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同情与爱的阳光
经受了风雨的摧折，又遇阳光的照射，一棵小树就生长起来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历经了艰难与曲折，又饱尝了人世间的屈辱与压力，温情与爱，一个人才也成长起来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那么，让我们来谈谈阳光吧。
前面说过，在她为创作《生活的路》而遭受妒忌和压制的时候，她所在单位里的男子汉和女同胞们曾仗义执言，向她伸出了同情的援手。尤其是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赵老师，不但在平时的工作上和创作上给了她许多指导和帮助，还在她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最困难的时刻，站出来为她主持了正义。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一直没有后悔和退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文学创作上給予她帮助、支持和鼓励。
前面说到的许锦根先生，早在1979年初她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座谈会”时，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文艺的春汛，首先采访了她。在了解了她的境遇后，他始终不渝地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哪怕他在移居国外以后，这种真诚的友情也没有丝毫的中断。
当然，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伸出手来的人，不止一两个。1979年末，《生活的路》出版后，当她在单位正承受着秋后算账派的重重压力之时，当时正在大声疾呼倡导改革的中国科大的温元凯先生特地来上海约见了她。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她要独立思考，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为改革开放、为国家民族的进步与繁荣去奋斗。由此开始，他们在事业上便成了很好的朋友——尽管他的事业是呼吁和探寻改革之路，而她从事的是文学创作，但在探求人性、解析中国社会、追寻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上，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是相通的。因此，以后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彼此都会在可能的条件下，給予关切与建议，安慰与鼓励。
她在文学讲习所的导师严文井先生来信了，要她做生活中的强者；要她把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变成创作和前进的动力！孟伟哉也托到上海出差的编辑去看她，打电话关心她的创作和生活。老孟就是在离开了人文社、离开了编辑岗位，直到在全国文联的领导位子上退休以后，这种关心也一直未停止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同志，是在见到了有人对她的诬告信、派人调查后才了解到她的真实处境的。知道真相后，见在自己管辖下的文艺单位无法落实自己的批示——解决她的住房困难，以后他就热情地为她在嘉定安排了一个落脚之处。
秦兆阳同志曾写信邀请她去北京工作，并且告诉她，在他身边工作会是愉快的；他领导的那个刊物（《当代》）的集体是团结的、友爱的。浙江省作协和河北省作协的领导高光同志、刘真同志也都热情地邀请她去他们那里工作和写作。虽然她最后没有能接受这些盛情，因为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已经比较熟悉了的生活基地，但是这么多的关爱与热情，深深地温暖着她的心。
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80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老人特地赶到她所在的南翔附近的那所乡镇中学——嘉定二中去看她；那时，君宜同志的老伴杨述先生刚刚过世，她心里虽然蕴藏着极大的悲痛，但仍不忘去关怀一个处境困难的知青作者。见着君宜同志步履蹒跚的的样子，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是的，在她缺少温暖和爱的童年时代，只有奶奶是她感情的寄托和保护人。而在为事业奋斗的道路上，又遇到了这样可敬可爱的前辈！是她，第一个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上为她的《生活的路》辩护；是她，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为她的处境发出了呼吁。韦君宜同志看了她居住和写作的那个书库后很激动；她对那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感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年轻作者。我们文艺界的一些人应该对此感到脸红。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们！”是啊，韦君宜的话，真值得我们文艺界的某些掌权者深思！
在事业和精神上给了她巨大支持和关怀的，还有萧乾先生。
文革结束后，萧乾先生在自己的身心获得解放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国内文学界的后起之秀。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生从戴厚英那里了解到竹林的处境，便在北京自己的家里约见了她。从此以后，竹林的主要长篇作品，大都在原稿阶段，先生就先行阅读，给与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鼓励。比如长篇《女巫》、《挚爱在人间》，先生都是认真阅读了原稿，并且带着阅读后的激情一口气为它们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这两篇阅后感出书时便成了作品的“序言”。《女巫》的序言显示了先生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在人生八十以后还能对作品如此仔细地阅读，并作鞭辟入里的艺术分析，写出这样高水准的评论，在国内文化界实属少见。长篇《呜咽的澜沧江》甫一出书，先生就带着它上了重返滇缅公路的旅程，在路上边走边读，实地感受作品的情景与韵味，也很快写了评论。
