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冤案之中的气功原理
司马迁的卒年，虽无可考，史学家多认为他大致与汉武帝差不多同时逝世。主国维指出：“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一)司马迁记叙汉武帝这位当今皇上，无疑是接触“**题材”。司马迁敢于直谏，因为替李陵讲公正话而得罪汉武帝，惨遭腐刑。他作史秉笔直书，无疑对汉武帝会有所批评，故而《史记·汉武本纪》已非司马迁之原著，是褚王孙的补写本。今人已看不到司马迁此纪的手笔了。但宋初成书的《太平御览》卷七三五引《史记》： 江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奉上曰：“疾崇在巫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木偶，至遂掘得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此乃《史记》佚文，叙汉武帝晚年之巫蛊之祸，甚详细。班固《汉书·江充传》也有相似的记述。《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又叙：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转引《礼记·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可知西周时代即有人用针刺桐人，暗算别人。
蛊，原指一种由人工培养的毒虫，《左传·昭公元年》：“何谓蛊?”孔颖达疏：“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因此巫蛊之意，即用巫术毒害人，又令此人受害而不自知。《史记》、《汉书》上述“巫蛊”的具体方法是： 用桐木削制成人形，用铁针插刺在桐木人身上，埋入地下，使仇人发病或罹祸，直至死亡。从气功原理上讲，有特异功能的神巫，削成桐木人后，将被害人的信息即经络与五脏之气息调至桐木人的身上，选择几个穴位，将针刺入，于是被害人的相应处，即被神巫之气打入。被害人的穴位牵连有关神经的，即神经错乱而发狂，别人以为他中了邪;或者发烧，生重病，不久即发狂力竭或病重而死。其原理，可参看本书介绍沈善增《我的气功记实》的有关章节。
汉武帝晚年，因为年迈而多病，又相信方术之神奇，所以常怀疑自己之病，是左右亲近之人“皆为蛊道祝诅”，怕为人所暗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子私通，而且又“使人巫祭词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汉武帝立即逮捕公孙贺、公孙敬声，“父子死狱中，家族”。数月后，卫皇后所生“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汉书·武帝纪》、《公孙贺传》)有此前例，江充乘“时上疾，辟暑甘泉宫”，而长安则“独皇后、太子在”的机会，向汉武帝诬告武帝之病是太子刘据用巫蛊之术所谋害。汉武帝年老多病，精神恍惚，“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又善忘事，怕太子谋害自己，抢班夺权。而太子刘据则反对汉武帝重用酷吏的高压政治，“多少平反”，“得百姓心”，其周围所集聚之“宾客多以异端进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征和二年”)汉武帝平时听到不少此类的小报告，故而马上听信江充“宫中有蛊气”，太子用巫蛊之术害己之诬告，命令江充带人搜查。江充又诬指胡巫是太子请来施巫蛊法术之人，逼令胡巫一起掘地求木偶，“于太子宫得桐木人”。事出突然，太子刘据无法自辩，就召问少傅石德，寻求对策。石德认为：“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这位太子少傅的指导，是正确的： 两个前车之鉴，一是数月前丞相父子、公主被杀;二是秦始皇病重而死，太子扶苏被杀，皇位继承权被奸邪所夺。现在太子无法自己辩明冤屈，汉武帝病重生死不明。皇帝如活着，太子必被冤杀;如已死，奸邪矫诏来寻衅，也要被杀。一样要死，不如铤而走险，将江充等拘捕，审清其奸诈。刘据闻听此言，即于“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汉武帝闻讯，以为太子果然有谋反之志，今查其巫蛊谋害之术，即借故谋反。由于长安城中的守卫部队已受太子、皇后调配而“谋反”，武帝即“诏发三辅近县兵”，“辅斩反者，自有赏罚”。他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亲自督战,命令：“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卒。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双方“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氂传》)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当然远高于太子，他指挥的近县地方军，战胜了太子发动的京中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武帝在城西，太子则出城向东败逃，途中被迫自杀。武帝回长安后，当然不肯善罢甘休，马上指使酷吏追查，严刑逼供，冤死者达数万人之多，武帝自己的子女也被捕杀殆尽，形成二个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大冤狱，即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
武帝不愧为英武之主，事后他明白自己多疑而铸成大错，杀尽自己亲生骨肉和大批无辜臣民，他听从臣下的劝谏，平反了冤狱。后悔之余，在太子自杀之处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他又进一步反思自己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失误，于征和四年(“巫蛊之祸”两年后)公开沉痛检讨：“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并正式颁布谴责自己、调整治国方针的“轮台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异，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顾托得人”，指仁和能干的太子死后，汉武终于觅回从狱中被人冒死救出、藏匿于民间的嫡皇孙，将他立为嗣孙，是为贤明的汉昭帝。
鲁迅先生说：“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此言不确。实际上自上古至两汉、南北朝，巫风和神鬼之道一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不仅如前所述，古代将巫医合称，而且也将巫史合称，称为史巫或巫史。古代人认为“史”者之所以能懂得、理解历史，从而能准确地记录历史，是因为他们与巫一样，能够交通人神、人鬼，既把握天命，又精通人事，此即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在古代成为代表君王与神、天对话的代表，又“史佚策祝”、卜筮等，承担了富于神秘主义的文化、政治职能。司马迁远祖起即世代为史官，他对神秘主义文化非常相信、熟悉、精通，所以《史记》对此有关记载很多。巫风自东汉末年、南北朝起,渐渐不占主流，尽管在民间依旧盛行,且因为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形成神秘主义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尤其是佛、道两教，有理论性极强的经典，进入高雅文化的层次，而巫则依旧仅有实践，没有理论，依旧处于民间、民俗文化的层面,实践者自生自灭，很少有如古代典籍包括《史记》这样的正规记载，才沉潜于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底层社会之中，高雅文化的传承、研究者对此未予注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