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提供了再一次崛起的机会。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属于比较年轻的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报告文学相对于小说、诗歌等文体发展得十分缓慢，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激发下，报告文学才有了充分施展拳脚的天地，迎来了第一次报告文学的巅峰期，1988年有人惊叹于报告文学的影响而将这一年称之为“报告文学年”，一篇又一篇思想犀利、直面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为社会的思想解放推波助澜。第一次巅峰期也向人们证明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场急剧的政治风波之后，受到最直接冲击的文体就是报告文学。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收敛起曾经的张扬激越的情绪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他们把精力放在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上，使报告文学在文体上更趋成熟，它突破了八十年代文体上脱胎于新闻报道和特写所造成的单一性，也从新闻性中走出来，让人们感到知识的丰富、叙述的老到、结构的恢宏，大大拓宽了报告文学写作的空间。但成熟的文体并不能弥补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思想探寻和批判精神上的萎缩。更重要的是，90年代的报告文学缺少了80年代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呼应关系，因而不再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反响。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令世界瞩目，一种盛世情怀逐渐在中国大地扩散，由此也形成了新的政治需要。报告文学能够最便捷地呼应这种政治需要，报告文学得到了文化领导部门和各种实体单位的重视。不少宏大的报告文学选题就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几乎所有的宏伟的工程和建设成就，都会有报告文学作家跟踪采访写作。如反映三峡工程的就有刘继明的《梦之坝》、何建明的《国家行动》、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反映青藏铁路建设的就有徐剑的《东方哈达》、董生龙等的《青藏大铁路》，反映西气东输工程的有孙晶岩的《中国动脉》，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宏大叙事”。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王晖将这种宏大叙事定义为“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艺术化地直击现实中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缺失。”他认为，张扬宏大叙事正是报告文学在新世纪应对各种困境的振兴之路。宏大叙事的文体表现特征之一就是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个别性的即时报告，而是将事件作为酵母，由此展开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全方位的思考。赵瑜与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从深层次呼应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切。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将科学家王选在计算机领域的科研成就置于世界各国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丰富信息中进行对比参照，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国新教育风暴》则是通过王能智等人的教改事迹来探讨中国的教育改革，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主观性很强的议论完成了他对中国教育前景的勾画。刘继明的《梦之坝》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它并非一个世界级水电枢纽工程建设的单一性描述，而是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流变的整合式阐释。从整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与政治同构的，因此有的评论家以“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为题来评价报告文学作品。这就决定了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一种昂扬、高亢的赞歌，而反思和批判只是赞歌声中低回的弱声部。有的评论家也为这些赞歌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表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观点是片面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问题并不在于赞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但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最具思想震撼力的恐怕还是在弱声部中传达出来的反思和批判。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卢跃刚的《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这部作品是书写“新东方”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成功的民办教育个案。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学校，迄今成为拥有35万学生的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俞敏洪被人誉为“留学教父”。但卢跃刚并没有因此就写一篇赞歌，他是通过新东方的坎坷经历来探讨在中国崎岖的道路上如何完成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严峻的命题。卢跃刚知道他的写作对象是一个被人们视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警惕唱赞歌所带来的对独立思考的遮蔽。他坚持做到以下几点：“1.独立采访，独立判断，不得干预；2.我是在记录历史，而且是信史，坚持的是公共立场，采用的是公共价值；3.自由写作，新东方没有审稿权。”卢跃刚的写作姿态可以说是延续了80年代报告文学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
“宏大叙事”还体现在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上的系列行为，对于一个重要的题材，作家并不轻易放弃，而是跟踪着事态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进行反复的开掘。这种系列行为因此也造就了一些专有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比如黄传会之于希望工程，李鸣生之于航天事业。李鸣生从1992年完成第一部反映中国航天事业的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起，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相继写出了《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共六部反映中国航天事业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李鸣生的中国航天“六部曲”，最全面最真实最及时地向公众传播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展，可以说，李鸣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秉公直书的“太史令”。写于新世纪的《千古一梦》可以说是他航天写作的集大成，他勾勒出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轨迹。作者基本上采取的是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方式，按照时间的序列将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最老实也最辛苦的“宏大叙事”。
