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印证
本土性与现代性一直是考量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两极，作家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是追赶现代性的文学，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和借鉴大大开启了作家的思维空间，僵化死板的文学格局被打破，作家的想象获得空前的解放，现代性也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此刻的现代性还只是移植过来的现代性，并不是由本土经验生发出来的现代性。这典型地体现在先锋小说潮流之中，但由于与本土性的脱节，先锋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瞬息万变的新现实，吸引作家更关注本土性，写实主义大兴。人们以“中国经验”一词来概括中国的新现实，中国经验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但作家多半还停留在对新现实的呈现上，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缺乏丰沛的想象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中国想象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真实反映了现实的“中国说明”，还应该追求体现现代性的“中国想象”。 放弃“中国想象”，从本质上说就是放弃了自主地处理自己的精神资源的权利。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则展现了一幅新的图景：作家试图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想象，于是，本土性与现代性得到了相互的印证。
这一特点首先在乡土叙述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因为乡土叙述是长篇小说的重镇，也是最具有本土色彩的叙述。农村是现代化最艰难的关隘，农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土地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本。离开了土地，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就是血与肉的生死存亡的关系，没有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面对土地的日益凋敝，唱的是一首乡土文化的挽歌。而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则是以一个田园乌托邦来应对土地的问题。暖暖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去城市打工并在城市站住了脚，但作者并不认为进城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他因此安排主人公在成功之际果断地返回农村，但乡村的希望在哪里，仍然只能以土地作为命根子吗？作者认为，这只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它已经被现代化的实践所瓦解。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风暴刮走了土地的肥沃和滋润，往日的田园成为了板结的荒野，它再也生长不出年轻一代的希望。于是作者就让回到乡村的暖暖在专家的启发下看到了自己家乡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开发价值，她通过发展旅游业，触摸到了农村的真正希望。赵本夫在《无土时代》中，则以匪夷所思的想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神话：在木城这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夜之间竟长出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全城的人看到身边的麦田个个都欣喜若狂，像过节一样。赵本夫的神话缘于他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赵本夫看来，城市吞并了农村的土地之后，还要用钢筋水泥沥青砖块等现代物质将土地覆盖，彻底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赵本夫将今天的城市化时代命名为“无土时代”，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见。所谓的“无土时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土地，而是指人们缺乏了一种土地的观念。当人们的内心处于“无土”的状态时，当人们的对种植和土地的“本能”被压抑时，才会导致那么多的文明病。赵本夫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赋予土地新的哲学意义。关仁山在《麦河》中同样为土地的凋敝而忧虑，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语。但与此同时，河北农村进行土地流转的试验让关仁山感到了土地复苏的希望。他以土地流转作为《麦河》的基调，将乡土叙事的主题由挽歌转化为颂歌。但他的这首颂歌是浸着忧伤的颂歌，因为土地流转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土地的忧虑。关仁山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土地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将土地人性化和精神化，他关注土地，最终是为了关注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他意识到，土地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境，却并不能直接带来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要靠农民自身来创造。所以关仁山在小说中提出了小麦图腾的概念，力图营造一幅小麦文化图景。关仁山从幸福的角度解答了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农民离不开土地，不仅仅是他们要从土地里获得粮食，还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幸福感都是从土地里获得的。土地流转也许解开了农业生产的瓶颈，迈向了现代农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但它也为农民是否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埋下了伏笔。唐晓玲的《古画》虽然讲述的是江南某一个村子的故事，但它仿佛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必由之路，毫无疑问，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城市化的成果和动力。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五亩园村，不仅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四周就是崛起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但是，在他们滋润的日子里其实是暗藏着矛盾的，不断扩张的城市日益蚕食到乡村。城市不仅要吞食乡村的土地，而且要吞食乡村的文化。因此尽管唐晓玲身边正在崛起一个新农村的雏形，但她并不是一味陶醉在新农村的一派大好景象中，而是以一个作家应有的独立思想品格去审视这一切。怎样让小桥流水的千年文化意蕴继续传承下去，让农民既过上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又保持美丽的田园风光，这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江苏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广大农民正在以自己的实践来破解这道难题，作家则以自己的文学智慧参与到这道难题的破解之中。无论是关仁山的《麦河》，还是唐晓玲的《古画》，可以说都抓住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国经验，并努力挖掘中国经验的人文价值，由此也开辟了乡土叙事的新路子。
