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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组织
1979年8月，《生活的路》终于出版了。当时，有家报纸的记者要她谈体会。她说：“为了对付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所花费的精力，比写作本身多得多。我希望今后的道路会顺利一些。”然而，生活的现实总是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作品虽然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上海“文汇报”首先作了报道，题目是“正视生活的人”，作者是《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先生。而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也做了报道；广大读者反响强烈，数以千计的知识青年写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小说一印再印，发行数十万册。但是，她单位里的领导却认为他们输了面子，暴跳如雷。他们向文汇报党委写信状告许锦根先生“写报道未通过组织，私自采访”，“匆匆忙忙表扬一个人”；并且还以组织名义向国内的许多刊物发信，宣布不能发表她的作品。
是的，老早就有好心人忠告过她：“领导要整一个群众，从来不会达不到目，更不会输掉的；你这个小丫头今后要吃苦头了！”这不，让她吃苦头的时候到了。以党组织和个人的名义给市委宣传部写信，对她进行莫须有的指控；组织匿名的信件对她进行造谣诽谤，然后以此为凭据外调内查，甚至 不惜捏造材料，罗织罪名。《生活的路》出版后不久，珠江电影制片厂约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她与该厂文学部主任和导演在苏州市委招待所改写电影本子，大约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可尔后她单位的人事科长却带领一帮人调查了她数月之久；几上苏州毫无收获后，他们竟钉上了她在苏州大公园内偶遇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叫沈志明，他一生酷爱戏剧，曾是“复旦剧社”成员，解放前与郑君里等名导演一起从事过戏剧活动；解放后一直无业，但业余免费辅导过不少当地的文学青年和戏剧爱好者；文革中被打成“夏衍的孝子贤孙”关进监狱，还被打断了一条腿，出狱后在苏州珠宝厂烧锅炉。听说有人在改电影，他又来了兴致，主动找她和另一位编剧侃起了他的戏剧理论和从戏经历。不过他此刻衣着破烂，瘸着腿，与一些送煤球和扫街的工人在一起。因此，她单位的外调人员以为有机可乘，便编织了一份诬陷她的假材料，要老人签字。老人看过材料后，没有签字，而是操起扫帚将他们赶出门去，道：“文革已经结束，你们还在搞黑材料！”
还有一件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也一起用上：不是有长胡子的男同事在支持她同情她吗？那就在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上制造点风声，然后通过组织机器层层往下吹风，待在群众里议论起来之后，再派人事干部内查外调，诱导逼供——任你再没事，石头子里也要榨出它三两油来！如果真能抓到点什么把柄，那就一定好好地出一口恶气！如果仍然没捞到什么油水，本人提出抗议，则往下一推：“都是群众在讲，咱领导可没说过。”这种事是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受舆论重视的。它会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任你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人们宁肯相信有，不愿相信无。这时你如果实在受不了，认真地去追根刨底，一直追查到领导头上，他们马上会把脸往下一拉：“组织上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是的，代表组织上做的事情，是永远正确的。哪怕他在用组织的名义公报私仇、打击报复、迫害无辜、扼杀人才也罢。即使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也得由他们来为你平反、落实政策，而你还得感谢他们！于是，你就只好哑巴吃黄连，只好等着被他们搞得筋疲力尽、灰心丧气，对生活和事业失去信心。面对这样的权力和组织，性格软弱的她，除了哭，除了感到愤怒和憋气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这次，那些处心积虑地整她的人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柔软的石墨，经过烈火和高压的处理，可以变成坚硬的金刚石；而她，哭完了，气完了，愤怒的火焰也燃烧出了为事业而破釜沉舟的决心。“你们可以破坏我的名誉，毁掉我的生活前景，但不能捆住我的手，夺走我手中的笔。我就是一辈子不成家也要写出一批作品来，让你们瞧瞧！”以后，对她年龄渐大而始终没有结婚这件事，这些整她的人又津津乐道而且大做文章起来，真不知道这些人自己家里是否也有姐妹儿女？
