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会在脑海中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充满了轰动性和传奇性，无论是四川汶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北京奥运会这样的世界性的盛会，都使得2008年不再平凡，都可以成为2008年的独一无二的主题。因此各类新闻媒体在做2008年的年终总结篇时，会显得异常兴奋。但是，当我们来做中短篇小说的年度总结时，就会感到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似乎没有沾染上半点2008年的轰动性和传奇性，似乎也没有可以聚焦的一个主题。过去的几年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某一年可能会冒出一位新人，让人惊呼这一年是“某某年”；比方说，某一年可能会出现某一种题材或某一个话题的热点，让批评家集中谈论起类似于“底层写作”或“80后”这样的话题。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简直有些与这一年不合节拍，它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它没有中心，也没有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抛弃官场上流行的政绩观的话，就会意识到这种平淡、这种无中心，恰是中短篇小说写作最正常的表现。小说不是新闻，更不是现实生活的跟屁虫。当这一年的小说写作并没有跟在那些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后面不断变换面孔时，就说明了小说写作具有充分的内在力量，它不需要靠外力来推动，而是按照小说写作的既有目标向前行进的。因此，2008年的轰轰烈烈，让我们看到了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定力，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一 从事件的现实感到精神的现实感
首先还得说说中短篇小说的现实性。尽管我强调了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并没有跟风去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新闻，这证明了小说写作的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写作的成熟是以疏远现实为标志的。因为道理很简单，跟风并不是紧贴现实的最佳表现。事实上，中短篇小说写作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每年发表的数千篇中短篇小说新作中，大量的作品是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但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最终是要进入精神层面的，只有进入精神层面的小说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小说。毫无疑问，充满现实精神的小说家会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事件，我相信，2008年的轰轰烈烈也在绝大部分小说家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会在小说中表达他们的意见——当然，不会以跟风的方式。事实上，2008年的小说中并非没有直接以这一年的重大社会事件为素材的作品。比如说，聂鑫森生活在株洲市，那正是2008年初南方所发生的罕见冰雪灾害的所在地，在这场冰雪灾害中，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给予他写作的冲动，他相继写了几个以这场冰雪灾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如发表在《中国铁路文艺》第10期上的《冰雪归途》、发表在《广州文艺》第6期上的《塑佛》。同样，以四川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也有乔叶的短篇小说《家常话》（《上海文学》第7期），晓剑的中篇小说《篮球》（《芒种》第8期），阎欣宁的短篇小说《母亲的绿丝带》（《福建文学》第8期）。但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直接反映2008年重要事件的小说，而在于小说家无论是直接反映还是间接反映，都始终记得小说家职责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追问。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说得非常到位，他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之图’。”因此，对于大多数小说家而言，他们并不满足于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社会重大事件，而是希望通过对现实的反映表达精神层面的东西。晓剑创作《篮球》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一位电影导演约他写一个反映抗震救灾的电影，他应约深入到震中进行采访，面对太多的惨烈和哀痛，他以作家的视野，“寻找着生命表现的另一种形式——灵魂，在灾难面前以各种各样形态出现的灵魂”，并有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写惊心动魄的事，只写惊心动魄的魂”。但他的构思遭到剧组的拒绝，剧组希望他描写国家力量正面抢救生命的壮烈、感人的场景。晓剑以为这不过是克隆“24小时直播新闻中的人物和事件”，理所当然地也拒绝了剧组的要求。晓剑说：“我在最后一刻恢复了作家的情感和思维，我的责任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只能以小说来反映地震中感动了我的人和事，但这人和事应该是电视新闻镜头没有摄取到的，是记者通讯报道中被忽视了的，是其他作家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所未涉及到的，这就是小说作家的使命！”他后来在采访素材的基础上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篮球》，他写一个父亲为了替儿子赔篮球，偷了学校的一个篮球，谁知这个篮球是一只奥运幸运篮球，校长准备用这只篮球去抵学校的债，就在校长们找上门来时，地震发生了，人们都被压到了瓦砾之下，父亲用这个篮球接尿给儿子喝，儿子最终获救了，全国各地热心的人给他寄来了很多的篮球，但他只想要爸爸。篮球接尿喝挽救了生命是作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真事，他从这件真事出发，去追问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的良知。晓剑将这篇小说命名为“新闻小说”，作者的命名是对的，因为从小说的角度看，这篇作品还有不少生硬之处，未脱新闻报道的痕迹。然而我们仍要对晓剑为维护小说家的责任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
