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文学是在诅咒声中开始的，而且这种诅咒声一直延续了大半年。诅咒声最初来自海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年前声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由此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大半年过后，批评家朱大可似乎在为垃圾论做总结，他说，中国文坛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可是“垃圾论”并没有击垮当代作家们的热情，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有些作品也引起了人们议论的兴趣。从大量的作品中选精拔萃，仍能让我们感到文学整体水平上升的趋势。垃圾论显然只能看作是一种偏激之语，它给寻求刺激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当然多少也会有些“知耻而后勇”的作用。一年来，媒体关于文学的话题不断，如“垃圾论”，如“80后”加入作协，如作家富豪排列榜，有的话题也炒得相当热闹，但这些话题几乎都与文学作品本身无关，特别是小说这种社会含量比较大的类型，以往总有一些因为直接涉及社会热点问题而引起社会关注。2007年中短篇小说似乎处在平静状态，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小说写作基本上自成系统，按照自我系统的方式在发展着、演进着。
（一）坚硬的现实主义与温和的批判
依照小说写作的自我系统，底层写作仍然是2007年的中短篇小说最为粗壮的一脉。底层文学成为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写作主潮，这首先取决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现实感与平民精神这两方面都在增长，而在现实感与平民精神的交汇点上就是底层文学。但底层文学不过是一个描述文学现状的权宜概念，这些年来对底层文学讨论的日益升温反而有将这样一个权宜概念凝固化和泛化的危险，以至于将所有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小说都可以纳入到底层文学中来讨论，这实际上是把丰富多样的小说世界简约化了。但我们不妨沿着底层文学的思路来观察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在中短篇小说中，越来越趋向于日常生活叙事，而英雄传奇式的叙事、宏大叙事几乎退出了中短篇小说写作，这就决定了小说取材偏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因此，在中短篇小说中底层生活和日常生活占据了极大的分量，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底层文学所指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文学叙事重心发生变化的问题。而随着作家对底层生活和日常生活观察的深入，底层文学自然会溢出批评家所界定的范围，在我看来，目前，底层文学开始朝着现实感和平民精神这两个方面分化。
从现实感出发，作家追求的是社会意义，以鲜明的批判精神直面现实问题。曹征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他在《上海文学》第5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豆选事件》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这就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直视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臧否现实。说到底，曹征路的写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所坚持的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尽管现实主义始终是写在我们大旗上的口号，尽管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长年以来，我们所倡导和允许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经过粹火处理了的现实主义，它抽掉了批判性这一现实主义的精髓，成为一种软化的现实主义，而曹征路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坚硬的现实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的精神。正是这一原因，曹征路近些年来的一些作品一再引起激烈争议，甚至还遭到某些人物和部门的排斥。可贵的是，曹征路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仍然坚持自己的写作态度。《豆选事件》无疑是一篇坚硬的现实主义作品，高扬着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豆选事件》写的是乡村民主选举的事情。农村实行民主选举应该说是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步骤，尽管还没有全面推开，但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我就读到一些以此为素材写的小说。