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难的文学之路
苏东坡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如？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句形象地道出了作为“个人”在社会大背景中的境遇遭际，指出它就像那“飞鸿踏雪泥”一般，既偶然又必然。于是，人们就将这称之为“命运”。
本文要讲述的，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王祖铃（走上文学道路后取笔名竹林）的普通女知青，从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泥泞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正是这些脚印，构成了她踏上文学之路的坎坷“命运”。
1
春汛
公元1979年2月6日。这年的春节刚过，北京西郊友谊宾馆正在召开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艺界的一个著名的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所以说“著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出版社的普通作者会，而是个涉及到“文革”后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大转变、文艺界思想大解放的“转折点”式的会议。当时文艺新闻出版界的主要负责人茅盾、周扬、陈荒煤、冯牧、陈翰伯、许立以等几乎全数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或讲话。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单位也都派代表列席了会议。**还在会上作了报告。
在出席这次会议的40多名作家代表中，有久已知名的老作家，也有刚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者。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大家都很亲热、活跃，打不完的招呼说不完的话。唯有一个20来岁的姑娘例外。她静静地坐在会议大厅的一隅，不声也不响；苍白的脸上，带着腼腆的甚至有些疲惫的神情，也许眼神里还有些迷惘；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件中式对襟棉袄，外面绛红色的新罩衫比较醒目，但同时又让人觉得土气。那么，她为什么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呢？原因是她写了一部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这部作品在自己单位和出版社，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如今，命运如何尚未有定论呢。
会议的前两天，都是由领导讲文艺方面的理论问题。
2月8日，会议开到第三天的大组发言，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在发言中谈到作品的生活气息问题时说：我们编辑常把作品分成三种境界——一是引人的；二是感人的；三是不仅引人、感人，而且发人深省的。接着他举例说最近读到王祖铃同志的一部书稿《娟娟啊娟娟······》觉得这部小说“写得相当真实，有深度”；“反映了作者对生活深刻独到的感受和理解，很发人深思。”“我在看她的稿子时，几次流泪。”他还说“这部作品有令人可信的生活气息，作者能大胆地面对现实，按生活本来的严峻性描写生活，是一部全无僵气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令人深思的，是激发斗志的。”也就是说，出版社几乎完全肯定了她的作品。但她知道出版社还将她的这部小说的内容提要送到了文艺界的高层审阅。不知上面的最终裁决会是怎样的？
9日的会议是听景仰已久、时年已82岁的茅盾先生讲话。他说他的视力不好了，看东西很吃力，两只眼睛加起来只有0．4。但他最近看了《冬》、《娟娟啊娟娟······》、《铺花的歧路》三篇作品的提纲，说“这三篇从印发的提纲看都写得好。后两篇如果写得深刻，可以很动人的，可引起人们对‘四人帮’恶毒、无恶不作的深刻的痛恨。”说罢，茅公又道，“听说《娟娟啊娟娟······》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青年同志，我想请她上来谈谈创作这部作品的体会和感想。”
一时间，王祖铃的心脏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全身的血液也似乎随之凝固了。终于听到了盼望已久的最好的评判和裁决，一下子，又似乎不敢相信。她木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几乎失去了思维和判断能力。主持会议的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在台上催促，旁边的人使劲推她拉她，她依然迈不开脚步。这时，见多识广的作者大冯（冯骥才）大步流星地上了主席台，与茅公侃侃谈起了他的创作体会，这样才算替她解了围。会后，总编辑韦君宜一脸严肃地走过来批评她：“竹林，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上去？也许你一辈子失去了这么一次向茅公请教的最好的机会！”