我们很难笼统地谈论小说的现实性。尤其不能根据小说所叙述的事件来确定小说的现实性强不强。这涉及到从事件的现实感到精神的现实感的转换。当前的中短篇小说写作，现实性题材的作品占有绝大多数，但不少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多少现实的感悟。因为这类作品基本上只是停留在事件的现实感上，时间是现实的，场景是现实的，但小说的叙述却总是游离于现实氛围之外，仿佛是发生在数十年前的故事，不过是将人物穿上现代的装束而已。我们应该提倡作家贴近现实，但是我们在评价那些反映现实的小说时要谨慎地使用赞美词，只有那些从事件的现实感进入到精神的现实感的小说，才算得上真正表现了时代精神和具有现实性的小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要求小说家要在速度上和即时性上去反映现实，而应该看他们能否在精神的深度上反映现实。
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作家们在精神深度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佳作。如叶舟的中篇小说《羊群入城》（《人民文学》第8期），一群羊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这样的场景大概只会出现在处于现代和前现代交叉的西北城市，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现代与前现代交叉的文化位置，会让我们对现实的问题看得更真切，因此作者叶舟说他几次在西宁见到羊群拥进大街的真实情景时认为“这是一种神示”。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书写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场景，而是力图写出他获得的“神示”，于是他塑造了一个能和羊说话的羊倌平娃，他与羊群倾情的沟通反衬出这个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变态。马秋芬的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第2期），以一种反讽的笔法讲述了城市媒体如何忽悠社会下层弱势群体的，故事构思完全来自她在日常生活中与农民工交往时的一点一滴的感受，这点滴感受汇聚到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困扰着她的久久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都市人文生态的骤变中，农民工生存的苦难固然存在，但比这苦难更严酷的是精神遭遇。那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是最令人沉重的。”
作家具备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和现实品格，也会在那些非现实题材的写作中体现出来。如蒋韵的《英雄血》（《北京文学》第10期），虽然写的是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故事，但作者表达的主题完全来自现实。蒋韵精心设计了她的小说，她分别讲述两个姐弟的故事，一个是关于中国姐弟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日本姐弟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引向仇恨。一伙日本鬼子经过石湾村，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开杀戒，血洗村庄，宝生的姐姐在鬼子的血洗中，惨遭凌辱。与姐姐相依为命的宝生痛不欲生，毅然走上了复仇的道路，他加入八路军，出生入死，成为了革命军队里的一名团长。蒋韵把这种关乎民族大义的仇恨写得非常充分。接下来她又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把我们引向信仰。想做外科医生的日本人吉田耕夫被征兵到了中国境内，但他的姐姐临行前送给他一条白绫，上面是姐姐血书的大字：“弟弟呀，我为你哭泣，你不要死去！”怀揣这样一条白绫，走上战场的吉田耕夫就神秘失踪了，他后来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外科医生，以他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生命。但真正让吉田耕夫放下手中武器的并不完全是姐姐的嘱托，而是一个崇高的信仰。他是一名日本gcd员，gcd员的信仰使他与侵略者决裂，哪怕他与侵略者属于同一个民族。突然间，蒋韵在一条河道上决开一个口子，于是两条河流汇合到一起，两个单纯的故事纠缠在一起，掀起了惊涛骇浪。团长鲍仇负伤送进了医院，是吉一刀抢救了他的性命。当鲍仇得知救他一命的医生是一名日本人时，他二话没说，掏出手枪就把他的救命恩人打死了。蒋韵分别讲述的两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第一个仇恨的故事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的抗日题材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也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基本模式。第二个信仰的故事则是我们讲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基本模式。我们一直听着这样的故事，我们的历史也在这样的故事中建构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在单独讲述的时候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只有把它们搁置在一起时，就会发现它们难以在一个历史话语中接榫。也许我们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并不想去修正它。也许我们都是因为仇恨才想到了英雄，才诞生了英雄。