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来盘点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有点像面对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我这样说的意思，显然是对2006年的作品相当满意。但这话的背后也隐藏着不满意。因为丰盛归丰盛，年夜饭却是年年都有的，年年的年夜饭都成了一套现成的模式。这也许是中短篇小说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何突破现成的格局，在思想和艺术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天地。尽管如此，对于它的“丰盛”，还是可以言说一番的。
关于常备军
当代小说出现明显的分野，这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逐渐在美学风格上、叙述语言上以及生产方式上拉开了距离。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别统领在不同文学生产机制的大麾之下，长篇小说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各出版社，而中短篇小说的生产基地则是各地的文学期刊。因此市场法则更多地影响到、支配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种影响和支配下，长篇小说的美学风格越来越世俗化、通俗化。中短篇小说大致上仍沿袭着传统的审美范式，保留着传统的文学精神。这种分野不是削弱了中短篇小说的力量，相反倒使得中短篇小说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
这种分野毫无疑问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亲密关系。从以往作家的写作经历来看，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作家最先通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和积累，在文学上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之后再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现在则不必做这样耗时的积累了。不少人直接从长篇起步，你摸清了市场法则，有时会大获成功。但可喜的是，仍有些作家坚持着中篇小说的写作，他们仿佛是中篇小说的常备军。（也许在这常备军里，一些作家经过一定积累后仍会进入到长篇小说的写作，而我更看好这种循序渐进的长篇小说。）总结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自然不可忽视常备军的贡献。比方说，迟子建、王松、刘庆邦就是这支常备军里的主力，他们在2006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同样显示出他们的实力，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当代》第2期）、王松的中篇小说《双驴记》（《收获》第2期）、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穿堂风》（《人民文学》第4期）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第三地晚餐》保持着迟子建特有的哀婉，但这篇显得更有思想力度。主人公陈青是报纸副刊的记者，她在得知丈夫和父亲的情感背叛行为后有了一种疯狂追求情感放纵的冲动，而这一切又都成为她所在报纸的素材。小说揭示出媒体霸权左右日常生活的尴尬，在媒体的掌控之下，还有没有我们情感生活的“第三地”？《双驴记》沿袭了作者善于讲故事的优长，它讲述了两头驴子与知青马杰斗智斗勇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一种传奇性，但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在故事好看之外，作者还写出了故事的玄机和色彩，它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韵味。《穿堂风》充满了人间冷暖情怀，年老的瞎子瞎瞧靠侄媳妇养活，侄媳妇想甩掉这个累赘，就要扒掉瞎瞧的小屋。瞎瞧只得住在门楼的过道中，睡在秫秆箔上，穿堂风从他身上吹过，“别人都渴望生，瞎瞧这时候渴望死”，读到这里，仿佛穿堂风也从我们身上掠过，让我们的心里颤抖一下。
有好几位作家在2006年这一年内陆续发表了五六个甚至更多的中短篇小说新作，罗伟章、乔叶显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位作家也可以说是近一两年引起人们关注的专写中短篇小说的“新秀”。在讨论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时，应该对这两位新秀多说几句。
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年我就读到罗伟章的四五个中篇，其中像《奸细》《变脸》《我们能够拯救谁》《世界上的三种人》《潜伏期》等，都是反响比较好的。罗伟章的特点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资源，他在一段时间内，其作品大致上会围绕某个主题反复展开。如他去年对于底层的关注，而今年则主要集中在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但罗伟章在中篇小说高产的同时，也在冒着让自己的小说和人物和人物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危险性。正是这一原因，我更看重他年初发在《清明》杂志上的《水往高处流》（《清明》第1期）。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他的其他几篇更引人注意，它不像人们所熟悉的罗伟章那样去直接地触及社会问题。罗伟章的强烈现实感使得人们把他视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但当他的现实感过于强烈时，小说围绕问题而展开叙述，难免使情节密度太大，问题意识的痕迹太明显。这不仅仅是罗伟章需要注意的，也是当下反映底层生活水平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水往高处流》虽然也是从问题出发，与他今年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潜伏期》等同样都是揭露教育问题的，但在《水往高处流》中故事情节没有安排得那么密集，因而作者有了充裕的空间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将乡村教师的那份因对精神价值的坚守而带来的清高和内省的品格刻画得非常传神。也许这正是罗伟章的文学亮点。
