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的文学创作过程和她的作品，正印证了这一点。《生活的路》的创作，是她踏上这条道路的开始，自此以后，摈弃功利、安逸，沉到了生活的最底层；但文学之路如何走，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文革结束后不久，韦君宜曾经到沪郊农村南翔镇附近的嘉定二中看望竹林的事。其实，那次从嘉定二中出来后，韦老太太并没有马上回去。她要竹林带她去看看上海的真实农村（也就是竹林正在写作的生活基地）。竹林和随行的朋友就先带她去参观马陆公社。这是当时全国名气很大的学大寨先进单位。公社有专门供参观的农场，里面有养鸡场、养猪场，还有专业的民兵仪仗队。当吉普车来到大门口时，有专门的接待人员出迎。看到这阵势，老太太忽然不肯下车，要司机将车退出；然后寻找农场后门，她自己走进去看，并且不让接待人员陪同。接待人员从未遇到过这样脾气的“首长”，吓得六神无主。从农场出来，她又让司机随意开往一个村庄，自己在打谷场上找一位老农民聊天。她说：“我下来就是要看真的东西，听真话；那些弄虚作假的东西离它远点！在回去的路上，她还特地对竹林叮嘱：“你今后写东西，就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真东西，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
老太太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和思维，给了竹林极大的启发和鼓励。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的秋天。在以后的事业和人生道路上，竹林将韦君宜先生称作是自己的“恩师”（见竹林《我的恩师韦君宜》）。正是在这位恩师的言传身教下，使她在独立思维的现实主义道路上，从来没有左顾右盼，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了下来。这条路一走至今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她将全部的人生，都献给了文学事业；前面已经讲过，成果是丰富的；但一步步走来，也充满了阻力和艰辛。
比如说吧，习惯于在本地区被雪藏和边缘化的她，1993年居然被本市的新闻出版局领导在媒体的“吹风会”上点到了名。虽然这是以“扫黄打非”为主题的内部给媒体定调子、打招呼的会，但是当着报刊、电台、电视媒体众多记者和负责人讲的，事后总会泄露出些内容的。据说局长居然大言不惭地宣布：“这次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署下令禁了x种图书，我还要加一本，是我市一个女作家写的，名叫《女巫》。”有记者提问：“为什么要禁《女巫》？”“它宣扬封建迷信。”局长说。又有记者问：“徐局长，您看过这本书吗？”局长犹豫了半天，只好说：“我没看过，是听别人反映的。”这次局长倒是说了真话。连看都没有看过就要利用权力封杀，局长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台湾紧接着便出了繁体字本，而且还出版了专门的评论集；而天天宣称要繁荣上海文学创作的这个直接职能部门的领导，却觉得这部长篇和它的作者不在他要“繁荣”的圈子之内，因此只好赤膊上阵，张冠李戴地给它扣上个“黄、非”的帽子来打了。
竹林对在本地被有意无意地冷藏和边缘化的事实已经十分习惯和适应了。但偏偏在上世纪末，在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有家出版社的老总不了解该行情，决定出版竹林的文集。他们按正常的出版程序通过了三审，并且与作者签下了出版合同，当书稿校对即将完成，就要付印之时，又一任的新闻出版局领导的封杀令下来了，理由是文学作品不是该出版社的出书范围，竹林文集不准出版。尽管之前该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不少作家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后他们也继续出版，但都不“违反出书范围”了。该社的老总不服，与局长据理力争，还发了脾气，结果是这位当时在本市出版界赫赫有名的改革者（几年内他使这个濒临破产的出版社具有了巨大活力和经济效益）被调离了他苦心经营的这个单位。
不过，自古“文章憎命达”，“词穷而后工”。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压力和阻力，对于一个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来说，无疑它也能化作前进的能量和动力的。正如上海大学的学者邓牛顿先生在他写的《竹林论》一文中说：“命运把竹林赶向了底层，因而她赢得了现实主义，给中国文坛贡献了智慧和才情。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构成了她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竹林通过作品中的一位主人公讲，‘人们常说登高可以望远，而事实上唯有坠落在最底的深谷，才能洞察生活的底蕴。’这是对人生境况最深刻的体悟，也是对现实主义最透彻的理解。多少年来，相当一部分作家待在社会的高层或浮在生活的表面，对社会上的真情实况与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缺乏应有的了解，这又有何颜面以现实主义的维护者自相标榜呢？”（见邓牛顿《竹林论》上海大学学报1998、6期）
生活成就了作家，激发了她的才情和智慧，引领她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已经留下了十数部长篇小说和许多其他文体的文学作品。
