约翰突然大哭起来。当父亲向小儿子走来时，小约翰竟扑向我，连哭带叫，眼睛里充满恐惧，我惊呆了，只好连连哄他别哭。第二天下午在东河公园，我问小约翰为什么看见父亲就哭，他说怕爸爸，因为爸爸从来不笑，而且经常和母亲吵架，还打过他。我叹了口气，感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美国中产阶级的压力——心理的、经济的压力，给幼儿的心灵笼罩上一层多么浓厚的阴影啊！
我竭力使生性胆小、羞怯的小约翰快乐。我天生爱孩子，我太爱孩子了！每天下午，我牵着小约翰的小手走向公园，我给他哼我小时候唱的无数儿歌；每当在路上遇到小鸽子，或者小松鼠，我就和小约翰一起蹲下，喂它们面包和甜饼。这时小约翰那天使般的脸庞才会展现出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神采，咯咯的笑声响彻了小树林，周围的一切顿时变得清新明丽，夕阳透过森林的缝隙，照射着小约翰追赶小松鼠的身影。当他满脸通红地跑回来，扑在我的怀里，我就轻轻搂着他，坐在一棵大树下，一边替他擦汗，一边望着他那张无与伦比、美丽纯洁的面庞和罩在长长睫毛下的大眼睛：“他多么像麦克小时候啊！”我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前额，抱起他，为他轻轻哼着歌曲。
“朱莉亚，你唱的歌我怎么都听不懂呢？”小约翰用稚嫩的英语问。
“那是中国儿歌。”
“什么是中国啊？……”
“中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有美丽的大森林，有小松鼠，有许多许多的小朋友……”
周围的野花、小溪流和静静的纽约东河小树林都在为我怀里的小约翰祈祷。
小约翰，你现在长大了么？你快活么？
就这样，为了攒足下一学期的学费，我白天当保姆，晚上到“喜相逢”当Busgirl，一直干到深夜回去。可是从小约翰家五点下班，到餐馆七点上班，这中间要浪费两个小时啊！整整两小时，多么可惜啊！
“每天两小时，我教你开车！”麦克说。
从此以后，麦克六点钟从华尔街一下班，就开着他的雪佛莱车到纽约市政厅花园喷水池下来等我，教我开车。第一次握着方向盘，踩下油门那一刻，别提多激动了。可是我慌得要命，感觉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一条直线都开得摇摇晃晃，最糟糕的是应当踩刹车的时候，我却踩了油门，车子一下冲出，差点撞上人！
“笨蛋！笨蛋！你的聪明劲儿都上哪去了？”麦克骂着。
我一看到美国老太太开车上超级市场就来气，我想我这一辈子连老太太都不如，肯定是学不会开车了！不会开车就等于不会走路，如果我不住在纽约而住在其他地方，那么就全完蛋了。我一定要学会开车！被麦克骂了那一顿之后，我的感觉也给骂上来了，左转右转前进倒退打灯刹车加油熄火换挡超车，一课课地通过，过了两个星期，麦克带我上高速公路了。美国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公路，风呼呼地在耳畔刮过，感觉有多么得意多么自豪！仿佛自己已是驾驭生活的主人！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你加入了高时速的车流之中！你感到你和他们一样是平等的！你在高速公路上竞争得过他们，那么你在意志上、生活上、经济上也能竞争得过他们！超过他们吧！超过一部车，又超过一部车……这种精神上的亢奋状态，对一个穷留学生来讲是多么需要啊！
麦克非常严格，一个驾驶员稍一疏忽就会出人命。去考车牌前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训练我的细节问题，如红灯停车、“STOP”标志牌、打灯转弯和平行停车。他要求我把他当成一名纽约交通局的考官，每一个步骤都是在执行对我的考核。
我们俩校对后镜、系安全带，然后我这个考生向考官介绍我的名字：“Julia Zhou， from China。”
他说：“走吧！”
我起动时太快，又忘了回头看，于是重新来过。然后又是忘了打灯，又是左转时压了线，又是没有在“STOP”标志牌前停下左右看看就冲了过去……“You make me sick！Again！”（你真让我失望，重来！）
每重来一次，我就得一本正经地再向这位考官介绍一下我的名字，结果麦克说：“你只有介绍自己是‘Julia Zhou，from China’时，才是对的！”
他真幽默！我们俩抱着哈哈大笑，他又板起面孔，重新来过……
在“欧洲式”的严格训练下（欧洲开车时速比美国快一倍，道路也比美国狭窄一倍至几倍，因此对驾驶技术要求相当严格），我终于考取出了驾车牌照！走出考场时，麦克把车钥匙向我一扔，高兴地说了声：“你自己开回去吧！我去公司了。”