可怜的她，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无言以对。她出生至今，何尝见过这样的场面？又何尝遇到过如此大的人生转折？当时，她的思想，似乎突然飞出了自己的躯体，飞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她的短短的二十几年的人生途程中，已经经历了多少的辛酸和痛苦，悲愤与打击。可这一切，她又如何对眼前这位面严心慈的总编辑说呢？
2
童年的梦
童年的梦，总是美丽的。她也不例外。尽管出生才4个月，父母就分手了，她只好跟着奶奶和奶奶的弟媳——她称之为阿婆的老人，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那是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亭子间，靠床的墙壁上，糊满了年画，一张用长凳和木板搭起的床占了整个屋子的三分子二。她就在这张床上看书、写字、画画。阿婆是旗人，丈夫早死，没有子女，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她。晚上，围着被子，指着墙上的年画，阿婆给她讲故事。于是，那破旧的年画就活起来了，把她带进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世界里。奶奶事情多（她有四个儿子），要管家务，但是雨中的星期天和长夜的黄昏，她也会给她讲讲白蛇传、卖油郎，以及其它花精树妖和仙女的故事。
7岁那年，她上学了。学校对面有个小人书摊，一分钱看两本，如果有一毛钱可以租11本小人书带回家去看。奶奶有时要她写信。奶奶自己的一手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却偏要她捉住钢笔帮忙写信。她有个叔叔在国外谋生。给这个叔叔写一封信，奶奶给她一角钱。得了这钱，她赶紧跑到书摊上，一本一本地精心挑选，然后装在书包里带回家慢慢地看，可以足足享受一个星期。就是从这些小人书里，她最先接触到了古今中外的一些名著：像《红楼梦》、《西游记》、《雾都孤儿》、《孤星血泪》······除此之外，她开始看“全是字”的书。小学一年级，看了第一本“全是字”的书《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小学三年级，看了第一部“砖头厚”的长篇小说，自此以后，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很快“一网打尽”了。
以后，她又得到了一张上海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地点在南京路石门路口；从自己家到那里，要步行40多分钟。去那里，她总觉得像长途跋涉一样，怎么也走不到似的。但她从来没坐过车；走在南京路上，食品店里许多她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向她发出强烈的诱惑，如奶油蛋糕啦，冰淇淋球啦，巧克力啦；那时她最眼馋的是一种包在玻璃纸里的橘子形软糖；这东西并不贵，但只要有了5分钱，她就忍不住要跑到书摊上去，因此，直到她去皖东插队，一天吃两顿山芋干时，偶尔还会想起那软糖，不知是什么滋味。当然，那时走在南京路上，她是有办法抵制住诱惑的，那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的美妙境界里。闭上眼睛想一想吧，那白色的宫殿，那蓝色的海洋，那有着金发的公主，多美啊！橘子形的软糖，又算得了什么？童话里的烤鹅，还会走路呢！
然而生活不是童话。奶奶和阿婆有时会去杭州的叔叔家小住。这时，就由一个婶婶管家。每当这时，小铃铃就会觉得度日如年，因为连吃饭也得看婶婶的脸色，筷子是不大敢朝菜碗里伸的。有时家里大呼小叫开西瓜吃，小铃铃就乖乖地离开，走到马路上去······她常常偷偷地去看挂在厨房里的那张月份牌，数着日子盼奶奶阿婆快回来。有一次，终于盼到两位老人回来了，阿婆高兴地将她一把背到了背上，可她的一只手却痛得无法伸出去搂住老人的脖子。阿婆一盘问，才知道小铃铃一周前晚间从床上摔下来，胳膊摔断了。阿婆二话没说，背着她就直奔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私人骨科医生石筱山的诊所。从家到诊所有四、五站的路程，但阿婆是一口气跑到的。小铃铃只觉得，阿婆的背结实温暖，像一堵可以依靠的厚厚的墙。长这么大，阿婆从来没抱过她。阿婆总喜欢背着她出去玩。背着她上公园，逛马路；背着她在街上看猢狲出把戏······然而，这堵墙在1965年突然倒塌。阿婆得脑膜炎忽然去世了。
不过上学对她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事。因为她读书很用功，成绩优秀，老师一直让她当班干部、少先队中队长。尽管她缺少组织和领导才能，她带的队伍常常像赶鸭子一样乱跑，但老师很器重她。