重新认识中国多民族的文化价值，也是作家在应对本土性与现代性辩证关系中表现出的一种写作趋势。其中特别是对西藏文化表现出深厚兴趣。西藏文化博大精深，它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意义越来越被人们了解。不少作家发现，从藏文化中能够找到疗救和补充当今文化的弊端和缺失的良方。范稳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自新世纪以来，相继写出了以表现藏文化精神价值为主题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水乳大地》写了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表现出信仰的力量，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信仰的敬意，作者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未来将是一个走向交融、走向合作的精神世界，而信仰的阳光将把这个精神世界照耀得无比灿烂。《悲悯大地》则让我们看到，藏族人民把精神享受看得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即使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下，他们的精神追求也无比地强烈。在藏族人眼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才变得异常丰富。藏文化对精神性追求是与他们的生命意识连在一起的。藏文化追求一种平和安宁的境界。马丽华的《如意高地》、宁肯的《天·藏》也是藏文化浇灌出的硕果。《如意高地》以一本古书为线索，追寻前人入藏的经历，再现西藏百年的巨大演变，将一个爱情绝唱镶嵌其中。宁肯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在西藏的生活，《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小说写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老师王摩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主动来到西藏，在一所小学教书，当时的社会陷入一种方向性的迷茫，王摩诘则选择了西藏这块净土，让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与藏传佛教对话，并努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到洁白的雪山、明亮的阳光、飘动的经幡之中，使思想也变得富有形象感和神圣感。宁肯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当下物质主义崇拜的严肃诘问。草原文化也是作家重视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今天，当全球化、都市化的钢筋水泥般的大军大面积地侵占生长着大豆高粱的土地时，农耕文化就像一位卑微的弃妇退缩到人们的视线后面，建立在农耕文化秩序上的一切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人们迫切需要为攻陷后的行动找到观念的依据，于是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草原文化。作家或者把狼奉为当今社会的图腾（如《狼图腾》），或者视藏獒为最忠实的伙伴（如杨志军的《藏獒》），或者从狐狸身上看到文明的危机（如郭雪波的《银狐》），更有直接反思草原文化历史的（如冉平的《蒙古往事》），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草原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但过去我们也许忽略了草原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设性作用。比如《藏獒》中的父亲，他像是人类文明的化身，他真正懂得藏獒的内心，是在他的感化和启迪下，互为仇敌的藏獒才会由恨转为爱。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但作者赋予了父亲更大的文化使命，他在草原上开办学校，以教育启迪人性，净化人性，使人们从仇恨和对抗中解放出来。
在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两极中摇摆的作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建构。因此我们会感到，上面所提及的作品在精神内涵上都是相当充实的。张炜花费20年完成的浩浩十大本的《你在高原》，可以看成是在这两极中寻求平衡的精神之旅。小说主人公宁伽其实就是张炜的精神主体的承载者。张炜的精神之旅是沉重的，也是艰难的，他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但他知道必须走下去。可以想见，他的精神之旅是曲折的，是摸索着前行的，这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无规律可寻的结构。但他的精神之旅又是自由的，他任自己的思绪朝前闯荡。事实上，《你在高原》的结构充分体现出一种自由思想的特征，因此它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评判。平原、高原、农场、葡萄园、美酒、地质工作者，这些都是张炜精神之旅沿途最重要的路标，这些路标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理想的家园。在第十卷的《无边的游荡》中，凯平和帆帆将平原的农场转手他人，毅然奔赴高原，在那里办起了新的农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这里高，这里清爽，这里是地广人稀的好地方！”高原的希望牵引着张炜走完了这次精神之旅，他才如此充满自信地说：“你在高原”。从整体上说，张炜对现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不是一个恋旧的悲观主义者，更不是一个被新时代抛弃的遗老遗少。因此才有他这样一种处理现实与理想的方式。现实显然不是他理想中的现实，于是他把他的理想安妥在西部高原。但他并不舍弃现实中的平原，他始终在平原中游走，战斗，也许是屡战屡败，但他同时又是屡败屡战，而且从来都是斗志昂扬，为什么能够屡败屡战，能够斗志昂扬，因为有一个西部高原的理想在支撑着他的精神。
从战争思维向和平思维的过渡
