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年化的小说文体
中短篇小说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现代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社会的文学生产系统发生了巨大的流变，文学已经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基本上统一在一条文学链上，而是处于多样化的、生态化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一方面更加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也变异得非常厉害，纯正的文学显得相当脆弱。在这种背景下，中短篇小说的意义就彰显了出来，它几乎成为了文学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孟繁华认为，中篇小说是代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高端成就的一种文体，他说：“80年代初期以来,中篇小说在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孟繁华是从三十年的跨度来总结中篇小说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现代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认识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是现代文学酝酿生成的一个新文体，在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文体逐渐成长、成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定型，因而成为当代文学的主心骨。这才有了孟繁华所说的代表着三十年的高端文学成就。今天，当文学不断面临着泛化、矮化、俗化的危险时，中短篇小说就成为了一个文学的避风港，成为了作家坚守文学追求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如今，长篇小说越来越适应于这个浮躁的、欲望化的时代，它追逐时尚、揣摩市场，也许更显得青春，更显得鲜亮。相对来说，中短篇小说就是一种中年化的小说文体。所谓中年化的小说文体，是说它像一个人步入中年，思想成熟，处事沉稳，而事业也渐入辉煌。中短篇小说至今在文体上达到了圆熟的程度，因而那些长期执著于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并非要在这个领域制造轰动效应，而是要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空间里寄托或抒发自己的文学理想，因而中年化的小说文体就为一些作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磨练艺术功力的场所，使其创作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水平，体现出中年化的成熟、成稳。当中短篇小说逐渐成为一种中年化的小说文体时，故事性就不会构成唯一的要素，我们就能从中读出更多的文学性的深层内涵和艺术韵味。而当中短篇小说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中年化的小说文体时，我们就不要指望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因此，从这个角度看，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波澜不惊的状态并不是一桩坏事。从中年化的小说文体这一角度来看一些长年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在2008年的创作仍保持着他们固有的水准，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作为中年化的小说文体，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作家以系列性的构思方式来经营中短篇小说创作。如叶广芩的“京味怀旧”构思，杨少衡的官场人事构思，徐则臣的“花街”系列，鲁敏的东坝系列，等等。叶广芩的《豆汁记》（《十月》第2期）沿用她的“京味怀旧”的构思，以一出传统京剧经典为引子，牵出一个独特的人物。这样的构思非常精巧，这不仅要求作者吃透京剧的神韵，而且还要嫁接到小说人物中天衣无缝。以这样的构思写一篇小说就很见功夫了，然而叶广芩接连写了好几篇，每一篇都让人赞叹，足见出叶广芩在中篇小说上已臻炉火纯青的程度，而我更叹服她的艺术追求的执著和勇气。作者在《豆汁记》中，首先引同名传统京剧中金玉奴的唱段：“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作题记，这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基调，出身低贱的莫姜正是以这种人生姿态面对风风云云。莫姜是一个文化遗迹式的人物，她出身下层，进入皇宫后受到贵族文化的熏陶，逐渐被传统礼教所驯化，虽然这使得她身上带上了奴性，但礼教中蕴含的道德精神又使她修炼出高雅的美德。在她身上，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二重性。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典型形象，具有很丰富的内涵。杨少衡的官场人事构思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写官场总能写出新意，总能找出新的视角。他对中篇小说写作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因此他的创作量也是很大的，2008年就有《多来米骨牌》（《人民文学》第1期）、《比铁还硬》（《芙蓉》第3期）、《鸟类生活》（《小说月报·原创版》第6期）、《湖洼地》（《中国作家》第3期）等作品。《多来米骨牌》塑造了一位“另类”官员张子清，杨少衡说张子清是“非标准”，其实非标准是按官场潜规则来衡量的，我们不可忽视这类“非标准”的官员，因为或许正是非标准的“多来米骨牌”的存在，才避免了官场腐败无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徐则臣和鲁敏是“70年代出生”作家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年执著于中篇小说写作，显然对这种中年化的小说文体得心应手了，因此他们尽管在尝试着不同的题材，但同时也有各自的系列构思。尽管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天上人间》（《收获》第2期）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但我更愿意推荐他的“花街”系列。他以花街为地域文化背景的怀旧式小说系列在2008年又有新收获，如《大家》第4期上的两个短篇《南方和枪》和《我的朋友堂·吉诃德》，《十月》第4期上的中篇小说《夜歌》。花街完全成为了作者的精神故乡，而作者在这个系列上的不断耕耘，其叙述风格日臻成熟老练。鲁敏在2008年也发表了好几篇她的“东坝”系列，如中篇小说《纸醉》（《人民文学》第1期）、《墙上的父亲》（《钟山》第1期）和短篇小说《离歌》（《钟山》第3期），从这些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对于人生的体验和审美的表达是相对稳定的。鲁敏对自己的系列写作有一个描述，她认为在这些小说中“另外还有一个主角的，甚或是唯一的主角：东坝，那里，温柔敦厚，圆通自足，人们有礼相亲……”这其实也说出了一位作家为什么要去坚持进行中篇小说的系列写作的理由。
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家之外，王安忆、迟子建、范小青、须一瓜、胡学文等作家也是近些年进行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主力，他们在2008年仍有不俗的表现。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骄傲的皮匠》（《收获》第1期）和《月色撩人》（《收获》第5期）分别发表在年初和年尾，两篇小说写的都是在繁华都市里生活的乡下人。前者是一个小皮匠，大上海的气势并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变得更为“骄傲”，他以骄傲的姿态去维护自己的一片天地。后者讲述了来自江南的外乡女孩提提的遭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生命的关爱与反省。如同以往的小说，王安忆对人物刻画的细腻精准和对语言的讲究，在这两篇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韩少功则是以思想见长，他这些年来特别注重文体形式，也许在他的创作理念里，形式被等同于思想本身，每一种思想表达都应该找到一种最适合的形式来承载。他在短篇小说《第四十三页》（《香港文学》第7期）和《西江月》（《西部·华语文学》第3期）都可以从其形式的新颖中体会到他的思想的智慧。当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国作家》第8期）和短篇小说《一坛猪油》（《西部·华语文学》第5期），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幸福家园》（《人民文学》第6期）、《右岗的茶树》（《山花》第4期）和中篇小说《机关暗道》（《上海文学》第3期），须一瓜中篇小说《乘着歌声的翅膀》（《山花》第9期）、《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上海文学》第1期），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大风起兮》（《福建文学》第5期）、《轨迹》（《长江文艺》第3期），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收获》第3期）等等，都可以说是证实了作者在中年化的小说文体中进入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是他们的沉稳成熟之作。
在2008年中短篇小说的版图中，还有两位老作家加入了进来，一位是王蒙，一位是宗璞。虽然他们各自发表了一篇作品，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分量，王蒙的短篇小说《太原》（《上海文学》第7期），完全是散文的笔法，在很短的篇幅里，将几十年的历史沧桑浓缩在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里。宗璞的《恍惚小说》（四篇）（《中国作家》第8期），以近乎白描的叙述，追忆往事，感叹人生。无论是散文化，还是白描，都是一种潇洒自如、庖丁解牛的境界，毫无疑问，中短篇小说在两位老作家的手下，更是一种稳定成型的文体，对他们而言，这种成型不是一种约束或障碍，在写作技巧上，他们已经法归自然，也许只有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怀和人生感叹，才把他们与年轻一代拉开了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