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市重点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开始背古文古诗，还冒险去父亲那里“偷”《鲁迅全集》出来看。她的语文成绩也突出起来，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被贴在教室墙上。父亲是语文教师，在市郊的川沙中学任教，平时住校，很少回家，但她小学毕业的一篇作文“别了，母校”却被父亲拿到川沙中学高三毕业班当做范文朗读。这更增强了她对写作的信心。不久，这篇作文还在市《青年报》的征文中得了名次。这时，她站在亭子间里，透过窗户望着窗外那一小块蓝色的天空和天上飘着的白云，仿佛就要飞起来一样。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是美好的。她要上大学，学中文或外文，然后找个工作，这样，自己就可以自立于社会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她的梦。父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前父亲调到了上海教育学院），于是家被抄了，然后，又在一片红的锣鼓声中，坐上了上山下乡的列车。
那是1969年春天寒冷的冬夜，外面下着雨，一会儿又飘起了雪花。火车启动的时候，车厢内外的哭声连成一片，送行的人流像要把墨绿色的车厢淹没。而她，只是独自依着车窗，没有哭。她想，既然命运不允许自己做窝里的小鸟，那就梳理起自己的羽毛，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飞翔吧。
但是年迈的奶奶却对这个孤苦伶仃的孙女不放心。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暮年，不可能永远当她的保护人了。无奈之下，奶奶请瞎子给她算了个命，结果瞎子说她命里缺水，途程艰难；但木多四重，命成格局；木秀于林，以后会“闻名于天下的”。这多少让奶奶悬着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1973年，曾经给了她无数的温暖和爱的奶奶，没等到孙女“闻名天下”，甚至没等到她插队回乡，终于患胃癌离开了人世。而命运也真的把她推上了一条泥泞的人生道路。
3
泥泞的路
泥泞的路，没有尽头。一只脚刚从粘软的黄泥里拔出来，另一只脚又深深地陷了进去。那黄泥好像有吸力似的······这样的路，她已经走了4年了。可是抬起头来，前面依然是无边的丘陵：山连着山，山叠着山。透过朦胧的泪雾，这些山仿佛幻变成了浑黄色的巨浪，在奔腾着呼啸着，似乎要聚集起天上人间的一切淫威，把正在这条路上挣扎的这个女孩子吞没。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奇怪的是，这一段曾在她心中重复过无数遍、在许多艰难关头给了她勇气和力量的先哲名言，此刻却显得苍白无力。她非但没有从中得到鼓舞，相反却感到一阵无情的嘲讽——现实嘲讽了她下乡4年来的一切努力和奋斗。
4年前，在一间散发着霉味的阴暗的仓库里，四壁土墙，一张草绳攀的凉床，一盏用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一口用几块砖头支起来的锅，就安下了她下乡后的家。从此，她在炎炎的夏日钻进闷热的青纱帐里砍秫秸，在凛冽的寒风中去电灌站的工地抬土。她那纤细而瘦弱的身子，居然能担着上百斤的土筐，爬上坡顶。她和民工们一起，睡窝棚，用最大的碗盛中午的杂面馍馍······每年春节的时候，她是工地上唯一的知青——别人早已探亲回到了温暖的家中去了，只有她苦苦地坚持着。然而，她奇怪地发现，这些年复一年永无结束的工程，并没有给农民的饭桌上多带来一块饼子。人们照样地吃掺了薯藤的高粱面糊糊和山芋干稀饭。那个患了气管炎的老单身汉没钱看病，只好跪在烂稻草上昼夜不停地喘息；发着高烧的孩子，常常被一群无知又无钱的妇女围住，揪着耳朵呼唤他的灵魂归来······她仰望蓝天，觉得天太高，飞不上去；可是在这块黄土地上的黄泥小屋里，为一起受苦的人减少一些痛苦，也许可以做到。下乡前，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为了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她就努力学会了针灸。她毫不犹豫地让那些身上长着虱子的农民躺在自己的床上给他们扎针；无论刮风下雨，谁来喊她，她拔腿就走。可以说，她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她的医术。可就是这样，她不但治好了许多常见病，而且还救活了不少危急的病人。在那时，一根银针所能发挥的神奇作用，是很难想象的。不管怎么说，在她极为有限的医术里，总还有科学的依据，比骗人的巫术要强。有一次，邻村有一位妇女与公婆吵架，一气之下喝了一瓶敌敌畏。不过人家没喊她去抢救，喊的是一位“老先生”。她也跟着去了。老先生见病人呼吸急促，口吐白沫，两眼翻白，情况十分严重，就打了回票。家人没法子想，就求她用针灸试试。她知道急性中毒用针灸不行。可手头一没药，二没医疗器械——其实就是有，也不会用。她急得满头大汗地翻自己的那本《农村医疗手册》，只见上面写着：“敌敌畏中毒，用鸡蛋清加明矾催吐。”她照此办理，人居然被她用这种土方法救活了。半年后，那妇女顺利产下一个男孩。当她的丈夫来向她道谢时，她才晓得，自己抢救的是一位孕妇。但是有一次，生产队长的一个孩子，为捞菱角掉进河里。她为他整整做了一个小时的人工呼吸。那孩子始终没有活过来。孩子失神的眼睛和乌紫的小嘴，这凄惨的形象重重地撞击着她的心。这一夜，她失眠了。在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任黄尘从窗洞和泥墙的裂缝里钻进屋子，落在自己的被子上，她那“飞翔”的愿望变得具体而实在起来。她想到了大学——这个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占据她全部身心的理想，像灰烬中的余火一样幽幽地发出了诱人的红光。不过，以前做过的文学梦醒了，这时她想上医学院。为了学医，她记了几大本厚厚的针灸笔记。在大队医疗站，她毫不手软地给大人和孩子扎针、挂盐水，只用简单的土方法消毒，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输液反应！她深信自己在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确切地说，是一名乡村医生。