现在，我每天十二点开车去幼儿园接小约翰，七点再开车去“喜相逢”打工，半夜开车回去，乘地铁的恐惧也没有了。麦克仍然常常在下班后，西装笔挺地来到餐馆门前看我，吻我一下。我们仍然疯狂地相爱着，但我内心总是被一种力图改变现状的焦虑所笼罩。可是这一瞬间仿佛社会上所有的大门都对我紧闭了。怎么办？我发誓过，即使在最苦最坏的环境下，也要按最好的人生信念和道德标准来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我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叩开美国的大门！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自己叩门去了！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有一家叫凯密斯的国际贸易公司要招聘会中英文、懂国际贸易的雇员。我一大早就打扮整齐跑去了。这是个坐落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已有八九个人在应聘，我交了自己的履历表，很快被叫去面试。主考人是我以后在纽约商场上常常见到的副总裁的那种人物，他先问了我“F.O.B”、“C.I.F”、“L/C”这些国际贸易方面的常识，又让我当场在IBM电脑上打一份英文信函，他对我曾在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当过副总经理，现在又在攻读商业硕士这一经历很感兴趣，然后他叫来一位女秘书，领我去见公司总裁。
公司总裁在考问了我半小时五花八门的问题之后，说我反应快。他说他的公司有一项很急的业务，必须马上派人去中国处理，而且今后的任务就是常常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处理合资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他最后问我：
“你能常飞中国和美国吗？”
“我没有绿卡，”我摊开双手说，“你们能帮我办绿卡吗？”
一切白费。两分钟后我被请了出去，下一个香港人进来。
虽然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却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我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呢？美国到处是机会！机会对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呀！
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我非常偶然地发现的一个机会。
我在“喜相逢”擦地板时，发现地上有一份《衣食住行》的中文杂志，封面设计得文雅别致，全然不同于街摊上的下流刊物。我忘了干活，居然聚精会神地看起来，一边看一边涌上一种莫名的喜悦，我想不到在美国纽约华人社会的一片文化沙漠中，还能看到写得这么漂亮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移民的惶惑，有美国上层社会的精华、名人成功史，生动的小传记和精辟的典故。直到老板跑到我面前敲台子：“关门了！还在这看什么？”我才抬起头，老板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衣食住行》杂志时，不屑地挥挥手说：“这是免费杂志！每个月有人拿来几十本呢！……”我拿着杂志回公寓又读了一遍，不禁想：如果能有一档《中国大陆留学生专栏》就好了，一定会有许多人投稿，我就会投稿！转念又想：“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不是当过记者吗，也许杂志社会录用我。去！去试试！”
第二天，按杂志封底印的地址，我找到了这家英文叫“One And Only Magazine”的广告公司。在乘电梯时，我想，在国内，哪怕你是个名演员、名教授，甚至是个市长，只要在美国“不对路”的话，照样一溜子降到最底层，更何况我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完全凭着理想和幻想，闯进了美国社会！可是一旦“对上路”，你的实际能力被美国社会接受，那么就茅塞顿开，峰回路转了！
广告公司老板是一个看上去很精干的美籍香港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翻阅了一下我准备好的过去在上海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的文笔不错，不过，你能给我拉广告吗？”
拉广告？这完全是新名词，新玩艺儿。我不禁微微一怔，原来办免费杂志靠做广告赚钱！只听他又接着说：“你每个月能给我拉到5000美元广告，我就雇你。”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美国这个社会太实际了，意想不到的实际！我到哪儿去拉这5000美元的广告？谁认识我啊？我又认识谁啊？广告公司老板搬出一大堆中文杂志和十几种中文报纸，指着这些报纸杂志对我说：“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靠广告吃饭的！这可不像你们大陆……你拿去看看，你替我把这些报纸杂志上的广告客户都拉过来！……你能替我干这个吗？这也是一种创作才能！”
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让我写文章的事，那些漂亮的文章都是谁写的呢？