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也许是最难驾驭、也最能承载思想、生活和历史重负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不是那种只有足够的字数而并无深刻思想内涵的所谓长篇。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需要有思想，但仅有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故事和情节。这情节要像人的骨骼那样支撑起整个人体；但光有骨骼也不够，仅有骨骼的人体只是一具骷髅。长篇小说需要有独特的生活层面，需要个性化的文学语言，需要激情，需要诗意，需要丰沛的知识信息含量，需要丰盈的艺术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部真正的长篇，才能诞生出一个尊严、鲜活而又优雅的生命。只是有其中的某一项都是不够的。但以一个作家仅有的才能，也许把每一项都发挥到极致也是一种奢望。然而，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无疑会举重若轻地包容“万象”。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对一个作家的心智、体力、道德情操和知识修养的全面挑战。曹雪芹“十年辛酸泪”，也只写了半部《红楼梦》，而仅此半部，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以清洁工沙梅从一个首饰作坊遗弃的尘土中淘出金沙，并最终铸成一朵金蔷薇的过程来比喻文学创作，这是很精辟的。可惜我们当今有不少长篇小说，用的不是金沙，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脏土或过去时代的霉土堆砌而成。它们没有思想内涵和价值理念，以琐碎冗长的犬儒主义掩盖贫乏，以身体欲望代替灵魂追求，以高尚为耻辱，以庸俗为荣光，充溢着霉变萎靡的气息。而常常这些作品又被打扮成“名门闺秀”，一出娘胎就被各种光环包裹着，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令人瞩目。而越是“高智商的聪明人”，又越不愿做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诚实孩子。于是我们的文学便常常陷入现实主义的怪圈之中，就如清洁工沙梅那样：他怀着对美丽的姑娘苏珊娜父亲般的纯净无私的爱，为了让她得到幸福而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打造出了那朵金蔷薇；金蔷薇终于打造成功了，那位清洁工也因此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但苏珊娜却已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然而在生活中经千辛万苦淘洗，又经千锤百炼锻造出了的金蔷薇毕竟是灿烂的。虽然一个人的命运和一部文学作品的命运，个人、甚至一个时代都无法把握，然而是金子，一定会发出闪光的。我们以为，竹林的这些作品，似那朵金蔷薇一样，也不会长久地被埋在权力和世俗的尘土之中的。
竹林曾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小结：
竹林——这个南方乡野一团葱绿的自然景观，最初被化作人名符号印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老水牛的眼镜》上，是我结束六年插队生活之际。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这部“文革”后为知青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的长篇小说，把我推上了不容回首的文学之路，也为我带来了厄运。而后便“自甘寂寞”地去了农村。三十多个春秋的乡下生活使我收获了《呜咽的澜沧江》、《女巫》、《挚爱在人间》、《今日出门昨夜归》、《竹林村的孩子们》等十多部长篇小说的果实。
回首已逝的人生旅程，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放结果。
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我愿永远默默地奉献，以无私的爱心关注短暂的人生。
这既是竹林对自己已往人生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她写作遵循的宗旨和原则，更是她今后人生道路的方向和目标。而正是这个宗旨和原则，决定了竹林的文学成就和风格——竹子般的繁茂、清新和秀丽，竹子般的隐忍、谦和和婉约，竹子般的坚定、沉静与执着。竹子在破岩中扎牢了根基，任东西南北之风都吹折不了它！
竹子的韵味，竹子的风格，竹子的奉献精神与爱心，使她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完成了长篇《魂之歌》对信仰和宗教的辨析和探索之后，她决定以虔诚的爱心来充实今后的人生。她皈依了基督教。
让我们再以苏东坡的那几句诗来做本书的结束语吧：
人生到处知何如，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爱心陪伴，竹林今后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将更加广阔高远。
2014/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