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穷人怎样才能富起来
中国有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叫做“劳动致富”，这听起来非常有骨气和充满激情，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把“致富”的对象交代清楚，诚然，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中国经济上的腾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许多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最近中国的GDP上升至世界第五位，中国的外汇筹备仅次于日本排在第二位（因美元是硬通货，所以美国无需外汇筹备）等等，毫无疑问，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的“劳动”致了富，但事实是这部分人却并非是这些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有经济学家断言，中国的经济如果离开了农民工便会疲软，我认为经济学家的预言还算是保守的，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早已离不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而企业主的利润点也越来越依赖这些廉价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一旦失去这些优势，富人的财富源就会被截流，中国令世界羡慕的经济腾飞速度将会减缓，甚至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崩溃边缘。由此可见，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却非拥有者，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劳动致富”。
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想生活在中国不同阶层、或者从中获取的利益各异之人，自然是仁者见仁、有爱有痛，如何评价它的得失，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贪官和红色资本家的口袋更有数。有这样一个衡量国家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公式——某项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经济模式，国家的贫富差别是越来越小了，还是相反。
本来这并不应该是个话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便当年我们的总设计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意义也应该在于让这部分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其他老百姓脱贫，逐步加人富人的行列。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老百姓近年来的贫富之差在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财富在迅速累积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却仍然不见根本的改善，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之说，似乎成了一句遥遥无期的承诺。
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拥有者不可能自愿与全国人民分享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他们的良心发现，仅仅表现在所谓“慈善活动”的作秀上，他们的爱国之心，也只有在那些近似于“剥削有功”的表彰大会上慷慨陈词，他们在号称“世界经济论坛”的富人俱乐部中，传播钻国家法律空子的成功经验，他们被人羡慕的誉为“精英”，而让这些人成为“精英”的广大老百姓老老实实被扫进了“弱势群体”。
曾有专家在电视上不无得意的宣称，中国没有“贫民窟”，我想问那个人，中国2亿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他们住在哪里？中国西部有贫困地区目前仍住在泥砖砌成的房子，它们算不算是“贫民窟”？当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高楼如林，动不动“巴黎公寓”、“伦敦街”时，我们的房产开发商是否考虑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当然不会去考虑，因为越豪华的产品，其中的利润就越丰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只关心他们个人的财富。
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只有采取强制的手段进行干预，其政策的方向应该以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一个国家只有大多数老百姓都富裕了，国家才会真正富强起来。以下笔者从几个方面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改革政策。
（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有9亿农民，目前是有1亿农民在务农，2亿农民在城市打工，6亿农民正虎视全国各大、中城市蓄意待发，这种压力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得了的，而中国的社会目前相对稳定，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但是这个相对的稳定局面能够维持多久，没有人能够预测。
因此，目前2亿农民工涌进城市自谋发展，虽然仍出现少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国家的社会大稳定格局上，2亿农民工为国家缓解了解决温饱的难题，那么还有6亿农民现在在干什么？随着国家提出城镇化建设的政策，6亿中仅有少部分人得到了工作的机会，城镇化的开发工作仍有许多空间，因此，国家在鼓励企业主去农村城镇地区办工厂，必须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和便利，不仅如此，国家还可以通过“合营”、“入股”，以及“国营”等方式，全面铺开建设农村城镇化的步骤。
农村的城镇企业一旦遍地开花，不仅能够解决剩余6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让他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2亿压得城市透不过气的农民工，逐渐会有个回潮的良好结果，减负的城市因此可获得另一个就业的新高潮，人人就业，社会就会稳定，