在生活和精神上，先生也特别关心她。在了解了她的身世遭际后，先生感同身受，觉得她与自己一样几乎是孤苦伶仃生活在人间的“孤儿”（萧乾《挚爱在人间》序），于是，便更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关怀她了。她每有机会去北京，先生夫妇总要将她叫到自己家里叙谈。一次她生病住院，先生急得到处托上海的朋友去医院看她。1993年4月，先生带她去看望他的大姐冰心。先生说：“大姐，我给你带了个孙女来了！”冰心老人事先读过她的儿童散文《老水牛的眼镜》，喜欢她清新秀丽的文笔，于是便高兴地提笔为她写下了“创作未有穷期，竹林前途无量！”几个字以示鼓励。而她就这次见面，回去写了一篇散文《冰心与萧乾》，生动形象地记述了两位老人的真挚友情。该文后来被收入了上海市的中学语文课本。
远离了权力和喧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周围的邻居相处，她还获得了一种深深的认同感。知道她是搞写作的，一些知青和文学爱好者，经常会来和她聊天。他们会在她简陋的家里一起动手煮饭吃，一同探讨写作方法；晚了，女同胞还可以与她抵足而眠。他们还会相约去出游踏青，到民间采访。她平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大家也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尤其令她感恩的是，一位住在她对面楼里的县退休干部老赵，知道她是一人独居，特地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打招呼，关照要保证她的安全；每晚他散步经过她的楼下，只要见她的房间没亮灯，就要朝上喊几声，得到了回音后才放心地离开；没回音他会上楼去检查她的房门是否关好。见她一人开伙麻烦，就帮她联系在附近的房管所搭伙；老赵是县政府干部，了解本地农村的情况，她要去哪里采访，或采访到的材料有什么疑问，老赵都会及时帮助指点。时间长了，老赵全家都对她十分亲切关爱；他们就像是她的亲人一般。
多少年来，我们把人性和人道主义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只留下阶级斗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爱，这些人性中的基本特点，任何权力和宣传都泯灭不了的。正是这些温暖与爱的阳光，为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的她，提供了动力，使她几次在绝望的边缘振作起来，使她在为事业奋斗的途程中，增添了力量和希望。
9
她在发现自己
生活像一架天平，有时候为了得到就必须舍弃。她自中学毕业后，先在皖东农村插队6年，除了从1975至80年的五、六年在城里外，从1980年秋天开始，又到沪郊农村深入生活至今。40多年过去了，她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和乡镇度过的。现今，她已过耳顺之年，可以说，她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包括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文学事业。这样做，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始终孤身的女性来说，更加不易。
大约是下乡的第四年（1985年）夏天吧，一个雷声隆隆的黄昏，她在一家养蜂场采访后准备回住宿地。急匆匆地赶到乡间公路的一个小站上，末班车正好到了。但车里人很多，她刚挤上车门口，人还未站稳，被里面的人一拱，就跌了下来。额头碰着了一块石子，用手一摸，竟是黏糊糊的血。她略一迟疑，想到要赶快上车，但还未来得及从地上爬起，车子就已经关门上路了。她又累又饿，茫然不知所措，暴雨却无情地倾泻了下来。她失望地躺在泥水里，任冰冷的雨点抽打着自己的身体。这时电光一闪，雨幕中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青年。她想向他们求助，可话还未出口，自己身上的背包、手上的手表都被他们粗暴地拽下，连放在背包里的她视为宝贝的采访笔记本也被抢走了······
她站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不可遏止的恐惧向她袭来。她想，我为何要坚持走这条路啊？这样的奋斗值得吗？此刻，别人家都在自己的家里享受着生活，我也是凡人，也需要天伦之乐和人生的幸福······干吗要到这里来自讨苦吃呢？她知道这儿离自己要归宿的窠——那个冬冷夏热的她称之为“寒暑斋”的地方，还有二十几里路呢！她必须继续上路。在暴雨中艰难地跋涉了约半个小时，透过茫茫的雨雾，她看见了不远处隐约的灯光。有灯火就有人家。她急忙抄小路奔了过去，终于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这户人家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他们热情地接待了她。女孩子为她仔细地处理了额上的伤口，让她洗了澡，换掉了沾满泥水的衣服，然后又招待她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餐。晚上，她与那女孩同床而眠。女孩为了安慰她，特地从自己的小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她，说：“姐姐，看书吧。这书写的是我们农村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很苦，但很感动人。你看了以后，会觉得生活里不光有苦，也会有爱、有希望的。”
他接过书，看了一眼封面，泪水一下模糊了眼睛。这本书竟然就是她的《生活的路》！几年以后，她在回忆这件事的一篇散文中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弱者，而别人是强者，需要从强者身上汲取新的力量。我终于悟到，如果能以自己的笔去点燃生活中的爱和希望之光，以丰盈的思想情感充实未来更广大的人生，那么，生命的极乐意义也会迂回到你的身上！”
这次奇遇让她看到了人性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她终于发现了自己。她感到“文学创作不是一门手艺、一种职业，而是一个人心灵的召唤，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竹林《文章甘苦事》，“青春”月刊1982年第七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的思想便有了飞跃。以后，她曾不无自信地对人说：“过去，遇到了困难，常常束手无策；受到了欺负与委屈，只会哭；现在，碰到难题和阻力，可能仍束手无策；但受了不公平待遇，却不会哭了！”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飞跃。
客观的境遇养成了她独来独往的性格。她不合群，不扎堆；不争名利，也不媚权势。文艺界这派那派，这圈那帮，她不懂不问不沾边，躲得远远的。她不怕被“遗忘”，被“边缘化”。她只愿做一支“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因为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它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竹林小传）。