打着组织印记的压力没能摧毁她的事业心；中国之大，他们也不能一手遮天。一棵树上吊不死人，虽然必须时时提防着明枪暗箭，但她还是在不停地埋头写作。不时可以看到报刊杂志上发表她的作品。更使那几位整她的领导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不说自己的成绩是他们支持和培养的结果（由于被整得糊里糊涂，她早把前面说的那位文艺界老同志的谆谆教导给忘了），而且，还在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她的作品是用自己的眼泪写成的。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暗示有人压制和欺负她吗？真是目无领导、目无组织、无法无天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只要能达到打击她的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了。他们下令不准她住单位的集体宿舍，声言要把她的铺盖卷扔出去。不准住宿舍，她能住到哪里去呢？小时候和阿婆一起住的小亭子间，在奶奶去世后已经为叔叔家的孩子占去，不属于她了；父亲只有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他是个大学教师，除了一张饭桌一张床，四周全是书架；她刚从乡下回来时，还可睡在饭桌边的地板上，但近来老人身体不好，请了个阿姨照看，那一席地板也没有了。上海虽大，但总不能睡到马路上去啊！没有办法，只得把屈辱的泪水往肚子里咽，仍然忍气吞声地在集体宿舍里挨着。
这时，和她同一办公室又增加了一个诗歌编辑。他曾以坏分子的罪名在青海农场劳改20年，最近刚平反回来。此人50多岁，已完全谢顶了，但一来不久就死皮赖脸地缠住她不放；领导也让他住到单位的男宿舍里。下班了，他就在办公室搅得她不得安宁。她躲进宿舍他也跟踪上去，而且出言不逊，行为极不文明。她害怕他，回避他，他却在外面到处放风，说要和她谈恋爱。在遭到她严词拒绝后，他又想方设法欺负她，搬弄是非、挑拨矛盾、制造谣言，写假材料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连晚上去水房打开水他都会在路上把她截住，把水瓶抢走；甚至她上厕所，他也跟踪不放。实在忍无可忍，她去找领导反映，领导竟然说没空管这些事。这位诗歌编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年龄几乎比她大了一倍。为什么要如此欺负一个软弱老实的姑娘呢？不知是哪根神经突然苏醒或良心发现，一次，他终于对她说了真话：“告诉你，不是我存心欺负你。我与你无冤无仇，这些都是领导要我干的！”啊，善良的姑娘怎么能想到，我们的堂堂领导这样的手段也会使得出来？
又是走投无路了。不但是创作，就是连在这个单位里工作和生活都不能维持下去了。就在这时，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同志呼吁要支持青年作者的文学创作，并将她的处境向文艺界的高层作了反映；于是她终于被调到了市作协的一个文学刊物当编辑。
从此，她将铺盖搬进了刊物编辑部的办公室，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白天阅稿改稿，晚上将铺盖从壁橱里拿出来睡觉。一天傍晚，她遇见了和她同样在作协院子里寄身的女作家戴厚英。戴厚英将她拉进自己的宿舍，劈头就说：“竹林，告诉你，在中国，做女人难，做个名女人、女作家更难！不过，我们就是要挣这口气！”竹林知道，对方目前正在承受着比自己更大的压力——她的长篇《诗人之死》被封杀，她正在遭受围剿……可她居然还在关注着别人的处境！她的心里掠过一阵暖意。从此，她们成了很好的文友。同时，回顾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她觉得戴厚英的话确实是人生箴言。
人生的航船在生活的大海里不停地航行，而命运之神总是挥起它的巨手兴风作浪。有时候，它可以使船顺风顺水，转眼间，就又用险风恶浪去干扰它，使它在航道上历尽颠簸。1979年底到80年春，她在作协的那个文学刊物当编辑。生活和创作都是比较愉快和顺利的。这年春节过后，她又去北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作协第一期文学讲习所学习。丰富的学习生活使她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讲习所领导和教员的关怀，导师的指点和学友们的真诚友谊，在她本来寒冷忧郁的心里，照进了温暖的阳光；脸上的笑靥增多了，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
但是，权力之手是巨大的，它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得罪了领导，哪怕换了新单位，她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惹不起，躲得起。”从讲习所结业回来后，她只好一头扎进了农村；也从此，她无声无息，似乎被文艺界遗忘了。
7
感谢生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她就曾经在自己的心里许过愿，要为在人生道路上给了她同情和温暖的善良纯朴的农民做些事情。1981年起，她就请了创作假，到市郊嘉定县的农村，深入生活去了。