英雄总与血相连，而且流也流不尽，这背后其实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传统的伦理精神中包含着仇恨动力学，它让人们牢记仇恨，心中有了仇恨就有了改变现实的动力，于是历史演绎为复仇史。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时代，仇恨动力学有了更新的现代装束，它叫阶级斗争学说。今天的人们吹着香风，喝着美酒，当然不希望老是让仇恨这杯苦水来败坏了胃口，有的人于是用另外的方式去讲述历史：他们或者宽宏大量地亲手为侵略者擦拭掉军刀上的血痕，或者干脆让热血女青年与汉奸在床上演绎一场色与欲的好戏。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蒋韵来讲述抗日战争的故事，这不能不使得敦厚的蒋韵变得凄厉起来。因为战争造成的灾难是不能抹去的事实，而在灾难中酿造的深仇大恨，牢牢地铭刻在历史的界碑上，这印记同样也是抹不去的。蒋韵不仅要将这历史的残酷性强调出来，而且还要告诉我们，正是这种残酷性中生长起来的仇恨贯注在人们的血液里，才有了英雄的壮举。这就是说，英雄是仇恨的血浸泡出来的，英雄在报仇雪恨中成就了英雄的伟业。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忘记仇恨也就是忘记历史，否定仇恨也就是否定英雄。今天的和平是凝固着鲍仇这样的英雄血的。然而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英雄免去死的厄运吗？其实蒋韵在这篇小说中最终要追问的恰是这个问题。这就回到日本人吉田耕夫的故事了。吉田耕夫是民族战争中的另一种悲剧，这一悲剧体现出信仰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深深沟壑。一个有着崇高信仰的人也许不会被现实所理解、所接受，但一个人在信仰之光的烛照之下，就能超越现实，做出非凡之举。我们难道不能说，吉田耕夫也是一位英雄吗？相比较鲍仇和吉田耕夫，一位是用仇恨塑造的英雄，一位是用信仰塑造的英雄。因为信仰的引领，吉田耕夫的英雄行为更能超越民族的局限和现实的局限。蒋韵的《英雄血》就像是一杯仇恨与信仰搅拌的苦酒，虽然是苦涩的，却让我们沉思。这种沉思在今天显得如此的必要。因为解决这一历史症结已经成为了全民族的共识。2008年，国家主席**访问了日本，他在日本的演讲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段不幸历史，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这段话不妨看作是蒋韵这篇小说主题的阐发。
二 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开放的文学视野
大洋彼岸的美国刮起一场“金融危机”的风暴，我们马上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因为全球化的趋势将世界连成了一体，这无疑也影响到小说创作，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思考。全球化语境让我们的文学视野越来越开放，这一点也突出体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之中，即使在那些看似很传统的题材里也能嗅出一些全球化的海腥味儿。是的，全球化像强大的海风扑面而来，我们都躲闪不过，但我们的很多作家很难说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海风的吹拂，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能够读出他们内心的困惑。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纸鸽子》（《小说界》第2期）就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小说写的是家长为孩子网络上瘾而焦虑的故事。吴所谓这个中学生沉迷于上网，这让做母亲的何明儿非常苦恼，她想尽办法劝阻儿子不上网，甚至都虚拟一个网名通过QQ与儿子聊天，想套出儿子的真话。这一切都无用，最终，母亲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才使得儿子回心转意。在作者看来，网络只能是纸鸽子，儿子想要放飞它们，但“鸽子们不是飞走的，是掉下去的”。叙述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网瘾的痛恨，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下一代。“我多么希望孩子们，能做一个干干净净，儒儒雅雅，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啊，而不是网络中的瘾者，糟蹋尽青春年华！”当然，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作者的焦虑和困惑，也许作者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网络这一全球化带来的新事物，因此作者在展开故事情节时，就对如何解决母亲与儿子的矛盾冲突感到了迷茫，但可贵的是，作者“保持一颗诚实的心来叙述”，包括叙述她的焦虑和困惑。曾被视为“打工文学”代表作家的王十月，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更能体会到全球化的海风猎猎，这有助于他开拓小说叙述的空间。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人民文学》第4期）就是一个证明。小说虽然写的仍是打工者的生活，但明显与作者以前写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小小的民营工厂，这样的小工厂在深圳大概会有数千家，但这家小工厂接到了美国的一单大业务，要为美国市场赶出一批美国国旗。因为美国“9.11”恐怖事件后，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市场上的国旗供不应求，才到中国来寻求支援。把美国“9.11”事件与中国打工者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是绝妙的想象。然而也就是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作者升华了“打工文学”的主题，它让我们认识到，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这个物欲第一的世界里，国家利益正在成为人们攫取财富最冠冕堂皇的名义。国家的“订单”，获利者是谁呢？读完这篇小说，也许会让我们思索这个问题。何止国家利益，任何美好、善良和崇高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私欲的口实。