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从取材上说不是最新的，但他由此引发的思考却是深刻的。在作者笔下，方家嘴子村民所进行的民主选举就像一场闹剧，也像一场悲喜剧，但绝对不是正剧。它揭示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曹征路是将今天的民主选举放置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精神演变来考量。豆选事件本身就寓有深意。豆选，应该追溯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延安时期，翻身的农民要用最民主的方式选出自己的的领头人，农民大多不识字，就用豆子代替选票，将一粒豆子投进自己所中意的人选的碗里。今天的农民识文断字，似乎不必再用豆子来表达意愿了，但方家嘴子的村民仍然选择了豆选，这完全是现实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和缅怀；当然更是作者曹征路有意将历史镶嵌进现实之中。当年的翻身农民满怀政治热情，因为他们从手中的一粒豆子里看到了未来的美景。但今天的方家嘴子村却是“人心散了各人顾各人”了，革命时代铸造起来的“集体主义精神”荡然无存。曹征路沿袭了在《那儿》中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他反复追问，当年革命的许诺和目标为什么中途会断了线、变了味。
刘继明是另一位具有思想锋芒的作家。他的《小米》（《清明》2007年第2期）看似是写一个风化的故事，但作者所批判的是中国社会特殊形态下所形成的新国民性。中国目前可以说是集权化体制与市场化体制并存的“新二元社会”。当前的社会普遍存在着**场所，社会学家将这些场所里的女性称之为“性工作者”，她们成为作家关注和怜悯的族群。她们在集权化体制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她们在市场化的体制中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新二元社会”里，她们只能生活在两种体制的缝隙之中，缝隙中的生活使她们受到两种体制的挤压，个人权利找不到归宿。在这种缝隙里是新国民性这一病菌最为活跃的场所。小说通过一个在发廊做按摩的女孩小米带出了一串人物，以口供笔录的方式传神地表现了几个男人在面对小米事件中的新国民性心态。新国民性在不少作家的笔下都有所揭示。就像鲁迅探寻国民性一样，面对新的现实，作家们探寻当下的新国民性。如曹征路《豆选事件》中的方继仁就是一个具有新国民性的典型人物。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肾源》（《钟山》2007年第3期）写房地产商人张大鹏要做换肾手术，凭着大把的金钱自然不愁找不到肾源。但张大鹏的道貌岸然和肆无忌惮，折射出新国民性是如何腐蚀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的。
在小说创作中，坚硬的现实主义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批判。这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一个已经告别革命的时代，坚硬的现实主义不再成为主潮，温和的社会批判则应该在批判的深刻性上做文章。阿宁的中篇小说《白对联》（《当代》2007年第2期）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贪官的故事。批判权力腐败一直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贪官也就成为小说重要的反面形象。但阿宁并没有停留在对贪官的批判上。小说写高官陈占文因贪污巨款被判刑后的故事。通过妻子努力，陈占文保外就医，陈占文出来后远没有他自己所想象地那么沦落，相反他发现自己还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使他有些得意忘形。新年前夕他家门前贴上了一副白对联，书写着“借问瘟群何处有，纸船明烛照天烧”，他的得意才有所收敛。陈占文出狱后的所遭遇的世事冷暖让我们看到了贪官不仅是贪官个人的问题，我们的体制营造了一个腐败合理的环境，潜在的规则赋予腐败以合法性。在这种环境下，贪官出狱后仍能春风得意，而代表着正义的“白对联”只能在夜晚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贴在贪官的门前。这本身就发人深省。
现实感其实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因为面对现实问题，从公共价值系统出发会形成社会的共识，现实性的小说往往是在导引出社会共识，但在社会共识形成后，作家再次讲述同一现实问题的故事时，有可能就只是在重复表达已有的共识，于是不少从现实经验出发的作家努力使自己的思路从已有的共识上延伸开去。比如写矿难的小说比较多见，矿难所带来的愤怒和思考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胡学文的中篇小说《装在瓦罐里的声音》（《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看似是以矿难为题材的，但他力图从这种共识中延伸开来，他写频繁的矿难造就了寡妇村，这却解决光棍的难题。农村的光棍“嫁”到寡妇村，还算计着寡妇从矿难中获得的赔偿金。这不仅延伸了矿难的故事，而且也揭示了矿难存在的复杂原因。