对付生活中的矛盾与压力，她是软弱无力的；但在对事业的追求上，她又是勇敢顽强的。刚下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哪里安身？她既没有一些名作家那样由组织上安排挂职深入生活的福分，也没有权力的协助。因此，起初只好像流浪者一样在公社的招待所、广播站住宿，在农民家里做客。好在她的小说《生活的路》已经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她的名字不少学校是知道的，因此学校的学生，还有那些城镇的回乡知青，对她几乎是有一种崇拜的热情，因此就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时她正好“流浪”到嘉定县南翔镇附近。这里有所中学——嘉定二中。这所学校原来是由一所民办的农技校转变而来的，设备比较简陋，学生大多数是农民子弟，教师和学生都很淳朴。该校的校长张昌革先生了解了她的情况后，热心地安排她在学校住了下来。她的宿舍在学校的书库里：两排书架间，放一张学生的双人床，两头用旧床单一隔，还真成了名符其实的书房。虽然书库里光线暗些，还有些灰尘味和霉味，但学校里有食堂，而且，校领导和老师对她很关心，亲切地称她小王；同学们更对她友善热情。住在这里，她第一次有了一种安全感。她深深感激学校领导，同时，也可以安下心来写作了。受到学生们天真烂漫的童心的感召，这段时间，她写了《夜明珠》、《晨露》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但是，文学创作必须以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为原材料的。在嘉定二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必须转移阵地。这时，一位乡镇房管所的调度员让她住进了待分配的工房；等到该房要分配出去了，再让她搬入新落成的另外一间工房。这样，她就有了写作的地方。但是，新工房设施未全，不能做饭，每天烧煤油炉不仅不方便，而且还占去了许多写作的时间，于是她又请求在房管所的食堂搭伙，这才解决了后顾之忧。就这样，这只复返自然的小鸟，又能在生活的天空里振翅飞翔了。
你看，在公社水产队的渔船上，她和青年渔民们一起在晨雾迷茫的河里撒网捕鱼；她用海兜捞住了大鱼，却把鞋子掉进了河里；几个年轻人潜到河底去帮她摸也没摸到，但她依然热情高涨地上岸去赤脚拉纤；露水沾湿了衣裤，野树枝划破了脚掌，调皮的渔家女问她：“味道怎样？”她高兴地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清新的早晨。”是的，生活是美丽的，只要你用善良美好的心去感受，有时，还可以品出丝丝的甜味来呢。这不，在春暖花开的江南田野小径里，虽然泥泞常常咬掉她的雨鞋，使她浑身上下变成了“泥冬瓜”，但心却陶醉在黄金般灿烂的油菜花丛中，更为养蜂人和蜜蜂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所吸引。于是，她就写下了一部充满江南水乡风情和人生哲理的中篇小说《水潺潺》。
她常冒着酷暑严寒，去生产队了解农村改革、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的情况（春秋季节，她的主要精力用来写作），参观牧场、蘑菇房、河蚌育珠场，了解银耳、香菇的人工栽培和西德长毛兔的饲养，由此又写了中篇小说《大耳朵阿大和秃尾巴狗》，反映当前的新经济政策给农村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以后，她又把这部中篇小说改编拍成了电视剧。
她也经常同公社干部、广播站的编辑一起下去了解和处理农村中发生的各类问题；还同小镇上的知青、乡村教师、社队企业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苦闷与要求，有时也同生产队的青年一起下地干活，抢插早稻，收割晚稻，锄地移栽棉花。农村中的婚丧嫁娶、风俗习惯，包括一些迷信活动，她都要去观察观察，琢磨琢磨。正是从这些生活中，她集中概括写出了长篇小说《苦楝树》。这部长篇，深刻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农村中新的精神力量与旧的习惯势力的殊死搏斗，对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指出了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效以后思想领域内变革的迫切性。
丰富的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她先后写作并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写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的生活与斗争，欢乐与哀怨。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外，这段时间她还发表了《永远的赞歌》、《地狱与天堂》、《昨天已经古老》、《黄绿色的站牌》、《没有热力的萤光》等一批中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蛇枕头花》。
与此同时，她在与许多知青朋友的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对知青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悟，觉得应该从一代人对理想的探索与追求的层面去剖析和再现他们的生活，挖掘造成他们苦难的真实根源。于是，她创作了她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82年到92年，十年期间数易其稿，她又完成了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从清末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四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女巫》。用十数年心血浇灌出来的《呜咽的澜沧江》和《女巫》这两部作品，既反映了中国几代人的坎坷命运，也记录下了她在认识社会、开掘人性和探索艺术手法上的前进脚印。
