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家，还是会遇到大伯伯。他是一年一年地变得越来越老了。他比一个号门里的其他长辈们老得都快，也变得更是清瘦，脸色更是白白的，脸上的皱纹也多起来，头发也白了许多。满头花白，花白的头发。
我记得好像是一九八几年吧，有一次我回家时在大门口的楼梯边遇到了大伯伯，他也刚从外边办事回来。我就喊了他一声，“大伯伯。”
大伯伯一看是我，他就站住了。他很高兴地对我说：“强子。你回来啦。”
他突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对我十分兴奋地笑着说，“我的问题，这回算是彻底地给我解决了。”
他在说这些话时，满脸的皱纹都挤到一起去了。
我为他的兴奋也感到兴奋，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地兴奋，如此地高兴。我看得出来，他满脸的高兴是从他内心里发出来的。
听了他的话，看到他满脸的兴奋，我的心里却有点莫明其妙。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现在给他彻底地解决了呢？还使他如此地高兴？
回家后，我就问母亲，“好婆家的大伯伯，看到我很是高兴，他对我说，他的问题给他彻底地解决了。从前，他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呀？”
母亲这次才笑着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家搬到这里来以前，好婆和她小儿子的家，就已经搬来了。我们整个楼上楼下的人，并不十分地清楚大伯伯是什么问题。但是，就在你这次回家来的前两天，市里法院的人突然地来通知他说，‘你的问题，当年是搞错了。现在来给你平反。’公安局当年把他抓错了，现在彻底地为他纠正过去的冤案。并还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大伯伯从法院的人手里接过平反通知书时，他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我说，“他当年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母亲继续沉重地对我说：“他是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还是解放初的大学毕业生呢。从前，好婆的家里是很有钱的，好婆的几个小孩都是大学生。大伯伯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一家研究所里上班。听说，他研究的专业还是很尖端的一种技术呢。他在二十九岁哪一年，大伯伯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晚上，就在大伯伯结婚的婚宴上，公安局的人就把他给抓走了。他连洞房都没有进去过呢。他后来就被判刑到青海改造去了。还没有与他结婚的老婆也与他离婚了。你从乡下回上海来的那年，他刚刑满从青海回到上海来。他人虽然是回上海来了，但还是戴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到崇明的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去了。他的其他的几个弟妹，他们都在外地工作。由于他是一个戴帽分子，他们也从来不与他往来。假期里，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去，他就只有到弟弟家里来看望母亲了。弟弟一家人对他倒是很好的，并没有把他当作劳改分子看待。几十年来，他一直如此。直到前几天，法院的人突然地来给他宣布平反了。说他过去的案子是冤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这些年里，他一直是在为自己的案子申诉着呢。”
“啊！”我惊叹一声！我震惊了。
大伯伯的一生，原来是这样悲惨呀！
到了晚上。我听到好婆的家里，突然地传出来大伯伯和弟弟大声吵架的声音。我只听到好婆的小儿子在大声地骂他的哥哥。说，“这些年里，我待你怎么样呀！你要好好地拍拍自己胸脯，用自己的脑子好好地想一想。你的事能怨我吗！”
同时，我还听到大伯伯号啕的大哭声从一楼传上来。
好婆急得也在大声地骂着他们哥儿俩。她也大声地哭着，抽泣着。
大伯伯嚎啕的哭声，他弟弟的怒骂声。我们一个号门里楼上楼下的人，全都听到了。
我母亲是居委会的调解委员。她听到一楼好婆家里弟兄俩吵架声和好婆的哭骂声，就紧忙地跑下楼去了。我也紧跟着她跑下楼去。
我们来到好婆的家里，只见身体高大的弟弟，用左手捏着还在出血的右手的一只小手指头。那只在出血的小手指头，痛得他龇牙咧嘴。十指连心，小手指头的疼痛，使得他的脸部表情十分地痛苦。他还在大声地骂着他的哥哥。大伯伯的弟媳妇紧忙地找来红药水，给老公还在流血的小手指头上抹着。她用一块纱布，包着那只小手指头上的伤口。老公脸上的疼痛，她的脸色也变形了。
大伯伯坐在好婆床前的地上，抹着流出来的眼泪，号啕地大声哭着。他嘶哑地哭着。好婆的手里扶着一根拐杖，坐在床沿边，她流着眼泪，浑身地乱颤。她的另一只手抚着大伯伯的头，抬头看着小儿子在往外渗血的小手指头。两个小孩站在一边，也在哭。
她小儿子见到我们走进去，就对我母亲说，“这些年里，我对他这么好。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了。刚才我们俩就说了两句关于要照顾好妈妈的话。他就突然地生气了，就和我吵起来了。他还一把抓住了我的这只手，像只疯狗一样，在我的小手指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只小手指头都快要被他咬下来了。你还是个人吗？你是只疯狗呀！”