政治同构对于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贬责。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文体，它在政治中能够获得活力。80年代的报告文学巅峰，其实也体现出一种政治同构的特点，报告文学的主题表达是与当时的拨乱反正的政治氛围相一致的。拨乱反正的政治诉求给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虽然也体现出一种政治同构的特点，但此时的政治诉求不同于彼时的政治诉求，在建设现代化的政治氛围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号角和鼓点的功能。在这样一种政治同构中，报告文学作家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人民性。但是，同样都是对于人民性的追求，报告文学作家触摸到的社会肌理并不完全相同。像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和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认同于人民性的写作态度，但作者分别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不同基调的文本。《根本利益》是昂扬壮烈的，《中国农民调查》则是压抑沉重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政治同构，与当代文学发展之初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有着本质的区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在当代文学逐渐获得一种独立的思想品格之后，再回过身去关注政治的，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政治同构，是一种追求普适价值与核心价值辩证关系的政治同构。新世纪以来，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中，报告文学创作显得非常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政治的需要，但那些真正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并不是在为政治做宣传，而是表达出了更具广泛人民性的精神价值，只不过这种精神价值也顺应着政治思潮。杨黎光反映中国2003年抗击“非典”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部作品尽管重点放在对抗击非典事件中的英模人物的褒扬上，但作者的思考并没有止于褒扬，而是进一步分析了非典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认为“非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生活行为的深切忧虑与关注。2008年中国先后遭受到百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直接投入到抗灾斗争之中，很快就写出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体上都是从普适价值与核心价值相谐调的现实状况中确立写作的切入点。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典型地体现出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陈启文强调自由精神，他辞去了体制内的职务，成为一名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这部反映湖南冰雪灾害的报告文学作品则是一部遵命之作。最初他拒绝了写作，但当他深入到最底层，深入到每一个细节，了解到灾害的真相后，他体会到了灾难中凸显出的一个理念：生命高于一切。他也认识到，这是整个社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他又主动承当了写作任务。陈启文为了显示独特个性，他有时刻意与主流保持距离。这次对冰雪灾害的采访和写作，却让他反思了自己的这种“刻意”，反思了知识分子的安于坐而论道，他甚至要劝说他的那些同样“刻意”愤世嫉俗的朋友们：事实并非像他们平时想象的那样，“他们应该走得离我们的生活现场和底层人民更近一些，睁大了眼去看一看……”他是这样劝说他的朋友，就因为他从生活现场中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他看到了政府执政能力、公信力和社会能见度在灾害面前是如何经受考验的。他认识到，大雪灾让人们重新找回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行动能力，强化了对公共事物的关注程度和热情，他自己就自觉地以这次写作来证明自己的觉悟。陈启文非常诚实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情感，他说他的这次写作是一次般若和涅槃。因此，这本书也是一名有良知的当代作家向社会呈现他的心灵变迁的真诚记录。
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中很容易地感受到一种大国气象和英雄抒怀，这大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主流意识。报告文学作家在表达这样一种壮阔的基调时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的长处。一方面，报告文学写作广泛吸收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的叙述方式，带来了叙述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考察采访对象时，广泛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视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十来年中国的社会学取得重大突破，社会学的成果对报告文学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等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报告文学写作中，大大提升了报告文学的学术含量和思想深度。胡平的《战争状态》就是一部具有崭新文体特征的内容广博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是建立在报道社会事件基础上的、具有新闻特征的文学样式，作者立足于具体的事件，进行深度的报告。但《战争状态》与其说是立足于事件，还不如说是立足于思想。引起作者写作这部作品的动机，是他对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思，“考察中国六七十年代以‘五类分子’及‘黑五类子女’为首要目标的畸形政治生态”。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进行具体形象的呈现，而是着重对这种政治生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思考，达到对“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学术、学理层面的清算和批判的目的。因此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我们之所以仍然将其视为报告文学，并认为是对报告文学文体的突破，就在于作者仍然采取的报告文学的叙述，他把各种历史资料、他人的思想见解等都作为自己的叙述对象，他的思考是对这些叙述对象的延伸，从而做到了“言之有据，据必有出处”。《战争状态》的跨文体写作非常有助于大国气象这一社会普遍情绪的表达，但作者本人对社会普遍情绪持审慎的态度，他是新世纪以来少有的几位坚持作家独立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