乔叶也应该是一位以中短篇为主的作家，她和罗伟章一样基本上也是这一两年以其扎实的努力而引起文坛关注的。她在2006年有两个中篇小说《打火机》（《人民文学》第1期）和《锈锄头》（《人民文学》第8期）得到了众多的好评，也进入到不少选刊或小说年选的视野之中。《打火机》的长处是对女性的心理把握，这一点放到后面去谈。这里想专门谈谈《锈锄头》。《锈锄头》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一个是事业成功的城市中年人。乔叶也许最初是对城市里那些成功人士有所感而萌发了写这篇小说的意图。在字里行间，也透出作者对这类成功人士的批评和质疑。但写得颇有深意。她无意中触及到知青的话题。知青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主力军之一，另一支主力军应该是“右派”文学。而以往的知青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知青出身的作家，因此知青文学基本上是以自叙式的方式展开的，它构成知青文学的特点，也带来知青文学的局限性。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曾经以一代人的整体方式向社会发问，知青文学也许就是这种发问的底稿。知青一代人如今或者成为社会中坚，或者被当成下岗、清退的对象而排挤到社会边缘，这意味着知青群体的瓦解。当一个群体瓦解后，人们自然要对群体的发问方式表示质疑。我就把《锈锄头》看作是对知青发问方式的质疑。请注意，我说的是对知青发问方式的质疑而不是对知青本身的质疑。知青以其发问方式建构了一个关于历史成功的神话，这个神话在乔叶的小说中转化为一把锈锄头，它成为成功的老知青李忠民的一种荣耀。但我们可以想想，也许他当年的知青同伴中有不少今天已经下岗，一位下岗的老知青会将这把锈锄头挂在屋里炫耀吗？因此我宁愿不将这篇小说当成一个关于底层叙述的小说来读，在我看来，李忠民最后用这把锈锄头打死了一位来自农村的窃贼，这实在是对一个知青神话的极大反讽。
关于底层写作
谈论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关于底层问题自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底层问题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甚至各种观点发生分歧和争议，这其中既有激赏的观点，也有彻底否定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底层能成为一个话题并引起持久的讨论，这本身就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无论这种讨论能否真正解决底层问题，但能够进行讨论总比不进行讨论要好。而在说到底层问题的讨论时，不能不肯定作家们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与底层写作有关。底层写作看似还有继续壮大的趋势。但面对大量的底层写作，我们恐怕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越来越多的似曾相识的故事和人物，而且这种相似性就像一道铁墙，完全阻隔了我们与底层的沟通，往往底层写作就成了苦难的渲染。在一定程度上，底层苦难经过作家们的不断传播，已经变异为一种“恶意软件”，它强制性地设置为文学的“主页”，贪图轻松的作家自然接受了这样的“主页”，因而在他们的小说里缺乏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
尽管如此，在大量缺乏创意的底层写作的小说中，仍然有一些上乘之作，如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命案高悬》（《当代》第4期）、曹征路的短篇小说《真相》（《人民文学》第11期）。而这两篇小说之所以被我称之为“上乘”，就在于它们的内涵远远溢出底层的社会所指，有了更深远的精神表达。有意思的是，《命案高悬》和《真相》这两篇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诚信问题。诚信的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精神现象，它关涉到整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大厦的安危。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精神价值大厦已经到了濒于坍塌的地步。真善美，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核心。真，排列在三者的首位，但我们的社会以假乱真的现象太普遍了，有时候假的比真的还要受到人们的拥戴。关键倒不在于假药假酒假币假证书等等假货的存在，而在于我们精神之假，在于我们的内心失去了对真的认同。《命案高悬》和《真相》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精神之假的问题。《命案高悬》写了一个弱者的非正常死亡，乡政府却以正常死亡的方式处理。这背后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行。吴响出于良心的觉悟，想要调查出这桩人命案的真相，但真相却隐藏在一张无形的铁幕后面，这张无形的铁幕是由权力由舆论由习惯势力等构成。《命案高悬》的批判性显然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执掌权力的官员的，权力可以掩盖真相，但同时受害者的亲属因为利益等原因也宁愿三缄其口。曹征路的《真相》更是直接拷问人的诚信。学校老师打了学生，学生家长将老师告上法庭，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家长胜诉。但明摆着的事实也会变卦。老师反诉原告侵犯了本人名誉权。这时候，全班的同学全都翻供，众口一词地证明老师没有打学生。反过来，挨打的学生要向打她的老师道歉，但道歉也改变不了她倒霉的命运，她被同学侮辱、殴打，甚至被逼着吃屎。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真相”造成的。作者的忧思更在于未来，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一群天真的小学生做叙述对象的原因。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叹息道，这些理直气壮地扯谎的孩子“再过二十年，他们就是法官、律师，管理国家的人啊”！