他说着，说着，越来越生气地又说，“我。我今天要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我母亲已经知道是咋回事了。她微笑着对他说：“你们是亲兄弟，你做弟弟的要耐心些，你也要冷静些。你哥哥的这些年里，他的心里是多么苦呀。你想过没有呀？你哥哥为什么没有去咬外面的其他人呀。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呀！你们哥兄弟之间的事，还是不要闹到派出所里去了吧！”
大伯伯坐在他母亲的床前的地上哭泣着。他伤心地对我母亲说：“阿姨呀。刚才的事是我不对！我向弟弟认错。阿姨呀。在这些年里，我每走进弟弟的家里时，心里是多么痛苦呀！刚才我和弟弟发生了几句争吵，一激动，我就在他的小指头上狠狠地咬了这一口。这都是我的错呀！阿姨呀，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呀！我连畜生都不是呀。这都是我的错。这完全是我的错呀！”
大伯伯更加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了。他“啪啪啪”地在自己的脸上抽了几个耳光。
他站起来，又一下跪了下去，给他的弟弟磕起头来了。
他又给他的弟媳和两个孩子磕起头来了。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不是人呀。我不是人呀！”
他又对着好婆磕起头来了。
好婆的一只手拉住大儿子的一只膀子，但她拉不动他。她就赶紧对小儿子大声地说，“你。你还不赶快把你哥拉起来！”我看到好婆浑身颤抖着。
我母亲总算是把他家的人劝说得安静下来了。
我们回到家里，隔壁的张阿姨也出来了。她听了母亲对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后，她就笑笑说，“我们大家都来帮帮他的忙吧，赶快地给他介绍个老婆，他都要六十岁的人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着，老是想着大伯伯的事。我当时还在想，大伯伯当年在青海劳改时，肯定是要比我在黑龙江插队落户和油田开发初期时还要艰苦得多吧。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夹边沟，“右派”的死亡集中营》。书里讲的是一群精英人物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后，被送到一个在甘肃的叫“夹边沟”的地方。到了大饥饿的年代，他们没有东西吃，就去把死去的同伴们的尸体都挖出来吃，甚至连死兽的骨头都去捡回来吃烤了吃。
书里其中的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夹边沟，“右派”的死亡集中营》节录：
夹边沟，这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地名。五十年前，几千名中华民族的精英，被作为政治犯关押在这里，最后绝大部分又饿死在这里，使得这里成为当代政治迫害最为惨烈的地点之一。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和各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时，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gcd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读到这里，我已是热泪盈眶了。我的心在颤抖！
我也又一次地想起了好婆家的大伯伯来了。
在“夹边沟”里改造的哪些所谓的右派们，他们都是些国家的精英呀。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正需要他们做贡献的哪个时代里！他们渡过的却是那么悲惨的人生。
我就想，这个叫夹边沟的地方在甘肃，甘肃省又和青海省是紧挨着的，夹边沟里那个死亡集中营里的故事。好婆家的大伯伯肯定也是一样地经历过的吧。在那个死亡集中营里改造的人，他们都是些像大伯伯一样，是一些国家的精英。他们不能把自己所学到本领为国家做出一生的贡献，却还一个一个地死得那样地悲惨。这到底是谁？是谁！一手制造了像好婆家的大伯伯一样的精英们的悲惨的人生呢？这个一手制造了哪些精英们的悲惨人生的人，一定是一个罪大恶极，罪孽深重，罪恶滔天的人无疑了。他到底是谁呢？他到底是谁！这样一个罪恶昭彰之人，他所犯下的滔天罪恶，难道再也不会被历史清算了吗！难道用一层红色，就能够永远地把哪段真实的历史掩盖起来了吗？
好婆家的大伯伯，要是没有那个冤案，他的一生，会是多么辉煌的一生呀！他一生的生活，该是多么丰富多彩。他可能会给国家和人类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呀！
或许，他还会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呢。
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事。
2011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