也许有人会说作者的提议是一相情愿，东部地区消费水平高、而且货物运输交通便利，这当然是事实，首先西部交通不发达确实是个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应该加大公路运输能力的建设，它包括修建公路网、完善物流管理，其资金来源可分为几大方面，第一，国家拨款、第二，银行贷款、第三，企业投资、第四，有关地区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等，这些措施在实施时，本身就激活了国家相关产业的经济内需。
西部落后地区与外面的发达地区一旦形成互动，全国经济的产业链将为中国带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期，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条件。解决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中国的西部贫困地区，将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
当然，在西部落后地区办工厂存在比发达地区更多的创业风险，工厂的产品尤其是生活消费品不能全部依赖“外销”，生产者应该拥有消费的能力，否则，在廉价劳动力的背后，出现的情况是，生产者依然贫困，大量产品销路难以被其它地区全部消化，货物卖不出去，就没有货款，银行的贷款就成了“坏账”。所以，消费水平与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水平有密切的关联。
当年福特汽车创始人老福特坚持为他的雇员“高收入”和“高福利”政策，他的口号是“让人人都买得起福特汽车”，在他的创业理念下，十多年后，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中心的房产、教育、商店以及生活社区等福特产业也应纭而生，从福特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到以福特为生的雇员的高消费，最后重又回流福特老板的腰包，客观上企业主仍然是利润的获得者，而劳动者的“高收入”必将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积极消费，以此，形成了一个拉动内需的良好经济循环。
所以，在目前中国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许多新的经济模式比已形成规模的城市，拥有更多探索的空间，深圳当年就是靠类似的模式，让一片荒地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我想，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绘画，如果中国在其落后地区能够诞生多个“深圳模式”、“福特模式”，农民富裕了，也就是中国占总人口四分子三的国民都富裕了，那么中国才可算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市场经济和廉价劳动力问题
在改革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市场，与世界经济相融合，无法回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规则，而加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与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它伴随着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即所谓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支撑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厦。
而社会主义实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已经处在发达阶段，计划调控是平衡生产过度的唯一方式。然而我们知道，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是从中国近代历史以来，履遭外来势力的侵略，中国的经济在屡次战争中早已“千空百疮”，新中国接过的是一个百废待新的国家。
社会主义建设在没有经济作为保障的前提下，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不可避免的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中国的经济模式从原先的“计划”转化成“市场”，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最具体、也是最冒险的一次尝试。
目前为止，随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主要靠的是对外贸易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低价值）在国外市场拥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但是坦率说，中国的产品特点是价格便宜，质量却相对粗糙，不是中国劳动者的手笨拙，其原因是国内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压低成本的结果。
目前，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农产品、服装、鞋类、玩具等小商品）大多是通过国外的物流集团对外贸易的，如首先把商品卖给沃尔玛。因此，中国的制造商为能打开国外市场，同行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相互尽量压低自己货物的价格是他们希望胜出的唯一手段，于是，为能够赢利，便不惜减少成本，它包括压低原材料的价格、压榨劳动者的工资、减免生产工序和质量控制程序等，因此，在成批廉价商品的背后，是质量粗糙的隐患。
早年在上海地区发生过两家连锁超市为争取消费者，大打其价格战，一件商品你10元，它九元，你8.8元，它则8.5元……，消费者自认为得利，直到最后商品的价格跌至接近成本，经营者便考虑压缩成本。于是，商品的粗制滥造、质量的不过关，原材料的安全问题便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因此，竞争的结果是压缩成本，而追求成本的背后，带来的后果是质量的隐患。
所以，为赢得企业竞争的胜利，廉价劳动力使中国的广大劳动者永远成了贫困的被剥削对象，而绝大多数商品在国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更多的依赖出口，以至于在西方国家一打贸易战时，国内这些经营者往往是血本无归，应收货款拿不回来，工资发不出，银行贷款更是还不了。