新世纪报告文学追求结构宏大，容量扩张，偏爱有气势的叙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汉赋的审美风格。可以把这一倾向称之为改革时代的大赋体。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说法，叫“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赋，就像诗词曲一样，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独领风骚。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样式，产生于战国时代，在汉代得到高度发展，达到辉煌的顶峰。我们说的汉赋主要是指汉大赋。这是一种“铺才逦文，体物写志”（刘勰语）的恢宏文体。汉赋堆砌词语，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词语组成了浩大的方阵，如排山倒海之势冲击过来，让你感受到语言的雄浑，文字的壮阔。汉赋的宏大风格是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新兴的地主阶级朝气蓬勃，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整个社会也洋溢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大为美，成为当时全社会的审美时尚，正是这种社会普遍的审美时尚，酝酿出了汉大赋这一新的文体，恢宏气势的汉赋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西汉时代的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气势在某种程度上与汉代初期有相似之处。这是一个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时代，如旭日东升，如千帆竞发，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时尚。因此我们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也需要一种追求恢宏气势的文体。黄树森所主编的“九章”系列就是这样一种扣合时代脉搏的文体，“九章”系列是以地域为单元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构思，先后出版了《广东九章》《深圳九章》《东莞九章》等。且看《深圳九章》，各章节的拟定就具有明显的宏大、铺排的赋体艺术效果：石破天惊、熏天赫地、命运之战、彪炳史册、盖世辉煌、博采纷呈、惊世之论、巍巍群雄、历史传承、风雨潮涌、万众企盼、激情狂想，也许第四章“岁月之痕”的“略带惊艳”让人感到略带阴柔，但它仍归结到“前尘往事”，以其历史之悠长去呼应宏大。与传统的汉赋所不同的是，“九章”系列大赋是以编辑的方式完成这一文体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众多作者参与完成的文体，而主编是这一文体的核心，主编仿佛是导演，他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思想成果中挑选出最适合的“演员”，共同吟诵了一篇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大赋。
报告文学中的“大国气象”自然很贴切地与现实潮流相合拍，有效地传达了现实政治的诉求，但它也给报告文学写作带来潜在的危险，即有的报告文学作家过分沉浸于这种大国气象的恢宏之中，逐渐地只剩下形式上的华丽，内容则重复贫乏甚至空洞。在这种情景下，倒是那些质朴、老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位不太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新世纪之初的鲁迅文学奖中以高票当选。这就是朱晓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天使在作战》。《天使在作战》记述了一名普通医生陈晓兰在与医疗系统的腐败行为作斗争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这是一个非常简洁明快的文本，既没有什么宏大繁复的结构，也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内涵，但正是这种简洁明快，才能直截了当地揭示问题的症结，才能最有效地展现批判的锋芒。朱晓军后来又接连写了几部反映医疗战线上的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他的的报告文学是质朴的，质朴的精神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报告文学最原初的意义上来，回归到报告文学最火热的、最有社会影响的八十年代。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重复，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这十几年报告文学在文体上逐渐成熟的积累上，意识到在成熟过程中我们也丢失了报告文学的精神气质。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有积累又有丢失的状态下，我们的报告文学写作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起来，在文体上越来越显出严谨和娴熟，可是在精神气质上越来越不像报告文学。而质朴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触摸到了报告文学的本质。所谓质朴，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本质的重视，让本质直接呈现出来。报告文学的本质就是它对现实的监督和批判。报告文学简单地说是“报告+文学”，“报告”表明了它的新闻性，因此报告文学从文体上说确实与新闻报道和新闻特写有着血缘关系；“文学”表明了它的文学性，这也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对文学性的理解。茅盾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这样解释文学性的：“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中国文体学辞典》对“报告文学”的解释是：“以文学手法来处理新闻题材，即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写作内容，以文学笔法为表现手段的一种文学样式”。随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成熟，人们对其文学性的讨论更为深入，也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文学虚构、文学想象问题。尽管这些方面都应该属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但最为核心的一点却被人们所忽略。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从本质上说，是指报告文学的主体意识是文学的，而不是新闻的；报告文学的主体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因此报告文学是以作家的身份、站在文学的立场去对新闻事件和现实生活发言，这应该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是建立在一种人文理想的基础上对现实进行监督和批判的写作。这才是构成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核心。而最质朴的报告文学就在于它一点也不遮掩其批判的锋芒和独立的品格。一些报告文学的批评家也对此表示了担忧，他们提出了报告文学要弘扬“刚性精神”。报告文学是公共知识分子监督社会、维护正义的适时报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就其核心来说就是它的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至上性。因此尽管新世纪以来质朴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占主流，但有这种质朴的存在，将对空洞的华丽起到一种抗衡的作用。
“大国气象”带来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则是对报告文学批判精神的削弱。面对一个新兴的中国，有许多正面的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伟大的事业需要记录，报告文学与现实合拍，自然会多了一些歌颂型的报告文学，而在这种歌颂型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大国气象的自豪感和崇高感也更容易得到释放。但即使如此，报告文学仍然不能放弃自己的批判和监督的功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会辩证地处理好歌颂与批判的关系，其关键性则在于在歌颂中不能丧失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性。但从目前的报告文学写作来看，不少作家往往是认同于公共性的观念和情绪，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或者直接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当然对此应该辩证地对待，报告文学作为一门政治性特别强的文学样式，必然要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是一种贯穿着作家政治情怀的写作。报告文学作家作为文化精英，其政治情怀应该与政治精英的政治情怀既有一致性又有不一致性。在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时，文化精英就会与政治精英协调起来，共同维护和建设良好的政治环境，谋划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其政治情怀的一致性便凸显出来。比如报告文学在新世纪流行的 “改革时代的大赋体”，所表达的政治情怀就是一种大国意识和盛世景象的政治情怀：我们应该以华丽的篇章来书写当代最伟大的历史。这种大赋体也许存在着与“汉赋”相似的致命弱点，它扼杀了颂歌背后应有的反思、追问和警示。因此，在这样的情景下，强调报告文学作家的独立品格和独立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