她以为自己入学的希望很大，因为她的汗水流得多。她有着像少年时代学生手册上的满分一样令她心醉的工分册。尽管这里一个工分只值6分钱，可这是她的劳动表现。她还多次参加过县、地两级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至于那简单的文化考核，更不在话下。这里的农民也没有亏待她。每次招生名额下来，生产队都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她。于是她的名字也就一层层地报上去，可是每次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她就被悄悄地刷下来，换上了别人的名字。至于公开的理由，则很堂皇：“你有海外关系。”所谓海外关系，就是那个小时候她帮奶奶写信给他的那个在英国剑桥大学教中文的叔叔。这位叔叔实际上她从未见过面。
她企图去说明。走20多里路，再乘汽车去县城，冒着倾盆大雨在招生办门口徘徊，好不容易才鼓起了勇气进去，人家三言两语就把她打发走了。她终于明白自己错了——没钱没势没后台，眼下流行的请客送礼乃至卖身求荣的一套，她学不来也不愿学，这样，挫折和失败是注定的了。
现在，她面临的是第三次落选。她已经23岁，大学招生的年龄限制很快就会超过。昨晚，从县城赶回生产队途径蚌埠时，正下着滂沱大雨，她蜷缩在火车站候车室拥挤的长凳上过夜，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操着纯正的普通话对她说：“我是北京的采购员，如果你肯跟我走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在北京当上小学教师。”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第二天早晨，那个人不见了，在她身边的长凳上用苹果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那人的地址，说如果想去还可以去信。她又冷又饿，把苹果吃了，把纸条装进了口袋。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生的道路往哪儿走？
下了一夜的暴雨。天亮后她离了开车站。在蒙蒙细雨中，她漫无目的地走在泥泞的弯曲的土路上。这条路正沿着缓缓起伏的土丘向前延伸，一直消失在茫茫的远方。不知走了多久，她感到疲乏极了，没有力气再拔起陷进泥地里的脚，也没有力气走完这段路了。就在这时，她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汹涌的河。她愣了一下，终于记起，这里就是原先她所熟悉的淌着涓涓细流的一道涧湾，是回生产队去的必经之路。
望着眼前这浑黄的打着漩涡的河，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既然生活像这条河一样可怕，既然退没有可以栖息的小巢，进没有可循的路······不知出自一种什么力量的驱使，她竟不管水的深浅，伸出脚就往水里走了下去······
忽然，远处传来一个响亮的喊声。她透过朦胧的雨雾朝呼唤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毫不相识的农民，撑着一把红色的油纸伞正向她跑来。他一边跑一边摇着胳膊，嘴里不停地在喊着什么。风雨中她听不清，但懂得那意思是“危险，不能下去！”
她犹豫了，愣愣地站着。那人走近了，一把拽住她，气急败坏地说：“姑娘，你不要命了？这水，有一人多深呐。”
“我要过去！”她莫名其妙地固执起来。
“你跟我来。”那人说着，来回巡视了一番，看准了，伸出一只脚，在急流滚滚的水中摸索了好半天，突然将雨伞一收，向她伸出手，并命令她解下背包。
她摇摇头说：“很轻，我背得动。”那人却严厉地说：“不行，到了中间，你就站不稳了。”
她只好顺从地解下背包。他接过去手一扬，背包被扔到了对岸，然后对她说：“像我一样，把身子转过来。”
她的手被握在他粗糙的长满硬茧的手里，两人并排着侧身面对激流，小心地挪动了脚步。
奇怪得很，脚踩在坚硬的地上，而水，只没到脚脖子。她左顾右盼，想不出这是什么奇迹。
“当心！”那人发出了警告，“这桥只有两步宽啊！”
她明白了，原来，他带着她在探索激流下面的桥。这桥她知道，架在涧湾两边的高坡上的，是简陋的石板桥，确实只有两步宽。她从心底佩服这个胆大好心的农民，只见他全神贯注地摸索着水下的桥，然后稳稳地踩下去。她紧随着他，侧身横跨着步子。
脚下的水渐渐深起来，没过小腿肚、没过膝盖了，水的冲力也大了，她有点踉跄，弯着腰，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水。那人感觉到她有点紧张，便鼓励她道：“别怕，不要光看你脚下的一点点水面，抬起头来往前看，只要站稳了就行。”
她听他的话，试着站直了身子，抬头一看，突然觉得视野开阔了，天地变大了，身前是水，身后是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在这突然出现的宽阔汹涌的河里，到处跳跃着白浪！
她感动起来。从这个忠厚善良的农民身上，她又觉察到了人生的温暖和希望，好像在漫漫的长夜里看到了渔火的光亮，又如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遇见了岛屿······