叶舟的中篇小说《目击》（《人民文学》第2期）则从另一个角度触及到人的诚信问题，这个角度就是曾被人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王力可有着一个美满的家庭，她也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深感幸福。可一次意外的车祸夺去她丈夫的生命。爱情的驱动使她迫切要了解车祸的真相，她于是每天长跪在车祸发生地寻求目击者。目击者最终不得不出来说话。但目击者说出的真相却是让人震撼不已的。目击者是王力可丈夫的情人。车祸的那天他们两人开车去幽会。在车祸真相的背后则隐藏着爱情的真相：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美满都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外壳。《命案高悬》《真相》《目击》这三篇小说都涉及诚信和真实的精神维度的主题，它们同时出现在2006年，这也许不单纯是一种巧合。
在谈到底层写作时，有两位作家值得关注。一位是王祥夫，一位是刘继明。我强调王祥夫，是因为他的风格，我强调刘继明，则是因为他的思想。风格和思想，正是大量底层文学中所缺失的元素。2006年，王祥夫的中篇小说《尖叫》（《中国作家》第6期）和刘继明的中篇小说《放声歌唱》（《长江文艺》第5期）、短篇小说《茶鸡蛋》（《天涯》第5期），都是在底层写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王祥夫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作家。重要的是，他的风格体现了他的世界观。我以为他的世界观是以一种严峻的、冷酷的态度看透人的心灵。《尖叫》鲜明地体现了王祥夫的这一风格，这篇小说让我联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嚎叫》，看到画面上那个站在桥边上惊恐万状的女人，仿佛就能听到这女人的嚎叫声。同样在王祥夫的这篇小说里，当我读到米香在万般无奈之下而发出尖叫时，眼前分明就出现一张扭曲变形的面孔。我以为王祥夫就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蒙克，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不和谐的色彩，给人一种惊悚、颤栗的情感刺激，以这样的叙述来展示底层人民的生活，确实会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刘继明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对于底层文学他有很精彩的阐述，这无疑影响到他的小说叙述。2006年，他写了多篇有关底层生活的小说，除以上两篇外，还有短篇小说《刀下》、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等。刘继明对于底层的叙述明显地带有“五四”新文学的遗风，如鲁迅的冷峻、深刻，如茅盾的对现实的观念化处理，如鲁彦、许钦文等早期乡村小说的对自然的亲近。所以刘继明这几篇表现底层生活的小说没有那种慷慨激昂的愤怒，也没有廉价的怜悯。他对底层的描写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不带半点情绪化，因此他对底层的剖析也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故意显示自己是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有的作家在描写底层时就是故意做出底层立场的姿态，以此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性。这样的作品尽管看上去是在为底层说话，但并不见得就让我们认识到事情的真相。《放声歌唱》像许多底层文学一样所揭示的是如今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冲突。不能不承认，我们加速进行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工是一个身份暧昧的称号，这个称号本身就包含着对农民心血的榨取和对农民利益的漠视。在所谓底层写作中，农民工不仅成为主要角色，而且一般都处在被作者同情或讴歌的位置上。刘继明并不是一味地站在农民工一边。《放声歌唱》虽然也表达了城乡冲突，但小说所设置的矛盾则是农民内部的矛盾。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着农民的身份。钱高粱、小乐父子俩在价值选择上有了明显的差距，他们之间的矛盾体现出一种时间的矛盾；钱高粱的老板张大奎不过是比他混得好的掌握了城市规则的农民工而已，他与钱高粱的区别就在于他用金钱法则获取了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则体现出一种空间的矛盾。钱高粱代表着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钱高粱注定了只能在城市贱卖体力。刘继明并不想站在偏执的道德立场上否定这种历史进程的合逻辑性，但从他对小乐和张大奎的叙述中又可以看出，他也不会因此就把这些农民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视为时代英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钱高粱作为乡村出色的跳丧歌师的描写，表达了对乡村精神价值的敬意。也许在作者看来，最值得担忧的，是现代社会在继承和发扬精神价值传统方面的冷漠和缺失。这样的思想深度应该说在底层写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如果说表现底层的小说重在揭露和批判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对温亚军的中篇小说《落果》（《芒种》第9期）多一份关注的理由。因为这篇写底层的小说更多的是传达一种温暖和尊严。作者对底层充满了敬意，这从他小心呵护着主人公亢永年的叙述中能够感觉到。始原村的支书亢永年带领村民种植果树，成了全县的典型。这不是他的政绩工程，而是实打实的致富方式，因此亢永年始终在操心果树的生长，更要操心苹果收获后的销售。为了打开苹果的销路，他最终连命也搭了进去。他用生命才唤醒了村里那些各自打着小算盘的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底层的批判也是严厉的，人们沉湎在恶习私欲中最终要用亢永年的生命才能震醒，这还能说不是严厉吗？
