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丑小鸭要飞
她吃力地睁开眼睛，浑身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劳，好像几天没睡过觉，刚刚有机会小睡一会醒来。这是什么地方？她抬头四顾，白墙、白衣、白床单，人声嘈杂，原来这是医院的急诊室。她躺在一张病床上，红色的液体正在通过滴管一滴一滴地流进她的血管。
“不要动！”医生见她醒来，上前按住她的手臂，问她的姓名、工作单位，并告诉她，是几位好心人把她从汽车站的地上抬到医院的，经化验，是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6克，因此正在给她输廉价的红血球抢救。
啊，工作单位？抢救？她记起来了：随着知青回城潮返回上海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她又投入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种拼搏，那就是寻找工作。道理很简单，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这是最现实的问题。虽然她生性怯懦，只要开口同人打交道，总是呐呐地怯怯地，连话也说不连贯。但是事关生存大计，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人了。先是争取到在街道挖防空洞，一天8毛钱，虽然不多，却比起农村一个劳动日6分钱的收入好多了，可就是体力不争气。6年的插队生活，弄得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挖防空洞的重体力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头晕耳鸣。庆幸的是，正在这时她投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刊物《上海少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被采用了。出版社准备借调她。然而命运之神还要捉弄她：她所在的区劳动局（那时叫“地区组”）的主管人员卡住不放，面上的理由仍然堂皇：“我们区里工作也需要”——是啊，挖防空洞，可是政治任务，备战备荒嘛，谁说不重要？尽管这些防空洞后来不少成了小偷、流氓、苍蝇、蚊子的庇护所，可那时是按最高指示办事啊！——当然，私下的原因没有这么“突出政治”，是劳动局的这位主管大员认为出版社的名额是肥缺，想调包。可惜他要调去的人没有文学素质，出版社无法接受。这样，拖了8个月之后，她才接到了报到通知。记起来了，今天是去出版社报到的，却晕倒在了汽车站上。
血液是人这架机器的原动力。它既使她增加了力气，又使她恢复了信心。输完血，她根本不理会医生要她住院继续观察的劝告，在记账处结完账，就向那家出版社奔去。
在公共汽车上，她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小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她的报到通知就夹在里面。她打开一看，报到通知夹的那一页，正是《丑小鸭》一篇的开头。忽然她在心里相信起命运来了。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丑小鸭的故事”她太熟悉了。丑小鸭虽然受尽了压迫和讥笑，但终于飞了起来。今天，命运之神既然把她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她也要飞！
这时正是1975年的夏天。要飞，却没有飞的条件。“四人帮”“批林批孔”的闹剧正甚嚣尘上。于是，她的性格更加内向了。政治学习、批判会、评法批儒，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绝少发言；就是被点了名，硬要她表态，也只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一副木讷的神情。当然，这是要挨工宣队和科室领导批评的。但既然是性格如此，也奈何她不得。自然，她也更加小心谨慎了。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积极地参加劳动。她牢牢地记着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刚进贾府时的那句唱词：“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但这样，又遭到了一些人的轻蔑：“这种人怎么能调来当编辑？”
