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岗巴故事
忽然想起，多情湖我有印象的。那年西藏笔会，我和一帮作家前往岗巴时路过过。但我们没有停车，只是从湖畔走过，去了岗巴。
当时我们没心思看风景。就在头天晚上，我们还对是否去岗巴犹豫不绝。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岗巴不仅海拔高（4700米），还环境恶劣，一棵树没有，荒凉寒冷。去了会很难受，身体不好的会出问题。如果是我自己，根本不用考虑，肯定去。可毕竟带着这么多人，而且有几个人身体还不好，所以左右为难。后来，我们从江孜县人武部借到一个导弹那么大的氧气瓶，心里有了底，这才下决心去岗巴。
我还记得那天是七一，是香港回归一周年的日子。战士们在收看庆祝晚会。我们在营区转了一圈儿，不便打搅，就坐在会议室听营领导介绍情况。由于高原反应，作家们一个个坐在那儿打瞌睡，脑袋垂得像熟透的灯笼辣椒。我只好强打精神提问，作记录。后来会议一结束，我倒头就睡。由于条件有限，我们每两人合躺一张床，盒盖一床被子，可我还是睡得死死的，根本不知身在何处。早上听见有人叫我去钟山古堡，我一口回绝。实在是起不来。难受得厉害。
岗巴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最好的季节，夏季。想象一下倘若是冬季，再想象一下长年累月在那里，你就能深切的体会到岗巴官兵的不易。
关于岗巴，有太多的故事。西藏军区因此出过一本书，就叫《岗巴故事》，讲的就是岗巴某边防营官兵的驻守边关的事迹。而我去岗巴，感受最深的不是别的什么，是蔬菜。在那样一个满地石头，满山冰雪，连草都不长的地方，他们竟种出了绿油油的蔬菜。
参观他们的蔬菜大棚时，我激动莫明，以至于把油菜秧错认成萝卜秧。后来我特意和那个种菜能手李伟照了张像，还和他种的绿油油的南瓜照了张像。我看其他作家并没有特别的表情，我想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普通的蔬菜在岗巴出现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这些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照片：我与种菜大王李伟）
说到西藏的蔬菜大棚，西藏的领导告诉我，有两个人功劳比较大，一个是徐其敏，一个是张顶壮。前者是原西藏军区后勤部军需处长，功劳大很正常，后者原是某边防团助理员，怎么会有很大贡献？说起来，可以讲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H将军讲起。1994年春，H将军下边防，去最西边的一个边防团检查工作。走到不能再通车的地方，他下来渡船过河。这是全军陆军部队中唯一一个有编制的渡河班。H将军坐在船上，和渡河班的两个聊天，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大个子兵，穿的军装很不合身，棉衣短到肚脐以上，裤脚短到脚踝以上。H将军握着战士冰冷的手当即表示说，我回去后，一定尽快解决你的服装问题。
H将军说话算话，回去后即让人给大个子兵做了合体的冬装夏装各两套，并赶紧让机关出差的人给大个子兵带去。4个月后，秋天了。西藏的秋天等于冬天，H将军再次下边防，再次走到渡河的地方，河面已经结冰了。他忽然发现，大个子兵依然穿着短一截的衣服，一问，大个子兵根本没拿到他的特号衣服。
这下H将军生气了，追查下去，追到了张顶壮的头上。原来张顶壮拿到别人转交给他的衣服后，没太当回事，当然他也确实忙，一个团军需助理员，柴米油盐，拉拉杂杂的事很多，他搁下就忘了。
这下好，他为他的马虎付出了代价：团里撤销了他的职务，将他下放到最艰苦的昆木加哨所去当兵半年，以观后效。
张顶壮没话说，谁让自己如此大意？一个将军且能为士兵如此着想，自己一个军需助理员，却把战士的冷暖放到了脑后。他闷了一阵子，就暗暗下决心，振作起来，在哨所干出点成绩来。
昆木加海拔4900米，极苦。最苦的是没有蔬菜，长年累月吃脱水干菜，战士们因为缺乏维生素而皮肤龟裂，指甲凹陷，牙龈出血，等等，毛病很多。张顶壮决定在那里研究出大棚蔬菜来。因为昆木加如果能种出蔬菜，其他哨所就都可以种蔬菜了。
我在这儿就不详细写他怎么努力了，怎么钻研了，总之，当兵半年结束时，张顶壮在昆木加搞出了双层大棚，种出了蔬菜，嫩嫩的黄瓜已挂在了藤上。
回到团里后，他继续研究蔬菜种植，不断改进完善。在西藏，仅有塑料大棚是不够的，蔬菜照样会冻死的。张顶壮又研制出了半地下温室，确保了棚内的温度。第二年春天，团里成功的种出了11种蔬菜。团里想把他提为后勤处长，报到分区，分区想他是挨过H将军批的人，不敢提。H将军知道后说，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
张顶壮于是重新站了起来。现在他已到后勤工作，将蔬菜大棚在全分区推广，于是连岗巴这样的地方，也长出了那么鲜嫩的南瓜，豆角，辣椒。
岗巴的营长告诉我，他们种的蔬菜官兵们吃不完，送了不少给当地百姓。他们还教藏族老百姓搞蔬菜大棚，想帮助他们改变饮食结构。当地老百姓来参观，啧啧称奇。那原本是个草都长不高的地方。
现在，在西藏的不少地方，老百姓也开始搞大棚蔬菜了。
（照片：我在蔬菜大棚和南瓜合影）
52、遥望查果拉
那次我们在岗巴住了一夜之后，就带着一大包信件去了查果拉。因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上去住，只能去看看。我们在上面呆了两小时，和战士们小小的联欢了一下。其实我当时很想在那儿多呆会儿的，跟战士们多聊聊。
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著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5370米。1965年10月，查果拉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有些肿胀。脑海里会浮现出那座光秃秃的山，还会浮现出一张张黑红的面庞，同时耳畔响起歌声：查果拉山高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我不想再重复别人讲过的关于查果拉的事。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吓住。我就讲4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照片：我在查果拉，手上拿着的花是山顶上仅有的植物）
从官大的讲起。因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的劝阻，毕竟海拔5370米啊。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当然，没人敢在下面等，都呼啦拉的追随而去。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和每个兵照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临上车离开时，他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什么？我没有采访过，不敢随意替他们表达。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他女儿当时就在旁边：“老头的目光柔和的，哎哟，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的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纳的笑容。
然后说H将军。H将军是中将，时任西藏军区政委。H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5300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H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就拉风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H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H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H将军在西藏做了7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中共中央？）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H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7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的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十八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晚年，她潜心写出了四卷本的回忆录《雪山春秋》。但在今天的出版市场中，她的这个回忆录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就是出了，也断然是赔钱的。后来听说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了。若是真的，应该向这个图书馆致敬。
1998年7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士们大声的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应我的要求，在电话里一句一句的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的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18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的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今年10月，是国防部命名查果拉哨所为“红色高原边防队”40周年的日子，我把这一段截下来，发表在报纸上，以志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