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哑炮》（《北京文学》2007年第4期）同样也写到了矿难。但他完全放弃了社会苦难的考量，而是趋向于去探寻人类的共同性的问题。乔新枝知道江水君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但她最终原谅了他。更重要的是，乔新枝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原谅”。原谅，宽恕，这类主题也曾在许多文学经典中作过精彩的表现。乔新枝不急于原谅，是因为她把内心隐痛看成是埋藏在江水君内心的精神“哑炮”，她知道如果引爆了这颗“哑炮”，将会对江水君的精神带来摧毁性的打击，于是她总是牵着江水君的手引他小心地绕过这颗精神“哑炮”。她这么做，自然出自她善良的本性和豁达的胸怀，还有她内秀般的聪慧。可以说，刘庆邦在这篇小说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看似平常实则不同寻常的善良聪明的女性形象。小说最有新意的思想发现也就在这里。当善与恶的幽灵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游走时，也许不经意间就在我们的心底埋下了一颗精神“哑炮”。所以我们得提防着，我们也得小心地处置精神“哑炮”。我以为，这就是一个人类共同性的问题。
（二）平民精神与善良品质
从平民精神出发，是对人性美好善良品质的发现和赞美。发现人性美好善良品质，始终是小说家倾心的事情。这一点与平民精神结合起来后，小说更侧重于发现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中蕴藏的美好情操。当然与此相应的，就是对人性中的丑恶进行揭露和鞭挞。方格子的《我们的好日子》（《上海文学》2007年第10期）也许是一篇不太起眼的小说，但它有效地将平民精神与发现人性美好善良品质融合为一体。小说以平和的叙述展示西堤路普通小人物们琐细的日常生活，但就在这平和的叙述里透出作者真诚的体恤之心。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好日子是一种奢望，但尽管如此，他们努力把眼前艰难的日子过好，于是西堤路成了他们相互体贴、相互温存的避风港湾。但这个港湾又是如此的脆弱，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弱小，只是那么微薄的力量，纵然合成了一股绳，也是抵挡不了西堤路之外的种种侵犯。”以平民视角和日常生活叙述去展示社会人生中美好可贵的精神品质，这似乎是一股慢慢涌上来的写作趋势，这或许也是文学抗衡社会物质化和欲望化的顽强表现。
展示美好可贵的精神品质，显然是强化了文学的道德价值。鲁敏的中篇小说《逝者的恩泽》（《芳草》2007年第2期）是2007年里在这方面很突出的一篇作品。逝者是去西北打工的陈寅冬，他将妻女俩留在了家乡东坝小镇。但他在西北又找了一个女人过日子，当他逝去以后，女人古丽带着儿子来到东坝他的遗孀红嫂家，按照常规，一场善与恶的交锋就要开始了。但作者让情节悖离常规发展，红嫂不仅收留丈夫的情人，而且两人互相关照互相体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接下来作者不断地打破常规：古丽与红嫂的女儿青青同时爱上一个男人时，红嫂的病与古丽儿子的眼疾都需要一笔钱治疗时，古丽知道了红嫂手中那笔不菲的抚恤金时，看似即将有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却都在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方向。而改变方向的驱动力就是人心之善。因为善，现实中所有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鲁敏以近乎宗教般的挚诚去讴歌人世间的善，善引领人们超越世俗和道德伦理的障碍，鲁敏的道德情怀给小说涂上一层金色的神圣之光。
刘云生的中篇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阳光·小说坊》2007年第11期）在对善的处理上可以说与鲁敏的小说相似，但相比于鲁敏叙述的温和，刘云生的叙述却是坚硬的，坚硬得像塞北裸露的石块，硌疼了我们的心灵。塞北的日子本来就像冬天的荒原一样枯萎，秀兰还要摊上一个在井下砸伤身子的丈夫。她悉心照料着丈夫，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生一个“上海人”的孩子。二十年后，她带着儿子到上海去认亲，居然找到了当年的上海司机。上海司机的公司倒闭了，他和他的家庭都是那样的困顿和委琐。秀兰放弃了认亲的想法，再次回到了塞北。生一个“上海人”的孩子，这是秀兰内心的童话，她以为这个孩子会带着她和她全家走出冬天。但童话像玻璃球，一碰到坚硬的现实就碎裂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的残酷。可贵的是，作者的叙述并没有到此为止，接下来，秀兰的儿子在矿井里丧身，秀兰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上海司机，上海司机赶来为儿子送葬。死者的魂灵终于有了父亲相伴。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的善良、爱恋、温情，就是童话里最持久的热能，它虽然无法驱赶现实中的冬天，却能融化被冻伤的人心。刘云生在小说中张扬的同样是道德情怀，如果说，鲁敏的道德情怀是神圣的话，那么，刘云生的道德情怀则是肃穆的。