“做人真是难啊！”这是她踏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感受。如果你使自己事事跑在前面，人家会说你骄傲；如果你不声不响，又要被人看不起。不过，因为有了工作，毕竟是衣食无忧了。在别人蔑视的眼光中，她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练习自己的翅膀了。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读书、练笔。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她决定先攻儿童文学。这段时间，她陆续写作和发表了十几篇儿童散文和小说。与此同时，下乡插队时写下后又烧毁的那些知青们的真实生活素材和感悟，又在脑子里活跃起来，于是，从1975年下半年起，她开始构思一部要为知青朋友们讲些真话的小说。她先悄悄地写了提纲，偷偷拿给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文艺室编辑赵元真看。赵看后就如何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给她提了不少意见，要她修改。待将那提纲反复修改和基本定下来，已经是1976年的下半年了。这时，“四人帮”垮台了，文艺的春天开始了。她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生活的路》的写作。在此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那时，她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间作为集体宿舍的三层小阁楼，灯光常常深夜不灭。为了不影响同室的女同胞睡觉，她还给桌上的灯做了个纸罩，尽量让灯光少漏出去。到了冬天，写作的条件更加艰苦；也许是由于身体虚弱，贫血未愈，也许是因为长期熬夜，过分劳累，她常常在晚上写着写着，浑身发起抖来，上牙磕着下牙，手指头握不住笔杆，但脑子倒仍觉是清醒的。于是她就去买瓶黄酒放在床头，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喝上几口。节假日单位的食堂不开伙，她只好就开水啃冷馒头或面包。
曾经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对象，也见了几次面，但她觉得，为了一个过去所不认识的人而每星期花掉一天的时间，简直是件蠢事。因为她觉得，在她眼前的情况下，事业和爱情两者不能兼得。所以，她赶紧写了一封信，婉言拒绝了。
稿子倒是写得很顺利。一年多的时间里，抽斗里已经锁着厚厚的两大叠稿纸，计算一下有几十万字，但是心中却忽然恐慌起来。毕竟是第一次写长篇啊。这样写行不行？粉碎“四人帮”不久，大家还对刚刚经历过的文化恐怖记忆犹新。于是她就把写好的稿子私下里拿出去给她所信赖的编辑朋友们看。结果大部分同志劝她不要再写下去。他们那时认为，知青问题是个禁区，政策界线不清，弄不好是要“踩线”的；有的同志劝她写传统题材，认为写这个保险。她知道这些同志是出于好心，但心中不服，觉得自己讲的是真话，为什么不可以？而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真话，还有什么意思呢？（她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文艺理论）他去请教辅导她当编辑的赵老师。他科班出身，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对文学与理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赵老师告诉她：“文学作品本来就应该去发现与挖掘生活的本质，反映生活的真实，推动生活前进，而不是粉饰掩盖生活，或者等生活做了结论后去鹦鹉学舌。”赵老师也认真读了她写好的稿子。她从他那儿得到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
这时，曾经和她在安徽一起插队的几个女友和同学知道她在写小说，她们带着好奇心，上她的集体宿舍的阁楼里去“抄家”，逼着她交出来看。看后，大家激动得拍手叫好，说这才叫小说，写得像我们的生活，有我们自己的血和泪，为我们知青讲了心里话。这样，她终于又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决心。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几次修改，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总算完稿了。这时，她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也结集出版了。这部散文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同志都很赞赏，小读者也十分欢迎。于是，本来蔑视她的人开始妒忌她了。
5
妒嫉的网
是的，妒嫉。这是中国的传统产品，世界第一！自己不努力，却怕别人做出成绩超越自己，于是就想方设法贬低、阻挠、破坏别人的努力，以便让别人永远落在自己的后面，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相传战国时代秦武王的太医令李醯，知道当时的民间医生扁鹊医术比自己高明，害怕扁鹊会夺去他的地位，竭力阻挠扁鹊给武王治病；他一方面在武王面前进谗言，说什么君王的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十分难治，如果叫扁鹊来医，会把大王的耳朵变聋，眼睛变瞎；另一方面，赶紧派刺客下毒手把扁鹊刺杀了。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进化，现今的妒忌者手法已有了进步。他们不像李醯那样用快刀子杀人了，而是改用了“钝刀子”；不过，“钝刀子”在扼杀人才方面一样不择手段，一样有效。