90年代中后期直至进入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间，她又用饱蘸着炽烈情感的笔墨写下了《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和《净土在人间》等3部描绘人间真情的小说，以及两部别具一格的描写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接着，2012年，她的创作园地里又结出了一颗沉甸甸的硕果——她的知青题材的收官之作、长篇小说《魂之歌》。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几十年如一日，一个人长期呆在乡下写作，孤独吗？寂寞吗？辛苦吗？如果你问她这个问题，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去问问李树是怎样结出李子来的吧。”这是大仲马回答这个问题时说的话。她十分赞同。
的确这样。呆在乡下，她感到生活充实愉快，性格也和在城里受窝囊气时判若两人。她变得热情、活泼、开朗，对什么事都感到新鲜，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她的心被火热的生活点燃了，她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创作的世界。你看，她独自走在江南水乡春天的田野上，那小河里荷叶上晶莹的露珠，那岸上依依的杨柳，还有那落日美丽的余晖，青翠的麦苗，以及田埂上鲜艳的野花、跳跃的青蛙，都使她激动不已。她陶醉在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里······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美丽的梦中，见到了那亭子间窗外的蓝天白云和七色的彩虹。绚丽多彩的生活同她心中的理想境界产生了共鸣。这时候她笔下塑造出来的，都是有思想有追求有性格的人物，他们坚忍不拔，遇到再大的艰难困苦，对生活和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即便是悲剧，也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天真可爱的儿童，她更是偏爱。她常常同小学生座谈，给中学生的文学社团作辅导。在纯洁的童心中，寄托着她人生中的理想与希望。儿童长篇小说《晨露》、《夜明珠》、《弯弯的石拱桥》，以及在全国第四次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奖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
如果说长时期的沉在农村与农民共呼吸，是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么，清新秀丽、细腻婉约的江南水乡风貌和民俗风情，则在艺术风格上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水潺潺》、《苦楝树》、《呜咽的澜沧江》到《女巫》、《挚爱在人间》，可以看出她在力求向深入细致的人物内心世界发掘，无论悲剧或喜剧，都赋予了清新、优美、抒情的艺术格调。与此同时，江南水乡农民特有的丰富、生动的语言，也在她的作品里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校园文学和儿童文学上，她还标新立异，突破了以情节为主、编个故事给孩子们看的藩篱，着重写人、写情、写真实的生话，写他们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她的《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将当代的新科技和探案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小说的一个新的门类；她的《夜明珠》、《晨露》和《流血的太阳》等三部以写人写情为主的长篇，也成了儿童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作品。
对生活的执着和艺术上的刻意追求，使她的性格和气质出现第三种状态——准创作状态。这时，她常常会发呆发傻：在食堂里买了几天的馒头，足不出户，敲不开门；有时在街上碰到熟人同她打招呼也会视而不见；上商店买东西时，会把买好的东西或钱包、眼镜之类忘在柜台上。于是，她常被朋友称作呆子、戆大，被不了解她的人斥为架子大。据说，有次乘郊区汽车从上海回农村时，她竟在车上坐了两个来回，忘了下车；而车上的售票员为了看她的戆劲，也没去提醒她，还打趣地说：“请尽管坐下去，不要你补票。”
三种状态，三个形象（软弱的、坚强的、“犯傻”的）出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就有人说她“怪”。然而，也许正是这“怪”，造就了她的事业。“软弱”使她受了欺负与压力能“忍”，能在事业上坚韧不拔不放弃；“坚强”使她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执著与坚定；而“犯傻”则正是她点燃思想火花、灵感勃发的最佳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