因此笔者以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当务之急首先必须加大“内需经济”的发展，依靠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开辟一个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积极循环，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为发展宗旨，推出相关的国家经济政策和劳动法规，不要以为企业的负担加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那些私企的资本家们只要有一点赢利，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赚取利润的机会，他们为争取出口，面对沃尔玛的盘剥，不是仍然在赚着他们的辛苦钱的吗？
所以，如果经营者的大多数商品都用以内销，他们从当初被国外中间商盘剥去的利润，足以为提高本企业工人的工作待遇，而换取更多的利润。
（三）中国GDP带来的困惑
都说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一大堆数据可以证明，比如中国的GDP现在就已经位列世界第几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就连外国人也是这么夸我们的，中国的大小媒体也转载了外国政要的这些表扬信，兴奋之溢难以言表。但不瞒大家，我看了这些“喜讯”简直想哭，还是有国家财政官员比较理性，向我们解释中国实际上还很穷，仍是发展中国家。
GDP是“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某个时段在中国大陆境内国民所有生产量的总和，以及包括外资企业中，中国所得分额的那部分。除以13亿人口，则是“国民人均生产量”，那么，目前我们中国人均收入是多少——这个请有心人去查一下资料，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人均财富瑞士是64.8万美元（下同）、丹麦57.5万、美国51.2万、日本49.3万、韩国14.1万，而中国是0.9387万，仅从以上的数字排列看，中国GDP世界第几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我不是经济学家，搞不明白这复杂的运算方式，坦率说，鄙人的收入过了这个平均水平线不多，但还是被家庭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投资、以及房屋贷款，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一听到中国经济现在世界第五，我的感觉不是兴奋，而是有泪往肚里咽。之所以没有放声大哭，是因为我的状况比起中国另外1亿仍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还算是“富人”。——这难道是世界GDP前列应有的生活条件吗？
既然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于庞大，即便是到了目前美国的GDP水平，也经不起13亿这个分母，美国的人口不到2亿，仍还有很多穷人露宿街头，所以，这个世界第六，对我们老百姓而言，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更何况靠修改GDP统计方法提升一位，有什么必要大张旗鼓的对外宣传。
所以，什么是“富国”？——这个问题国内很多老百姓有误解，这主要是国内媒体善意的误导有关，在中国，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它更多是考虑对社会积极面的宣传上，比如，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储蓄同比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商品消费同比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等等，甚至一些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也加入“报喜不报忧”的行列。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日前“研究”出了这样的一篇惊世骇俗的课题《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其中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届时，人均寿命为80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为100%，而老百姓的月薪按2002年的物价标准，可达到1300美元，按今天的汇率是1300乘以8.4，应该是1.920万元人民币。——我看了这篇报道真想吐，那些科学院的狗屁研究员拿着老百姓的纳税钱，不去研究目前“教改”、“医改”和“房改”的失败原因，却整天在研究一些类似“乌托邦”的美丽童话。
事实上我们现在需要感到忧虑的应该是，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态势还能够维持多久，一个严重依赖外贸经济的国家，一旦出现全球的经济危机风波，我们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货物堆积、工厂倒闭、大量失业人员，乃至社会的稳定？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在总体上一直是比较低姿态的，它除了受制于台湾问题外，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世界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外交政策为摆脱西方国家的某种要挟，必须加快调整国内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加大本国经济内需化的步伐。
（四）国家财富如何“藏富于民”
有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怎样才算是“富”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创收，还是所谓的外汇筹备的累积？过去，政府的宣传机构总是喜欢向老百姓传递这样的信息：什么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比某年增长了多少倍、什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了世界第几位、什么中国的外汇成本已接近1万亿美元等等，——这些数据对老百姓而言没有根本的作用。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一是“国民人均收入”，二是福利待遇的改善，三是物价问题，前者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工资问题，中间是老百姓所能享受多少国家的福利，而后者是老百姓为此要付出多少日常支出。