“这里面的文章是谁写的？”我拿着《衣食住行》杂志问。
“我们自会请人写，你以后也可以写一些啊！”他笑着说。
“什么？你决定雇我了？”
“由你自己决定，”他伸出一个手指在空中摇晃，“5000美元一个月广告费，拉得到，你就马上上班，你可以过三天告诉我你的决定。”
就这样，不到20分钟的会见结束了。我抱着一大堆杂志报纸走出了这幢大楼。好一个“另一种创作才能！”好一个“由你自己决定！”——这是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学校都学习不到的“谋生手段”！我匆匆跑到百老汇街心花园，在长凳上坐下，摊开一张张报纸：《联合日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中报》、《华侨日报》，……是啊，自己两手空空刚到美国的第一天，不也是靠这些报纸上的广告才找到工作的吗？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广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中文广告栏里，挤满了巴掌大小的、文字奇特的广告。
有的征婚广告只有一句话：“向幸福作最后冲刺！”
租房广告也只有一行话：“地室大，光猛，近地，不烧，限单身。”意思是你住在有光线近地铁的地下室不准烧饭。
当然，《衣食住行》不需要这样的小分类广告。那位叫厄尼斯的总裁要的是像布明黛公司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那种能挣大钱的广告，而且月月不断，每月进账5000！我把报刊上所有的全版广告和半版广告都一张张地裁下，全放进一个塑料袋。我抓起这个塑料袋想：“我要让这些广告，全都出现在《衣食住行》杂志上！”我看了看表，距我离开广告公司只有一小时，我挟起那叠挑剩下的报纸，把它们统统扔进垃圾桶，然后匆匆穿过百老汇，又来到那幢大楼，随一群白人上班族上了电梯。当我重新推开厄尼斯总裁的办公室门时，他惊诧地看着我：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决定了！不用再等三天了！……请你立即帮我印一套名片，我明天就上班！”
厄尼斯金丝眼镜下那双锐利而冷静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他摁灭了烟头，“好吧！我先试你一个月！”
我终于脱离了餐馆和保姆的工作！我可以每天穿着整齐的服装上班了！晚上我推开门，兴奋地叫着：“麦克！麦克！我有工作了！”
麦克正坐在沙发上看贝妮丝给我们寄来的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一只大老鼠和两只小老鼠，贝妮丝潦草地写着：大老鼠祝贺两只小老鼠订婚。贝妮丝经常来电话，她和麦克及我经常像老朋友样交谈。她说她和那个搞比较文学的男友关系相处得很不错，只是她很想念比她小四岁的麦克，也想我。7月4日国庆回来后，麦克就自作主张地给贝妮丝打电话，告诉她我们订婚了。我真觉得好笑，没有仪式，没有订婚戒指，什么也没有，只是他趁着一片欢腾在我耳边讲了声：“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也不等我正式答应，就算订婚了？麦克有时真倔呵！你从他那斯文的外表下怎么也看不出他还有这么一股子倔劲！
“麦克！你听见了吗？我要去杂志社当记者了！”
麦克懵懂地问：“什么杂志？什么记者？”
“《衣食住行》啊！中文杂志！我的任务是拉广告，写文章！”麦克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能拉广告吗？……那是很苦的差事啊！”
“我不怕苦，……我要让老板看看，我能够干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辞去了餐馆的工作，告别了可爱的恋恋不舍的小约翰，开始去杂志社上班了。才工作了两天，高跟鞋就被我扔到了墙角，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连写文章都是在地铁车厢或是在车站赶写出的。早上去公司只是报一下到，向总裁汇报工作进展，匆匆地交稿或改稿，然后就出去“冲刺”了。拉广告！广告可真是“拉”来的啊，中文中这个“拉”有多么贴切！我跑遍中国城的一家家旅行社、汽车行、英语学校、移民律师楼、美容院、理发厅、餐馆、华资银行、地毯商、装修公司、驾驶学校、会计所、牙医诊所、保险公司……我的旗帜是：“你出同样的钱，报纸只登一天，我们的月刊杂志则认认真真地帮你宣传一个月！”我带着照相机、纸和笔，随时把客户要宣传的资料拍下来。在餐馆就请大厨和经理在炉台前合影，在车行立即请销售员和新车合影，在英语学校拍华人上课的照片，在旅行社当场被拉进旅游巴士，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去了华盛顿，大西洋城，沿途拍照……然后立即就要拉出商业采访文章，照片交给“一小时”柯达冲印时，广告稿也已经完成。最后连奔带跑地跑回公司，告诉总裁设计广告版面的建议，将手稿交打字房，一直搞到七八点钟回到公寓。第二天一大早又面临着新的“冲刺日”……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月，China Town几乎每家餐馆、每家银行、每家贸易行、律师所、保险公司……都知道了有这么一本《衣食住行》的杂志，还有一位大陆来的能写能拍能跑能讲能缠能磨的记者周小姐。第一个月我拉到3000美元广告，没有“过线”，但厄尼斯还是给了我1000美元的工资，还拍着我的肩膀把我大大赞扬了一番，并且为我重新印了一套精致的名片，我的头衔已成了：