迟子建是一位充满温情的作家，她的小说构建起一个温暖的世界。其实她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写普通人的，从表面上看她的小说算得上是底层文学，但她又没有底层文学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她完全循着自己的世界观去观察和体验世界。她以温暖善良的意愿接近普通人的内心，她乐于与普通人的世界交流，在交流中表达深深的爱意。温暖善良是迟子建小说的底色。有时我想，不妨把迟子建视为底层文学的另类代表，她代表着温暖，代表着善良，代表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强者。有时又会觉得迟子建过于温暖，温暖得把一切都化在手中，她是否少了一些愤怒和激情。但读了她的中篇小说《起舞》（《收获》2007年第5期），我发现愤怒和激情其实是藏在她宽容的胸怀里。在这篇以哈尔滨为背景的作品里，城市的历史与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勾连在一起，像神话一般徐徐展开。但她回到现实，就会对现实的冷漠愤然“起舞”，丢丢看见推土机就像看见天狗用尖利的牙齿啃噬着月亮，这是一个直指现实的象征，而丢丢朝着推土机“飞了出去”，也就把迟子建憋在心底的愤怒抛洒了出去。
钟晶晶是一位始终执著于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她的叙述已经相当老练，文笔十分优美。她不急不缓地写作，每年都有好作品问世。但她并不耀眼。因为她打扮得并不俏丽，她没有时尚化的语言。这在一个绚丽多变的世界里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何尝又不是一个作家最伟大的优点？因为这使她有了宗教般的定性，让她坚守的文学理想不会轻易流失。事实上，我们对钟晶晶的忽略是不公正的。她的古典性和优雅性都是当下小说创作中特别缺失的品格。2007年这一年，钟晶晶的《哭泣的箱子》（《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第4期）和《红鸟》（《芒种》2007年第1期）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哭泣的箱子》是一个与底层生活有关的故事，主角都是底层最常见的人物，沦为妓女的发廊女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说却不是按底层叙述的逻辑展开文学想象的。女孩被民工绑架，她失手杀死了民工，却从民工的遗物里发现了自己写给未婚夫的信，就认定她杀死的就是自己的未婚夫。于是将尸体装入箱子里开始了四处游荡。作者自己表白她是要在这个底层人的故事里讲述“关于人对梦想的追求以及这梦想破灭的寓言”。《红鸟》看似是革命历史题材，但作者弹唱的仍是有关理想信念的凄婉旋律。士兵用自己的机智营救了一位被土匪劫持的女子，这女子最后却被家族沉潭而死，作者说她“是对我们曾经坚持和向往的理想主义的淡淡的怀恋、质疑和哀悼。”红鸟应该就是钟晶晶的自喻，她衔着理想，苦苦地飞翔。
（三）“70年代”与荒诞感
2007年应该是属于“70年代出生人”的。这一年有不少比较成熟比较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都出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作为一代人，他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个群体，今天，“70年代”这个作家群体不仅显示出他们整体的实力，而且也分明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在成为文坛的主力。我之所以要将“70年代”单独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是因为在2007年这一年，有如此多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发表了如此厚重又如此多样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修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70年代人”的误解。曾经，“70年代出生”成为文学界热烈关注的词汇，但这种热烈关注是由棉棉、卫慧以及所谓美女作家引起的。美女作家实在是太炫目了，以致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因此当我们谈起“70年代出生”的作家时，就想到了美女，想到了酒吧、咖啡，想到了调情、矫情。有人就把“70年代出生”的文学写作称之为中产阶级写作，白领写作，都市化写作，等等。显然这只是“70年代出生”作家写作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一部分正在萎缩、衰退。而真正代表“70年代”的这一代作家多半是远离媒体视线的作家，多半是在经历了长年的默默耕耘、有了扎实的积累、到近些年才开始崭露头角的作家。现在我们完全应该认真关注他们的写作。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在2007年专门为五位“70年代出生”的作家召开了研讨会。他们称这五位青年作家是“文学湘军五少将”，这五位青年作家都来自乡村和基层，我们从他们的写作中，丝毫看不到白领的影子，看不到中产阶级趣味，看不到都市的幻觉。他们提供了“70年代出生”作家的另一层面的内容。