二十世纪是世界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段，革命、暴力、战争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段的基调。一个作家若想在宏阔的背景下本质性地反映二十世纪的历史，就绕不开革命、暴力和战争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正是革命、暴力和战争，成就了一批二十世纪的伟大文学作品。特别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革命、暴力和战争几乎成为中国作家笔下的主角。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暴力革命，也就不会有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的革命基本上是在战争状态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进程基本上是采取的战争思维，战争思维的惯性是如此之大，即使在革命成功建立起新中国之后，社会仍是以战争思维为主流。这也影响到长篇小说创作。但随着二十世纪末期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文学创作中的战争思维逐渐向和平思维过渡。
战争思维对长篇小说创作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在处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时，就只有革命—反革命、正义—非正义的非此即彼的取舍，即使后来能够从人性、从情感、从生命意志等诸多方面来叙述革命和战争，但也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到二元对立模式中。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仍然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重要资源，但作家们处理这一资源时在思维方式上发生的极大的改变，完全超越了过去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思路，力图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去处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资源，从而揭示出革命和战争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李彦的《红浮萍》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一度流行的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邓一光在《我是我的神》中通过一个革命英雄的家庭史，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英雄主义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显现。乌力一家人的经历穿越了自解放全中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几乎这段岁月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的战争事件和国家安全战略决策里，都会出现乌力家人的身影，都会留下他们的英雄举动和牺牲。小说结束于乌力图古拉的死。但他的死没有丝毫的悲惨意味，相反，让我们感到了死的雄伟，因为乌力图古拉的英雄精神并没有死去。重要的是，乌力图古拉在他临将死的时候，认可了他的儿子们“寻找新的生活”的努力。小说再一次奏响了主题乐章：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内涵在儿子们的努力下已经变得更加丰富。这意味着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年代，我们的信念是一以贯之的，而先辈们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儿子们的努力下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红浮萍》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小说讲述了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小说充分肯定了革命者的信仰，认为这是中国人追求理想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雯，还是平，还是平的外婆，三代女性的人生际遇都非常坎坷，但她们都向往着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追求信仰，捍卫尊严，在这里包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
和平思维并不是抹去对立、斗争，而是强调从人性美好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中的对立和斗争，带有一种宗教感。严歌苓她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接受到了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她在处理革命暴力和战争资源时，就能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关于一个女人的革命史和爱情史。在以往的革命叙事中，爱情必须服膺于革命的原则，爱情只是一个被动者和改造对象，其叙事原则是革命决定爱情，通过描写一个人如何在革命的驱动下使得爱情终成正果来证明革命的意义。而在后来的反说或戏说中，革命与爱情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爱情不再是用来证明革命的意义，而是通过将革命的欲望“还原”为性欲关系来达到瓦解革命叙事的目的。由此可以发现，革命叙事的模式是把革命与爱情作为对立统一的关系，作家的叙事始终是在围绕着这种关系做文章。在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爱情与革命不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和对话的关系。在田苏菲演绎的史诗里，爱情与革命齐头并进。田苏菲的爱情与革命都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开启的，但可贵的是，她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革命，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她的《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乡村普通寡妇王葡萄的生活史。不同于以往的写乡村革命往往是强调苦难和愚昧的一面，强调拯救乡村的任务非常艰巨。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也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王葡萄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则是直接反省暴力文化的。如同大部分的历史家族小说一样，天门口也有两大家族的矛盾，雪家和杭家左右着天门口的生活进程。从天门口的两个引路人的各自经历可以看出，倡导暴力的傅朗西表面上给天门口带来了解放，但解放之后是越演越烈的暴力，天门口多少人由此死于非命。而倡导反暴力的梅外婆唤醒了人心，拯救了许多被暴力所困或所惑的人，人心的解放才会是真正的解放。对于天门口的人来说，经历了“文革”的洗劫之后，人心彻底被唤醒，今后将会书写一部真正属于“圣天”的历史。《圣天门口》可以看作是刘醒龙对历史上的暴力行动和暴力观念进行全面的讨伐。这体现出刘醒龙的深邃的识见。