这三个元素组成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消息称，中国日前老百姓的银行储蓄高居世界首位，它仿佛证明了中国老百姓现在手里确实宽余了许多。但是银行的储蓄量并不能简单地得出其分布的广泛性，13亿储蓄量是老百姓每人储蓄1元，与集中少数人储蓄的结果，有它本质的区别。笔者也有部分储蓄，不过那是用于房屋还款所用，——那是笔者的财富吗？
中国的教育费用日见上涨，养老资金是否能够养活今后的自己，老百姓根本没有把握，医疗产业化使老百姓看病成了奢侈，更不用说是定期体检了。现在我们常听到中年早逝的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理，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老百姓的寿命应该越来越长，之所以出现有悖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时代，老百姓为能不再受穷，拼命赚钱而忽视了必要的休息，其二是没能作定期体检，所以一旦发现大病，那一定是已经晚期了。
因此，小病不轻易去治疗，大病“听天由命”已经是我们老百姓唯一的选择，一个叫“亚健康”的名词，几乎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的老年人，乃至中年人，100多年前，西方世界强加给我们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仿佛我们自己又拾了起来。
有人把目前的“教改”、“房改”以及“医改”称为压在我们老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有了它们，老百姓即使有了宽余的钱，也不敢轻易乱花，老百姓消费不动，市场就会疲软，生产商就会减产，企业效益不佳，工人的工资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失业。因此，国家今天所做的首先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拉动消费、完善老百姓的福利，使我们敢用钱而没有后顾之忧。
有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国家多收国民的一分钱，市场就多一分钱的商品堆积在货架上，相反，把这钱放在老百姓手里，一分钱投入市场，便会是双倍的利润，说白了，老百姓买走了市场一分钱的货物，商家拿它又生产出另外一分钱的货物，而企业创造了新的价值，国家同时就多了税收，这就叫“滚动经济”。
国家目前与其将银行的钱，放贷一些并不看好的企业项目上，去承担可预见的风险，还不如“藏富于民”，让国家的财富通过老百姓的消费回流国库，形成一个能够拉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加强股市监管
加强股市监管——这句话说出来非常轻松，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如何将监管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存在一条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排除人为的干扰不提，说要“加强股市监管”，难道我们现在监管得不力吗？
首先，在中国经济改革时期，有关证券上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尚未遇到过，首先他们有个认识和判断过程。有人说，经济学家都是没有良心的，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至少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叫郎咸平的经济学家，此人香港人士，在美国学业有成回报祖国，虽然从他一贯主张的经济观点看，他的思想基本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但是郎咸平虽然崇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他提出的有关“加强股市监管”的呼声，却应该为我们国家所重视。
郎咸平推崇的理论，主要围绕如何加强中国企业管理的力度，以及如何通过实现“严刑峻法”，保护中、小股民的切身利益等问题。从目前国家披露的情况看，中国的股票市场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造成中、小股民巨大损失的问题，并非属于违法行为。事实上目前股市出现的很多被老百姓认为是欺诈行为的案件，其根子并不全在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问题，其中很大部分恰恰反映了我国在证券领域，目前还存在法律缺位的现象。
据专家介绍，中国法律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渊源于“大陆法”的传统，简单说就是按法律条款办事，凡是法律上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都是合法的，——这看起来很公平和完美。但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许多所谓的精英，正是利用中国经济改革期间法律滞后的情况，大肆“合法”地搜刮国家的资产，等国家意识到，人大通过针对性的法律条款时，这些精英早已经功成名退。
在国外有些国家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它在整治经济问题时的好处，在于增加了民意性，也就是说，一些经济上的行为，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但要是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只要陪审团通过简单多数判行为人有罪，其经济犯罪事实就可以成立。所以说，陪审团制度保护的是社会上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中国为什么不借鉴这些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序”的措施，笔者不太了解，也不想枉加猜测，因为这关系到社会制度、人文观念、文明习惯等领域。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国际接轨存在一个“差异性”问题，毕竟国情不同，国外的所谓成功经验，在中国不一定就可行或者能够实行得了。
所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是任重道远，国家经济建设还需要这些精英们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看，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原罪问题，如何调节至可控的范围，似乎比如何消灭它更为现实，穷人什么时候可以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我想，国家是心中有数的，至于那些靠剥削老百姓成为富人的家伙，有句俗话可以作为注解——时间没到，时间一到通通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