严格说来，底层文学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说法，它不过是批评界为了证实自己对现实的干预而造出来的词。如果底层是指普通百姓的话，小说始终就与普通百姓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根就在底层，并非到了今天作家才觉得要去反映底层生活。事实上，当下的中篇小说中占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是否这些都可以说是底层文学。也许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底层有更严格的界定。但我以为文学中的底层纯粹是一种责任感的召唤，底层是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它提醒作家为社会上一切缺乏话语权的弱者“代言”。在一个利益分割越来越明确细致、权力越来越被民主程序化的社会里，唯有作家（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识的作家）才能真正成为弱者的代言人。这样说，似乎是把小说窄化为社会文本，而文学性变得无足轻重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文学同样不能离开底层。
关于精神性
以上谈到的几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性进入到构思的。这是中篇小说作家的主要构思方式，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构思方式，就是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方式。比如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北京文学》第5期），这是一篇典型的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小说。小说中那株老槐树与其说是一株爱情之树，不如说是一株君子之树。大先生是真爱上了梅巧，才收她为填房，但梅巧最终为了自由的爱情与席方平私奔，大先生却并不以怨报怨。大先生的爱显然不是爱情两个字可以囊括的，或者说他内心的爱情有更深广的内涵，这里面包含着君子之风，包含着做人之道，这样的爱情在今天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津子围的中篇小说《存枪者》（《山花》第2期）是另一种关涉人的精神的作品。我把《存枪者》视为一种智慧的小说，这不仅是指小说的情节安排很有智慧，而且是指小说的主题是在探讨人的智慧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个私藏枪支而后又要将枪支丢弃的故事，存枪者汪永学最初把枪私藏起来的目的十分单纯，他既是好奇也是为了自卫。但他决没有想到，藏起来的枪会生发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左右着他的精神世界，搅乱了他的本来平静的生活。他以为只要丢弃枪就能摆脱这种力量，可是他更没想到弃枪比藏枪还要难得多。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人生的微妙之处，我们常说要理智，要讲道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很理智，他们的言行都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往往一个物件就会非常合情合理地把我们的思想引到歧路上去，从而永远看不到真相。
我在这里强调精神性，是因为它更符合小说的本质，虽然精神性包含着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但精神性不能同等于思想性，就在于在小说中，思想的结晶体是溶化在情感之水中，思想的黑白轮廓涂上了精神的色彩。因此，精神性也是文学性的应有之义。从精神性的角度看，2006年仍有不少小说是值得关注的。张学东的《喷雾器》（《青年文学》第7期）就是一篇思想密度很大的短篇小说。小说是写人的，却用一个物品作为标题，这其实已经暗喻了物对人的统治。在农村，用喷雾器打药是一个苦活儿。但在羊角村里，这份苦活儿摊给了贱生，贱生给队里打了十几年药，他的生活已经与喷雾器粘在了一起，而且在他与喷雾器的关系上，喷雾器处在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贱生的生活被喷雾器所左右。因为喷雾器的缘由，他成为了劳模，也因为喷雾器的缘由，他娶进了一个屁股大**大的女人。但贱生使用女人远不如他使用喷雾器那么自如，这让他十分沮丧，最后女人喝下应该由喷雾器“喝”的农药死去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物质—— 一个小小的喷雾器是如何改变人、统治人，甚至吞噬掉人的。那个曾经腿脚麻利、干活卖力的贱生，就这样成为了喷雾器的奴隶，当别人在农田承包时感受到解放的痛快时，贱生却只能相伴着锈得不成样子的喷雾器。这篇小说触及到商品社会环境下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商品对人的奴役、人对商品的依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无形中就被大大小小的喷雾器所左右着。这让我想起了马克思曾深刻论述过的一个词：异化。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当年马克思是从生产劳动的角度来谈异化的，当今社会的异化，远远溢出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范围，商品就成了最普泛的人的异化对象。在我看来，这种思想密度不是作者本人刻意为之的，而是小说的叙述带出来的。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第12期）则能将思想转化为一种意境。这篇小说的故事无法归类，它有底层，有警匪，有凶杀，有情爱。作者把很多的故事元素集合在一起，但又把故事编织得滴水不漏。哪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是一根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比方说，哑女小于把钢渣的头剃成了一个秃瓢，所以要给他买一顶帽子。因为秃瓢露出了钢渣头上的伤疤，所以他才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又因为有了这顶帽子，才给老黄留下侦破案件的物证。这样的情节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但他做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高度遵循生活的逻辑和生活的情理。