妒嫉的网一张开，有形无形的压力就跟着来了。原来对她还不错的领导开始对她冷淡起来；一位党员科室干部忍不住了，终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出了警告：“我们这里老同志、老编辑有的是，他们都有很强的创作能力，但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应该支持这些同志搞创作，而不是鼓励她这种人！”立场、态度、用意再鲜明不过的了。
但是，这些同志都是每天一下班就急匆匆地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去了，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留下来工作啊！她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关你们什么事呢？唉，当然有关了——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居然要写长篇小说，我们干了一辈子文学编辑，才写了多少？于是开始了对她不断地挑剔和指责。开会不发言被指责为在构思自己的作品。工作任务完成得比别人好，但还是要挨批评：你既然有精力搞创作，为什么不能再多花些力气在工作上？关于她的议论也多起来：“哼，现在的青年，未会爬，就要跑，这山望着那山高。” “看她这样子，连话都说不连牵，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话是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趁她离开宿舍的间隙，偷偷溜进去翻她的书桌，看究竟写出来了没有？甚至有人不顾她的抗议，当面翻她的办公桌和抽屉，还窃听她的电话······她有些害怕起来。这一切赵老师也看在眼里。他告诉她：“你要注意，在白天的工作时间，千万不要处理自己的稿子；哪怕别人都在干自己的活，你也不能！但下了班的业余时间，你尽可以继续你的创作；不要去管别人的议论和小动作。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赵老师的话使她的心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赵老师也为这部作品的出版，尽了一个老师和编辑应做的一切！他先将这部长篇的手稿送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他所熟悉的编辑那里，但很快就打了回票。接着，1978年春天，他乘出差的机会，将稿子带到了北京。他先请自己的朋友章仲锷先生将稿子推荐给了北京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该社文艺编辑室主任是章的朋友，后来成了在伤痕文学里崭露头角的名作家，但当时他也认为知青问题没把握，退了稿。接着，赵老师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遇见了当时正在帮助姚雪垠先生撰写《李自成》的姚的助手俞汝捷。俞汝捷出于好奇，一个晚上读完了全稿，第二天非常兴奋地拿到中青社的总编辑那里向他推荐。但那位总编辑也不敢处理这个题材，很快退了稿。于是，赵又将书稿投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按该社的规矩，书稿由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南组处理。过了些日子，赵又有机会去北京组稿，顺便到小说南组找有关编辑询问。但这位孙姓编辑回答说：“我们是大出版社，名作家的稿子还看不完，这种稿子还排不上号呢。”尽管这是大实话，但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的环境下，这样说是很不合时宜的。赵向她讨回稿子，又遭拒绝。赵很生气，中午在人文社食堂吃饭时说起了这事。在一起吃饭的天津作家冯骥才听说后（冯与赵认识，正在人文社改稿），忍不住仗义执言，饭后就拉着赵去责问孙编辑，指责她这是对工农兵作者的态度问题，并且从其办公桌上径自取回了稿子。事情在社里引起了波澜，该社小说北组的编辑孟新禄奉命以老同学的身份找赵讨回稿子（他与赵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届同学）。但孟新禄当时正在处理一部名叫《秦川儿女》的大部头稿子，一时腾不出手来阅稿，于是他将书稿交给了大冯（冯骥才），委托他代为阅读。大冯接手书稿后，立即兴奋地到赵在中少社的住所通知了他，说一定会尽力促成，并且约定三天后即阅完。但三天后赵如约赴大冯所在的人文社宿舍，他已回了天津；好在书稿还在他的书桌上，赵便破窗而入取回了稿子，并向孟新禄提出意见，指出出版社将一部尚未出书的书稿交给另外一位作者阅读是不妥的。孟新禄接受了意见，如实向室领导做了报告，并又受命向赵讨回了稿子；于是书稿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到达了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的手上。