从一定意义上说，2007年在文学期刊上亮相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他们的整体形象在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正名。当然，他们的形象是多姿多彩的。如鲁敏的神圣的道德情感，在她的《逝者的恩泽》以及短篇小说《致邮差的情书》（《人民文学》2007年第4期）、中篇小说《颠倒的时光》（《中国作家》2007年第2期）、中篇小说《风月剪》（《钟山》2007年第4期）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如徐则臣的少年老成，孤傲清高，他对城市的世俗功利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性，不愿轻易安顿自己的一颗漂泊的心，于是他自如地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2007年应该是徐则臣丰收的一年。他的短篇《还乡记》（《当代》2007年第4期）中浓烈的乡村关怀，中篇《苍声》（《收获》2007年第3期）以一个少年的纯净去冲撞成长过程中的恶浊，中篇《水边书》（《上海文学》第5期）在叙述乡村历史时的苍茫感和无奈感。如来自西北的张学东骨子里还保存着西北蓝天的纯净透明，而他面对现实的叙述又浸透了生存的艰辛。他在中篇《工地上的女人》（《长江文艺》2007年第9期）里将普通人善良的光芒一点点地点亮，在中篇《艳阳》（《江南》2007年第5期）里写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从身体到灵魂，他们竭尽全力却在强悍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脆弱。如黄孝阳在中篇小说《蜻蜓》（《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我们的父亲》（《西湖》2007年第5期）中为我们展示了年轻一代阳光健康的一面，展示了他们对崇高的另一种读解。小说中的年轻人可以说是“70年代人”的自我写照。又如王棵在短篇小说《暗自芬芳》（《芒种》2007年第6期）中那么有节制地讲述爱情的萌动，流露出难得的敬畏之心和可爱的矜持。这足以体现“70年代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又如于怀岸的硬汉性格，他面对苦难的超脱和豁达。他被视为“打工文学”的代表，至今仍在广东打工。他的《一粒子弹有多重》（《上海文学》2007年第1期）却与打工无关，他写一名战场上下来的将军，返回故里，心中的军人情结使他难以忘怀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渴望着再一次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但岁月在吞噬他的军人情结，他无法忍受这一点，最终他用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怀岸将历史讲述得如此凝重，尤其难得的是，他跳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纠缠，较好地触摸到生命意义的终极问题。其实这篇小说与他的写打工现实的小说一样，都立意于对苦难的生存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确实是作家的一份财富。于怀岸珍惜这份财富，既不挥霍它，也不亵渎它，因此年轻的他才显得凝重。也许可以说，凝重的风格仅与苦难有关，而与年龄和时代无关。至少像于怀岸这样的作品，是那些从小就沉湎在城市宠爱之中的“70年代人”写不出来的。
还可以举出一批“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但我想特别强调在“70年代出生”作家身上表现出的荒诞感。荒诞感可以说是时代留给“70年代出生”作家的印记。“80后”是没有荒诞感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游戏精神，一种不屑的态度。荒诞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什么会在70年代人身上表现突出呢？因为荒诞感来自人的荒诞意识，荒诞意识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终极目的的困惑。人类一直是很自信的生物，自古希腊以来，开始了对万事万物的终极追问，对一切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并由此建立起理性的体系。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为标志，过去建立起的理性体系一一遭到怀疑，但现代主义并没有放弃终极追问，只不过终极追问悬置在那里，没有结果，于是就产生了荒诞意识。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荒诞意识的诞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对生存的终极目的的终极追问，二是人对自己的终极追问既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做出否定性的结论，而只能采取暧昧的悬搁态度。为什么说“80后”缺乏荒诞感，因为他们是在弥漫着后现代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后现代培育了他们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习惯，他们已经对终极追问不感兴趣了。