就像今天社会上叫得最响的“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工”，而这些言行的背后是否也藏着污垢。王十月的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对关注底层的社会潮流表示了一点小小嘲弄。他提醒打工的兄弟们，更要警惕像周诚这样满嘴仁义道德的“好人”，他们是更坚硬的石头，对我们脆弱的心灵，也对我们的社会，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当然，在谈论全球化语境下的开放视野时，不能不提到海外兵团的贡献。我在2006年进行年度评述时就说过：“有一支海外军团在近几年的崛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携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在此后的每一年里，总会有几位来自海外的作家给我们带来新鲜的经验和视角。2008年同样也不例外。如笛安的短篇小说《圆寂》和中篇小说《阿德与史蒂夫》（《天涯》第2期）、《塞纳河不结冰》（《十月》第5期），葛亮的中篇小说《阿霞》（《天涯》第2期），陈河的中篇小说《罗西尼症》（《人民文学》第6期），袁劲梅的中篇小说《罗坎村》（《人民文学》第12期）。
笛安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作家了，她同时也作为“80后”的一颗闪亮的星星，使“80后”的阵营更为瑰丽。《圆寂》带有一种宗教情怀，让我们感到了一位年轻人的成熟。葛亮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则比较陌生，因此《天涯》杂志是将他作为一位难得的新人隆重推出的，《天涯》第2期为他做了一个专辑，除发表他的两个短篇外，还配有韩少功、孔见等人的推荐文章。葛亮70年代末期出生于南京，在香港上学，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严格说来，身处香港的作家不能称之为海外，香港回归已有近十年了。但文化的回归远远不是一次交接仪式就能解决了的，正是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文化语境更为复杂，我曾在另一位香港作家吴正的小说中读到了这种复杂文化的浸染，吴正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移居香港。也是这一缘由，我们有理由对葛亮给以更多的关注。《阿霞》的故事看似是一个底层文学的故事，但小说叙述的基调和姿态明显不同于底层文学。阿霞是一名贫困乡村的女孩，来到繁华都市，在一个小餐馆里打工，她得到不少人的怜悯和同情才在都市里站住脚，但最终都市还是接纳不了她的善良和单纯。韩少功称赞这篇小说是一篇“真正感觉力强大的小说”。韩少功认为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圆熟的艺术感觉和叙述“指向他者, 不光是指向自我；指向贫贱, 不光指向奢豪；指向本真, 不光指向流行——从而与传媒上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距离。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底层文学’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 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 它昭示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 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 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诸多‘人已经退场’、‘个性已经消亡’、‘创作就是复制’一类的后现代大话,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陈河也属于一位海外兵团的新人，近两年相继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但2008年的《罗西尼症》的确是一篇想象奇特的作品，这完全是一种地球村式的想象，作者的想象没有了文化乃至国界的障碍，自由地在地球村里漂移。
袁劲梅的《罗坎村》可以说是作者在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她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许应该将这篇小说归入到社会学的成果里去。我一直敬佩中国的社会学家这些年的学术进展，他们从社会的细胞入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阶层的基本形态有着深入的解剖和分析，其实当代的小说家应该好好向中国的社会学家学习，从他们那里是能够获取很多有益的资源的。我由此都怀疑袁劲梅是否也是研究社会学的，至少也应该是对社会学充满兴趣的。袁劲梅在小说中描述的罗坎村应该是她想象中的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个缩影。罗坎村是一个伦理化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以伦理原则来维护社会秩序。它也有法庭，法庭设在猪场，这本身具有某种反讽意味，也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场。传统的罗坎村虽然消失了，但作者显然要表明的是，今天的社会，特别是官场社会，实际上不过是被进行现代处理了的伦理化社会形态，因此，人际关系显然格外重要。有意思的是，作者要让罗坎村长出脚来，竟然一脚跨出国门，伸进了美国社会。美国社会是一个法治化的社会，让一个伦理化社会的罗坎村镶嵌进来会有什么情景发生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罗洋、老邵、罗清浏等人物的遭遇，并从他们的遭遇中若有所思。小说中的“我”应该说代表了作者的立场，她似乎是不偏不倚地对待两种社会形态，并不想对其进行优劣判断，因为的确每种社会形态都会有自身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希望揭示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她对此也鲜明地表达出批判性。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在当下的中短篇小说中并不乏这样的作品，但《罗坎村》仍然让我们感到了新鲜，因为作者找准了穴点，这应该得益于她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参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