于是，孤独和寂寞便成了她的伴侣。然而，文学创作就是一项孤独寂寞的事业。独自一个人关起门来，安静下来，读书写作时思维就会“野马尘埃”般进入“鹏程万里”的境界。“一个孤独的迈步者的遐想”可以上天入地，也可进出历史的长河，抵达宇宙的边缘。任何既定的理论和概念都无法阻挡她的思想自由驰骋、她的思维天马行空。
经历了社会和人生风雨的洗刷，她终于以自己的坚韧和毅力在文学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自己的实践——她的一部部扎扎实实的作品，使自己这株在贫瘠的旷野里的竹子长出了繁枝密叶。她终于达到了前面讲的那位老同志老韩说的“事业上的第三阶段”。这阶段到来之后，她的境遇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终于对她发出了较为公平的微笑。但是她没有忘记老韩的教导，依然谦和低调，谨言慎行，决不艳羡别人的光辉灿烂。她说：“作家的价值，就是作品；别的一切，再光鲜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想再加一句：她说的作品是指经得住读者和时间检验和淘洗的作品；而她的那些作品，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二
站在时代高度观照知青命运
——从《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到《魂之歌》
1
知青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开始创作的。因为对每一位曾经插队落户的学生和兵团战士来说，这段生活经历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是印象深刻、甚至刻骨铭心的。作为一名被分配到中国最著名的穷乡僻壤——叫花子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插队的知青竹林来说，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光有生活的感受，是不能马上成为文学作品的。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将它当做谈资和回忆。要与文学结缘还必须有追求文学的情结和一些外部客观的促成条件。竹林曾在她的《生活的路》的后记中说：“在僻静的小山沟里，我们认识到了改造我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使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能过上美好生活的艰巨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曲折。漫长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感受和体会到了这一切，也使我产生了记录和抒发这一切的要求和愿望。于是，我就在那艰苦的劳动之余，在担土和推小车的间歇里，在滴水成冰的寒冬静夜中，在知青集体宿舍铺着高粱秸的床铺上，开始写我和我年轻的朋友们在生活的大海里的航海日志。然而，在那阴霾满天的日子里，写作和保存这样一些真实生活的记录，是充满着危险的。我常常拿着写好的稿纸，在屋里东瞅西瞧，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隐藏的地方，于是只好在睡觉的时候掖在枕头下，在外出的时候揣在衣袋里，而最后，在白色恐怖和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仍只好在烧锅的时候把它们统统塞进了炉膛。然而，在云收雨霁以后，稿子中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声音笑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去进行探索；甚至那一张张狰狞的脸谱，也在激发我的义愤，激起我战斗的勇气。因此，不把它们再现出来，我的心一时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我又拿起笔，匆匆地把烧毁了的那些东西重新写了出来，这就是上面这部不成熟的作品。”
我们在第一部分作者的生平介绍中已经说过，作者从小就做过文学梦，有过当作家的梦想；而插队的生活感受又促使她想将这一切写出来；然而，当时的政治高压和思想恐惧又使她不得不将写好的东西“付之一炬”。那么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促使她将那些烧毁了的东西重新写出来的力量，除了她自己说的心中的那些不吐不快的激情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力呢？因为当时知青题材在创作上还是不能碰的禁区！
下面的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那是在她插队落户的后期，就在第一部分讲到的她遇到那位撑着红色雨纸伞的老农民之前，她还有一段奇遇——就在她吃了陌生人留下的那只苹果，离开蚌埠火车站后，当时她漫无目的地沿着铁轨前行，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人生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她沿铁路走了一整天，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天黑了，她又冷又饿，蜷缩在小站黑暗的站台角落里。这时来了一群扫帚贩子，他们要在这小站上偷搭火车。扫帚贩子发现了落魄的她，分给她吃他们的干粮——又冷又硬的秫面饼；其中一个自称会看相的“秀才”还给她算了命，说她“木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灵秀**的心，拙嘴笨舌掩盖着丰富的思想感情；但命运要她吃尽苦头，不过到头来会像珍珠一下擦去污黑亮出光来的！”凭着这“秀才”的吉言，她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鬼使神差般地随扫帚贩子们爬上了随后开来的煤车；在煤车的疾驶中，风吹起煤屑抽打着人们裸露的胳膊和脸；扫帚贩子们将她围在中间保护着。那位算命的“秀才”还高声对她说：“姑娘，别怕，你的命运正在挥起鞭子抽打你。挺过去就好了！”他们终于在天亮时分在又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煤车分手了。当时困顿的她甚至连这群扫帚贩子的名字都没有问一下；尤其是那个算命的人，也许是一个落难的右派之类的知识分子吧？但这场奇遇在她今后的事业道路上产生了巨大的内在驱动力，这是无疑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这一如梦如幻的的记忆就在我的眼前萦绕——也许命运正挥起鞭子抽打我，挺过去就好了！