而对于“7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他们不满足于对形而下的书写，不满足于对生活的直接呈现，他们都有一种终极追问的倾向，他们要问：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们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过去的价值判断，于是他们内心就有一种困惑，一种暧昧的悬搁态度，这就带来了他们写作中的荒诞感。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地与卡夫卡等现代作家产生共鸣。像陈家桥的小说就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陈家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将先锋性与荒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中篇小说《铜》（《山花》2006年第12期。在年度的评述中，往往错漏了年底出版的刊物，作为弥补，我将上一年度最后一期刊物也纳入视野之中——作者注）让一个哲学教授与一个疯女子走到了一起，作者的叙述有着铜一般的金属质地，层层揭开生活的荒诞性。而他的《猫扑脸》（《作家》2007年第8期）不断出现的梦魇，隐喻着中产阶级精神与现实的错位。于晓威的中篇小说《沥青》（《大家》2007年第4期）给我们写了一个越狱的故事。小说将张决莫名其妙的冤案与现实社会中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公检法系统内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荒诞感，作者又采用了黑色幽默的笔法。田耳的短篇小说《牛人》（《收获》2007年第4期）写一个在乡村靠跪着唱歌挣钱的“牛人”，在荒唐的氛围中揭示出乡村伦理的挤压变形。戴来的短篇小说《澡堂子》（《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5期）将女婿接受未来丈人的考查设在澡堂子里，显示了作者拆解生活荒诞性的智慧。卢一萍的中篇小说《二傻》（《上海文学》2007年第5期）则是另一种荒诞。作者以讽刺的笔法来写当代军人的生活，夸张、戏谑的风格与严肃的军旅题材，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成强大的审美张力。二傻看上去是一个弱智者。弱智者却在部队里成为了英雄，这本身就是一个嘲弄，它嘲弄了我们社会和军队里主宰着我们思想和行动的虚伪性。《二傻》的风格化写作让我联想到西方经典《好兵帅克》。
谈到“70年代出生”作家的荒诞性，我想不妨与欣力的荒诞小说作一比较。欣力属于6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一代人相对来说更偏重于理性精神。但欣力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荒诞小说的写作。2007年，她在《黄河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两个荒诞小说《鹅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克隆人的自白》。前者以一只鹅的口吻叙述它在一个官员家中的遭遇，以此对官场文化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后者则通过对克隆人的想象，质疑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克隆思想的平庸文化。欣力的小说尽管在情节上是荒诞的，但她并不是刻意追求荒诞，她并不想让读者沉迷到荒诞的故事之中而忘记了对现实的质疑。这恰是她的荒诞小说不同于现代主义荒诞派的地方。欣力是通过荒诞性对现实的某些不正常现象表示极度的嘲讽。她的荒诞带有鲜明的反讽色彩。我们阅读欣力的荒诞小说，却感到强烈的理性精神笼罩全局，她从理性精神出发追问现实，对现实具有明确的批判性。
最后应该集中介绍一下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更多的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品，它不见得承载了多少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信息，但它凭着隽永的艺术性让我们感动。上面我们主要是从思想和精神内涵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因而自然侧重于中篇小说，仅提到了有限的几个短篇小说。然而2007年内好的短篇小说仍不少。特别是不少名家并没有放弃短篇小说这种技术含量极高的写作，在这一年里各自拿出了上乘作品。如陈忠实的《李十三推磨》（《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王安忆的《公共浴室》《厨房》（《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苏童的《茨菰》（《钟山》2007年第4期）、叶兆言的《十一岁的墓地》（《山花》2007年第7期）、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韩少功的《末日》（《山花》2007年第10期）、阿来的《马车夫·喇叭》（《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裘山山的《野草疯长》（《作家》2007年第8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