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地去人文社询问《生活的路》的情况，她高兴地等待着会议通知。但是，没有想到，会议通知被扣压，等待她的是一场已经组织好了的批判会。罪名是“白专道路、名利思想”。虽然当时已经在谈思想解放，这两顶帽子显得有些陈旧，但还管用；另外，再组织几个人凑一凑，找点岔子，然后上纲上线。反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比如，有人揭发她一次搬砖劳动时不卖力，砖头递得近了；于是就分析出此人给自己写作卖力，为公家干活不卖力，是思想品质问题，政治问题。而实际上，那次劳动时她得了中毒性痢疾，刚从医院抢救回来，全休的假条还揣在口袋里呢。
她有极强的自我克制和忍耐力，但十分口拙，从来不敢和人争论，不善于也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就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也最多哭一场，绝没有还口的余地。因此，这样的无限上纲，她也许还能吞下去，然而，要把她多少年来对事业的追求、梦想一下子扼杀，让她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的长篇付之东流，则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要知道，当时发表一部作品，是要单位政审同意的！）忍耐的堤坝终于决口了。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为什么人家要这样欺负我？”“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生活为什么这样残酷啊！”在她不算长的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遇到了急流和陷阱。一时间，她对生活、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在当时的日记里，她曾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是一只夜间奋飞的小鸟，总是逃不脱捕网的围猎。白昼和阳光与我无缘。”的确，夜间飞翔的小鸟撞进了捕网里，是无能为力的，她只会哭。白天不吃饭，哭；晚上不睡觉，还是哭。同宿舍的女同胞同情地劝她睡觉，无效；男宿舍的男子汉心肠较硬，睡觉了，但一觉醒来，发现她所在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办公室与宿舍在一幢楼里），她还在哭。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商量：“不好，别出事！”于是，一同拿出男子汉的气概去哄她：“别哭了，先回宿舍去睡觉，我们明天去帮你找领导！”第二天，男子汉们果然分头去找领导。一个同掌握着单位实权的副书记私人关系较好，他找到这位领导家里，告诉他小姑娘想不开，可能要出事。这位领导的老伴和女儿听了，也很同情，劝老头子手下留情。可这位老同志却说：“自杀？这他、他妈的文化大革命见得多了！”多么坚定的“革命立场”！另一位男同胞也去找了这位领导，得到的回答更干脆：“一家出版社的会议通知，又不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我们领导有权让她去，也有权不让她去！”找领导无效，两位男子汉回宿舍自嘲：“没有办法了，但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见死不救，要被阎罗王惩罚的；但救了，要被领导惩罚。”“好，咱们等着倒霉吧。”
是的，两位男子汉出来“救”了——一位是自然科学编辑室的编辑，另外一位就是前面谈到的赵老师。他们突然推开文艺编辑室的门，走到正趴在办公桌上抽泣的她面前。第一位从自己的黑挎包里掏出一瓶黄酒，还有一些豆腐干和叉烧，笑嘻嘻地说：“小王，别哭了，来，喝口酒！今夜，我们是来祝贺你的！”这位编辑也是插兄，每天晚上也在偷偷地爬格子。她朝他看了一眼：“我倒霉死了，有什么好祝贺的！”赵老师在她的对面坐下，认真地说：“今天上午，我见到老韩了。他让我转告你几句话。他说，听说小王在写小说，这很好。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惯性，就像有幅漫画上说的，叫“武大郎开店”，人们总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因此，但凡一个有事业的青年人要取得成功，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开头他是丑小鸭，被别人看不起，会被指责为好高骛远；当他继续刻苦努力，做出了一定成绩后，就会招来妒嫉和排挤打击。这时的压力最大，如果还能闯过去，取得更大成绩，到那时大家就会来给他戴高帽子、捧场了。到了那时，可还要头脑清醒，一定要说，“成绩是领导和同志们帮助我取得的！”
老韩也是位老同志，他曾经担任过安徽省文艺部门的领导，也曾是《萌芽》的负责人，为人忠厚，亲切，她一向十分敬重他。听了这话，如醍醐灌顶，她还未来得及说话，那位自然科学编辑立刻抢过话头：“这话太深刻了！鄙人也在努力，可惜还在初级阶段；还没能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全国最大的出版社那里。如果那天的批判会批的是我，那么赵兄，哪怕你拐走了我的老婆，我也请你喝酒！”“阿发兄，你正经点好不好？说话别跑题。”赵老师止住他。