Vice-President of 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副总裁、记者）
就这样在杂志社一直干了九个月，在广告达到固定销售额之后，我就着手改版，增加大陆移民、大陆留学生等栏目，并且以记者这个无冕之王的身份出入于市政厅、联合国总部、AT&T、联邦法院及各国驻纽约领馆，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我采访了纽约郭德华市长，同时也采访了大陆来的一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和中国派驻联合国的、派驻美国的一批官员、记者们打得火热，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刊物上登出了我同市长的合影照片，刊载了我的一篇篇抨击时弊的文章和大量采访。我的撰稿已经小有名气，纽约海外电视台的罗总裁把我找去，让我为他主持每周一次的夜间新闻节目！不久前还在餐馆端盘子、为接小约翰东奔西跑的我，骤然出现在纽约州康纳迪克州新泽西州的电视屏幕上了：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周励。现在向你们介绍本周的新闻节目。”
命运的变幻是多么奇妙啊！
九个月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做成了第一笔坯布生意，最终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开创了自己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1986年8月21日——我来美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麦克向他的公司请假飞回西德，去告诉他父母我们订婚的事情。那时我刚在杂志社上班一个多月，正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没顾得上多问。他去了三个星期就回来了，什么也没告诉我。这时，麦克已经被升为项目经理，工作繁忙得很，我们每天各忙各的，只有在周末一起去中央公园，或者就在家躺在床上听激光唱盘的古典交响乐。日子飞快逝去，天上飘起了雪花，圣诞节快要到了。
有一天，麦克突然对我说：“朱莉亚，我要你送给我一个圣诞礼物！”
“什么圣诞礼物？”我问，我不知他又会搞什么花样。
“结婚！我们在圣诞节前结婚！”他满脸彤红兴奋地说，然后一把将我抱起来。
“麦克！你胡说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从我拎着行李走下“灰狗”巴士来敲门，到现在连六个月还不到呢！怎么就要结婚了？“我父母还不知道呢！再说，这也太‘闪电式’了呀！”我被他呼哧哧喘息地抱着，一面挣扎着说。
“我们各自给父母写信！”他放下我，吻了我一下，“我这就写，我让他们在12月10日赶到纽约！”
麦克这人倔，说干啥就干啥。有一次他把我刚刚从中国城买来的一瓶豆腐乳扔掉了，“这玩意儿有一股发霉的怪味，不合食品卫生。”我马上如法炮制，把他平时喜爱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美式德式奶酪统统扔进垃圾箱，“这也有一股发霉的怪味！”这是我们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文化冲突”。现在他又说干就干，马上要结婚了。他说着，立即坐在电脑前，先用英文打了一封信，接着又用德文打了一封，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密密麻麻的六大张电脑纸！
“他怎么写那么多呢？又不是调查报告。”我实在有点儿弄不清。直到在半夜两点上床时，他才告诉我，他要“说服他的父母”。
1986年12月10日，在肯尼迪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麦克的父母。麦克母亲穿着一件华贵的貂皮大衣，系着一条银狐，耳垂下是两颗硕大的白色珍珠坠。我一身中国服装，走上前去亲了她一下，我看到她的蓝眼睛里闪出一瞬间的困惑，然后她张开双臂拥抱了我。麦克的父亲是个有着典型的日耳曼人脸廓、鼻梁挺直，神态威严、目光锐利的老人，他担任慕尼黑警视厅长和刑事专家已三十多年，刚刚退休。他看我的时候像一个老警官在看他的审视对象，而不是他未来的儿媳妇。也许慕尼黑郊外看不到中国人，所以他才这么咄咄逼人地看着我吧？