就这样，我挺住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直毫无悔意地在追求文学艺术的道路上，跋涉前行。”（见《阁楼上的天空·命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生活的路》这部书稿，除了上面说的作者要跟命运抗争的原始驱动力外，主要的直接动力，还是作者认为她要为自己和自己的知青朋友们说真话，写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思想和呼喊。这些内容在插队期间记录下来又销毁了，回城后她辗转来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自然地在编辑工作之余又萦绕在了心头。从思考到完成初稿，她从1975——1978年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但能不能拿出去出版却成了问题。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因为妒嫉等的原因利用手中权力压制阻挠出版的力量，只谈对这部书稿的思想上的分歧和压力。
竹林首先将写作设想和提纲给了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同科室的编辑赵元真看。赵肯定了她的努力，鼓励她写出来。初稿完成后，赵又给稿子提了较详细的修改意见。竹林完成修改后，又给当时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一地先生看；王也给予了肯定的鼓励。但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则出于关心和爱护，说此稿如出版一定会受到批判，将是又一部《归家》（刘澍德的《归家》曾经在文革中受批判），因此劝她千万不要拿出去。但赵认为，文学作品不必再作为政治的留声机和传声筒了！文学创作应该走在生活的前面引领人们向先进文明的方向前进，就是说应该有提前量。他打了个比喻，说好比高射炮打飞机，不是直接瞄准飞机，应该将目标定在飞机的前面，因为飞机也在前进。因此，他竭力主张将稿子拿出去。于是稿子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辗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是就有了1979年2月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竹林的那一幕……同年8月出版社正式出书，10月3日，韦君宜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从出版《生活的路》所想到的”，对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批驳了对这部小说的形形色色攻击。当时，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很快转载了韦君宜的文章。小说一印再印，接连发行了数十万册（直至现在，它还作为出版社的重点图书“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在重印）；在知青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此，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禁区被打破了；它开辟了中国知青文学的先河。
《生活的路》在创作思想上起到了冲破禁区和开辟道路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创作方法上，也完成了一个显著的转身——从“三突出”模式转到了写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本来道路上来。也许，作者在写作时，原本只是由一种强烈的“为自己的知青朋友们讲一些真话”的愿望驱动，而根本没有多考虑什么创作思想与方法的问题。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一个转身是不容易的（对那些长期浸淫在“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和“三突出”模式里的作家们来说，这个转身更难），而且意义重大。好在竹林当时只是一个初涉写作的年轻人，因此对她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然而任何转身都是在旧轨道上完成的，完全脱离它的制约和影响是不可能的。《生活的路》也是如此。作品虽然以主要笔墨勇敢地揭示了以崔海瀛为首的权力持有者对娟娟和张梁等知青的残酷、野蛮的摧残和迫害，为知青发出了深沉的呼喊；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安排一个老支书作为正面人物加以缓冲；就连张梁这个知青的许多现在看起来已经很荒唐的“左”的行为，虽然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中，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也或多或少地看出作者的“缓冲”企图。
这是时代的局限——在有勇气冲破禁区的先行者身上存在的局限。这也是以后来的标准和要求去观照当时作品的局限。这种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这部小说在按出版社的审读意见进行修改时，出版社就提出了要求让主人公娟娟最后“不死”。作者考虑再三，觉得很为难；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到那个程度，“不死”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但出版社的意见也显然是善意的，是为了能让作品顺利出版或出版后减少政治压力而提出的“缓冲”之计。于是，最后折中，出版社没让人物的结局改变，而让作者写了一个“后记”，加以“说明”。我们现在重读这“后记”，就会明白当时双方的苦衷了。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否定作品在当时巨大的现实主义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开拓性价值。当然也不能责怪出版社。因为在当时，恐怕也只有这家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才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出版这部作品。而且，以后竹林关于知青题材的其余两部作品——《呜咽的澜沧江》和《魂之歌》，几乎是重复了《生活的路》的经历，仍然还是人文社才有魄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