尽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暴力的幽灵始终在全世界的上空游走，暴力几乎是无孔不入，它既在左右着国际政治，也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娱乐精神中，所以刘醒龙抓住反暴力的主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具有倡导人类普泛精神价值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当代文学是以革命暴力为灵魂来叙述历史的。这种叙述不仅决定了文学结构基本上由革命暴力搭建成，而且对革命暴力加以道德化、审美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暴力美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反映历史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暴力美学的模子铸造出来的文本。在这样一个创作实践过程中，暴力美学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意识和思维定势，继续弥漫在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中，直至当下。从美学的角度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多少沉湎于暴力审美之中，作者在全面清算暴力历史叙述时，缺少了一种与暴力美学告别的新的美学表现方式。
艾伟的《风和日丽》通过一个私生女的故事反思了战争思维下的文化对立。在战争环境以及革命环境中，文化被划分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性质。革命拒绝了非革命文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小资产阶级的魅力依然存在，在小说中将军与杨泸的恋爱虽然着墨不多，但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这是一个纯洁高尚的爱情。艾伟在这里暗示我们，革命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结合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件美妙的事情却只能埋藏在革命的隐蔽处，不能赋予其合法的位置。而以后的一系列悲剧都与它的不合法有关。如果我们继续追溯杨泸的文化血统，她的身上深深留下了贵族文化精神的印记。反思中国革命进程，正是对贵族文化精神的暧昧态度，给新社会的文化精神建设埋下了祸种。贵族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无疑是要被打倒的，但贵族精神积淀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却应该传承下来。事实上，当革命成功之后，必然要通过吸收贵族精神中的精英文化来建立新的秩序的。但是，革命始终不愿给精英文化一个合法的身份。就像将军那样，即使他非常喜爱他的女儿杨小翼，但一旦杨小翼公开自己的身份，要认他做父亲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杨小翼赶出了家门。杨小翼的隐喻义就在于，革命需要与精英文化的结合，这样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让革命的蓝图落到实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精英文化却始终戴着不合法的枷锁，像一个私生女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艾伟以一种非常冷静客观的叙述，再现了精英文化被视为私生女的历史事实。刘继明的《江河湖》这部书写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同样体现出和平思维拓展的空间。在以往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问题，这些小说或者写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精神后的可悲，或者写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壮烈，总之是从不同侧面在为独立而鼓与呼。但刘继明发现，单纯强调独立精神，还不能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担当的全部问题。刘继明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沈福天与甄垠年之间纠缠了一生也未能了结的恩怨和矛盾，但尽管他们至死也没有解开他们的恩怨，事实上他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上各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刘继明第一次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语境中的多重功能和多种身份，我们既需要甄垠年这样的以对抗和批判的姿态去处理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也需要沈福天这样的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去处理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刘继明在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也是在反思中国文学的命运。他在小说中通过老卢、叶小帅、梅雨等人物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同时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否则他不会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并向经典表示致敬；他也不会让沈福天的女儿、新一代知识分子沈如月最终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因此，《江河湖》也是刘继明表达文学信念的一部作品，他要向人们证明，文学写作是能够也是应该完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描述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在表现形态、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上发生的新变。但长篇小说的问题也不少，尽管从整体上当今的小说都有比较高的起点，但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们“高山仰止”的经典。从这个角度说，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仍然有努力的空间，它特别需要在精神性、人文情怀和典雅性上下功夫，而这些都指涉到精神价值、指涉到信仰和理想，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姿态上应该有一种敬畏之心和自省之力，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应该是一个对无穷和无限怀有兴趣和向往的世界。另外，该文所讨论的长篇小说是延伸传统意义上的纸媒小说，没有涉及到网络小说以及从网络上落地的纸媒小说，因为网络小说无论在文学生产方式上还是在审美方式上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不一样，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新传统，所以应该单独在另一篇文章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