望着阿发兄那副滑稽又正经的样子，她的情绪好转了些，终于笑了一下。她接过阿发兄递上的一杯黄酒，狠狠地喝了一口。一种热乎乎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件事在本单位其他科室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之间，也引起了公愤。大家纷纷向她表示同情，连兄弟文艺出版部门不相识的人，也赶来声援。最令她感动的是，一位在安徽一起插过队的女同学，听到消息后，特地放弃了休假赶来陪她，还硬拖她出去扯了块色彩鲜艳的料子，亲手给她做了件新棉袄。她对她说：“人活着就是要赌口气！人家欺负你，让你生活得不舒服，你就偏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棉袄做得水平不高，颜色也太红（她在北京参加座谈会时穿的就是这件棉袄），但是，穿在身上暖和极了！要知道，里面絮着的是朋友真挚的友爱和支持啊！她的那颗已经结了冰的心融化了。晚上，她抱着新棉袄又哭了。但是，这次流的是温暖的泪。是啊，生活又一次向她证明了，人世间还是有同情和爱的。勇气和信心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决定明天去找出版局领导。她要向他说明，这一年中她发了三部书稿，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她的创作都是自己业余和熬夜搞的。她要说明，在批判会上别人批她的东西都不符合事实，她要为自己申辩。她怕自己一时说不清楚，还开了个夜车，写好了详细的发言稿。但是，当她赶到局里，走进局长办公室，说明来意后，秘书却说：“马局长不在，开会去了”。她是个认真得近乎傻气的人。她相信了，就老老实实地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的楼道里等。然而，实际上，局长大人并没有去开会。他正坐在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茶，而且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愁眉苦脸的姑娘在楼道里整整站了两个小时。啊，我们可敬的局长，人民的公仆！
从局里回来，她走投无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准备给局长大人的申诉稿贴到了单位食堂里的黑板上。单位里一些正直的女同胞读了她的申诉，再也忍不住了。她们勇敢地站出来找领导评理。领导词穷，就说这是群众的意见。是啊，这本来就是做领导的诀窍——要整人，就发动“群众”，整成功了，是领导有水平；搞错了，领导没责任。领导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这些女同胞就决定请领导将“有意见的群众”找来面对面评理。结果“有意见的群众”方面只出席了一人，这一人还不是群众，而就是她的室主任，当然他也无理好“评”。主持正义的女同胞们胜利了。不得已，领导只好同意她去北京开会。
到了北京，命运之神向她发出了微笑。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一个下午连个通宵读完了她的长篇。他对她说：“这部稿子，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掉了几次眼泪，非常感动。作品出来后，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两千万知识青年、还有他们的家属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说完，他还在最后一页稿子上用铅笔随手写上了“你是大有可为的，努力吧！”几个字。老孟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使她兴奋得一夜未眠。自走向生活以来，失眠对她来说是常事，但因高兴而失眠，是难得的。
然而，她高兴得太早了。在她的单位里，妒嫉她的人正在咬牙切齿：“哼，等她回来再算账！”人还没有回来，账已经从另一方面开始算了。风言风语说她写的东西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毒草。但放这些风的人谁也没有看过稿子。
无独有偶，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也掀起了一场风波。也有人坚决反对出版《生活的路》，对这部书稿提出异议，也说“这是大毒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利。”但说这话的人同样没有读过稿子。不过他倒可能真是了解竹林在单位里的处境的。因为他有一部打鬼子的儿童小说在她所在的单位里要出版。由于这“不同意见”，总编辑韦君宜就请孟伟哉为《生活的路》写了个详细的内容提要，送更上面的领导审阅。因此，就有了本文开头在首都友谊宾馆里的那个场面，以及那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的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