上了岸，她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但张了张嘴，不知说什么好，那人也不在乎，好像帮助一个不相识的女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人走出很远了，她这才想起，要问一问他的姓名、住址。但是，风急雨大，她的喊声很快就被淹没了，只见一顶红色的雨纸伞，在茫茫的雨雾里晃动着，渐渐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
一股奇异的力量从她的心头升起。面对这滔滔滚滚的洪流，她觉得一个人虽然渺小，但生命是可贵的。她从口袋里掏出那陌路人留下的纸条，慢慢将它撕碎，纸屑落进激流，像灰尘一样眨眼不见了。
这以后，她很想写一本书。当然，在那时她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一切，在夜深人静无人知晓的时候悄悄地记录下来。夏天，为了抵御蚊子的袭击，她穿着厚厚的长袖衣裤和高统雨靴在煤油灯下写；冬天的夜晚则冒着入骨的寒意、忍着辘辘的饥肠在被子里写。她常常在清早下地的时候引起姑娘们的笑话，原来是没有洗净在熬夜时被煤油灯烟熏黑的鼻子。她不敢对人说自己在写什么。因为在那阴霾满天的日子里，写作和保存这样一些真实的生活记录是充满危险的。她常常拿着写好的稿子，在屋子里东瞅西瞧，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隐藏的地方，于是只好在睡觉的时候掖在枕头下，在外出的时候揣在衣袋里，而最后，在白色恐怖和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时，她只好在烧锅的时候把它们统统塞进了炉膛······（《生活的路》后记）
命运之神终于向她露出了微笑，他最初创作的几个短篇小说被《安徽文艺》刊登以后，编辑部把她借调到那里工作。能够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看稿子，能够在食堂里买白米饭和用油炒的青菜吃，她觉得真像一场梦。既然不用下地干活还能吃得很饱，睡眠真成了太奢侈的东西。她常常从晚上写到天明，然后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主编江流和带她工作的编辑温文松非常喜爱这个勤奋的姑娘，都不约而同地叫她星期天去家中作客。她感到很不好意思，想了又想，决定去温文松家。因为江流是主编，到主编家里去，更不自在了。
温文松的爱人张阿姨亲切温柔，一见面就拉住了她的手：“啧啧，冻疮一直长到了胳膊上，真没见过。”她发窘地将手往后缩，可张阿姨已经看清楚了：“哦，棉袄袖子太短，也太薄，让我帮你接一段，再絮上些棉花就好了。”
她坚决不肯，可终于拗不过，顺从了张阿姨。望着张阿姨飞针走线的样子，她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她在心里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母亲的形象吧？有母亲多好啊！
快到吃午饭时，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来叫她：“我爸爸要你去。”这姑娘是江流的女儿，叫江禾。她只好羞涩地跟着去了。一进屋，只见桌上已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杯里泡好了清香的绿茶。江流慈祥地微笑着，可是她却心事重重。
因为她知道眼前只是被临时借调，以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去的；自己无权势、钱财可依，孤苦伶仃，往后的人生道路依然迷茫······江流很快看出了她的心思，与省里的人事部门、知青办联系。但他用一个正直的书生秉公办理的方法，始终未曾见效。其间有个知青慰问团的成员起了歹心，想乘机欺骗她，对她进行敲诈勒索。江流知道后，更像一位父亲那样保护和安慰了她。江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力地帮助她提高文学素养，给她分配写作任务，安排她出去采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她看。江流对她说：“你还年轻，不要急于写，也不要急于发表。要多积累生活，多看些书。你应该读读孙犁的作品。刘真的小说写得真挚，你跟她有相通之处，也值得认真读一读。”于是她就从江流的书橱里“拿”了《白洋淀记事》，拿了《铁木全传》，拿了《长长的流水》······在那个全国只有一种创作模式、一个作家、一本书的特殊的文化专制年代，他却为她悄悄地、不露声色地开启了通向文学殿堂的真实大门。当结束借调、回生产队的日子终于来到的时候，她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将借来的书拿去还给江流。江流却说：“你喜欢这些书，就拿走吧，不用还我了。留在你那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说着，他又叹了口气道，“唉，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她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在心里默默地说：“不，江伯伯，你给我的太多了。今后的道路无论怎样泥泞和曲折，我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