虽然麦克这个宝贝独养儿子是他们的心头肉，但麦克要结婚，他们无法阻挡，他毕竟已是成年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事。
三天之后，当我正在为婚礼四处奔跑张罗的时候，老警官和他的夫人向儿子提出了以下问题：
为什么不找美国人欧洲人找中国人？
为什么不找比自己小的而找比自己年龄大的？
为什么不找没有结过婚的却找结过婚并且离了婚的？
为什么要找离了婚的并且还有一个女儿的？
不过没有那一条：为什么找穷的不找富的？
麦克只回答了一句：“她和我一样，是Doctor，我爱她。”
两位老人认为，他们眼中的小王子——既有博士头衔，又有主管职位，还会讲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及所有的欧洲语言，而且又有男子气，很富有浪漫气质，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一个出身富有的美国金发姑娘。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紧随我们去市政厅结婚登记处作了登记，到教堂去为一对狂喜的、流着泪的青年人举行了简单的宣誓仪式，最后，又参加了我和麦克在纽约国际中心举行的大型婚礼晚会。
这次晚会完全是由我一手操办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周总领事是主婚人，中国贸易中心的一位总裁是翻译，联合国大使和夫人、《文汇报》、《人民日报》、新华社驻美国记者全部到齐。还有麦克公司的副总裁和夫人，麦克部里的美国朋友。我的担保人柯比先生专程空运送来了鲜花。我们事先邀请贝妮丝参加，但是她说：“我不能来，我的心会碎的，我相信你们是世界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对，我祝你们白头偕老相爱终生。”贝妮丝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哭泣起来，她叫我们不要误会，她说她是高兴而泣，蜜月结束后她会来看我们的。
在上海音乐学院青年钢琴家朱贤杰弹奏的《婚礼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我和麦克走向舞台，从总领事手中接过结婚戒指，互相交换、接吻。我们俩都热泪盈眶，他是第一次成为一位心爱女人的丈夫，我则是第二次成为别人的妻子。我百感交集，泪水涌流，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丈夫。我穿着镶着抽纱花边的丝质粉红色的曳地纱裙，头上戴着白色的花环，紧紧地挽住麦克的胳膊，听着总领事对我们的祝福辞。他在贺辞中还提到中国婚姻法第二十三章第十八条，引起满堂轰笑。后来又不断有人上台宣读贺辞，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这架势逼得麦克父亲也不得不上台讲几句。事实上早已被这儿的氛围所感动的他，这时出人意外地讲了一大篇话，意思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和这么多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气氛热烈地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祝这对中西结合的青年白头到老。他讲话的时候，麦克母亲正坐在那里抹眼泪，是快乐的眼泪呢？还是伤心的眼泪？我不知道。
最后是来自上海芭蕾舞团的徐小芳的孔雀舞和胡小平的独唱《我爱你，中国》，在上海我最喜欢听她唱这首歌。全部节目结束后，大家鼓掌欢迎一对新人来一个节目，麦克早有准备，他大踏步地走上舞台，亮起了他的那把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吹响过的小号，他吹奏起约翰·丹佛的《Annie’s Song》！那首歌他一直非常喜欢，歌词是这样的：
你占据着我的心灵，
像夜幕笼罩森林，
像山峦尽享春令，
犹如雨雾中的漫行，
犹如荒漠上的飓风，
如同沉睡的碧海，
你占据我的心灵。
来吧，让我们心心相印，
让我爱你，
用我的生命。
我宁愿淹没于你的笑声中，
我宁愿长眠在你的怀抱里。
你占据我的心灵，
来吧，让我们心心相印！
小号吹完，全场寂静。小号手的两滴泪珠落到了闪闪发亮的金色铜号上，我心头一颤，一股爱的柔情涌上心头。在突然响起的掌声中，我——新娘上场了，我用英文念了一首亨利·朗费罗的诗：
我常常想起那美丽的小城
它就坐落在海岸；
我常常幻想走进古老的小城，
于是旧日的友谊和青春的恋情，
带着安息的乐音流淌在我的小道上，
像是鸽子回旋在寂静里，
那甜蜜的古老歌辞起伏低唱：
“少年的愿望好似风的愿望，
啊，青春的心思是多么、多么绵长。”
家乡森林幽静、新鲜，美丽宽广，
我的心怀着一种
近似痛楚的快乐重又飞回到森林旁，
当我萦绕于那往日的梦迹，
我又找回了失去的青春。
那奇异而美丽的歌，
在树林里发出回响：
“少年的愿望好似风的愿望，
啊，青春的心思是多么、多么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