这篇小说的人物也无法归类，你说不上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它的每一个人物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每一个人物又互相关联。我说这些，是想强调作者田耳对生活情理、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都非常有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的思想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它在小说中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场域。这篇小说的场域也许就是“张灯结彩”，张灯结彩却是孤独的，这孤独的张灯结彩还不止在小于一个人的理发店前，在老黄的内心世界里，又何曾不是在孤独地张灯结彩？张灯结彩是非常热闹的场景，热闹更烘托出人的孤独，这是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里就包含着思想，而且决不是我们老挂在嘴边的思想。但这里面的思想要靠我们在阅读中去体悟。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所在。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水晶孩童》（《收获》第4期）被评论家洪治纲称之为2006年度“最绝的小说”。小说的构思确实很绝。一个身体像水晶般的男孩在小镇上被人视为怪物，当人们发现他的眼泪能化成水晶后，又不断地让他痛苦从而获取水晶。但孩子身上的美却没有人能够欣赏。曾哲的中篇小说《帕米尔案件》（《北京文学》第3期）写的是边疆高原上少数民族的生活，这是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一个都市蟹居者逃逸出世俗尘嚣后，面对高原牧民纯朴的生活而获得的一种精神洗礼。所谓案件，其实是围绕一匹走丢的马，边地牧民寻找马的主人、考虑边境安全、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这些事件称之为“案件”，正体现出一种和平和安宁的心态，以及牧民晶莹剔透的精神世界。石舒清的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上海文学》第4期）是一种心定气顺的叙述，完全无视眼下在现代化潮流下的紧张、焦虑，读这样的小说真像是服一支镇静剂。苏童的《拾婴记》写一个婴儿装在柳条筐里，被人们遗弃到羊圈里、幼儿园、政府大楼，但苏童偏偏将这个弃婴的故事说成是拾婴的故事，这其中的寓意可想而知，作者显然在批判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向度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我得说说马晓丽的《云端》（《十月》第4期）。这是2006年里特立独行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历史故事，而且是革命历史故事。如何重述革命历史，成了当今小说创作的重要趋势。但马晓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她在两军对垒的状态中反思人们精神世界的文明积累。革命在摧毁旧的制度中有一个如何将文明从旧制度中剥离开来的问题。加入到解放军队伍的云端与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云端虽然从革命的意义上说是对立的，但她们身上的文明积累却有着相一致的地方，当解放军的云端把这一切当成资产阶级情调否定掉时，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的一举一动又唤起了她内心深处对文明的记忆。这是一个很值得探寻的话题：我们如何对待革命进程中文明的丢失。魏微的中篇小说《家道》（《收获》第5期）同样显示出作者跳出窠臼的思想火花。这篇小说的人物是我们在众多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见得多的贪官及其家人。作品中的父亲本来是一名很有才华也很正派的文人，因为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潮流把他推上了仕途，他虽然一路小心抗拒着腐败的侵蚀，但最终还是身败名裂，被双规入狱。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没有重复别的小说去对一名贪官的精神蜕变过程进行思想或人性的剖析，而是从人生世道炎凉的角度细细咀嚼父亲倒霉后带给家人的心理冲击，从这种心理冲击中透视出当代文化心理特点。
魏微擅长于剖析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内心，她不在戏剧性的冲突中、非常态的事件中去写人的内心，而是在如流水般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那些细微的变化，从这些细微变化中凸显人的心理世界的复杂性。魏微在200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姊妹》（《中国作家》第1期）就是一篇刻画心理细致入微的作品。温亚军的《成人礼》（《大家》第2期）则在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显示出纯朴村民那藏而不露的亲情，在平淡的叙述中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情感力量。我以为这一类小说都是湿润的，读这样的小说会使我们日趋干枯的心灵变得柔软起来。这就是小说的精神性在阅读中所起的作用。
从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出作家们越来越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文情怀。现实性和精神性是当代小说的两极。十多年前，随着市场化的全面铺开，小说越来越形而下，虽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很近，精神的含量却越来越稀薄。近些年来，当我们从市场的狂欢中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对市场化和欲望化的负面影响看得越来越清楚，也对小说的功能有了更为全面的体认。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的努力，他们肩负着现实性和精神性蹒跚前行。在这种努力中，既展示着希望，也暴露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