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读书，又买书、藏书，是许多读书人共同的爱好。而对于我来说，“书”的外延更为宽泛，报纸杂志也是归入其中的，因为我一度闹过“书荒”，只能以报刊“充饥”。
我生也过早，没有时下这一代那么幸运，有无数的读物可供。
幼年时家中虽各种陈设齐全，却并无一书。只在舅舅家墙上看到一些带字的宣传画，常常反复“研读”。
稍长后，在爸爸军营的宿舍书架上，见到薄薄的一册《原始社会》，非常喜欢，字认不太全，却记住了“北京人”、“周口店”、“半坡遗址”之类的概念，知道了人类的祖先，后来上初中时学“社会发展史”，头脑里的理论思维特别地发达。那时还看了描写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连环画，待后来读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理解就格外深刻了。但时过三十多年，我的看法已有了本质地改观，我如今以为对待所有的农民起义不能一概而论，并非一切造反皆有理，一定要辩证、理性地分析。
入小学后，也没有什么读物可读。住家附近没有书店，只有一家百货商店，在里头设了一个专柜，售卖少量图书。靠着这个专柜，我用零花钱，买过一些书籍，最多的可能是被称作“小人书”的连环画。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是一本介绍智力发展的科普读物，从这本书上，我大致了解了人类智力发展的科学知识，并从书里所举的例子及各种概念来判断我自己，我很早就对自己的智力情况心中有点数了。因为读一二年级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我自己也奇怪的事：默写课文，我居然会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差，而我是从来不进行任何预习复习的，甚至有时会忘了做作业的。学习“珠算运算规则”时，我被老师抽上黑板前答题，问的却是根本还没教授的内容，我居然根据已教过的那个运算法则，同样“推导”出了相似的法则。二年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领读一篇从未读过的不算短的新课文，读了二三遍后，老师突然叫我起立背诵此文，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只得从命，但我竟然一字不差的将这篇称为《小交通员》的课文背了下来。
那时周围邻居也有藏书的，住在隔壁之隔壁的邻居家里就有大量好书，主人是个军队政工干部。我翻过厚厚的《三国演义》、巴金的《家》等等书籍，但不好意思借，因为那些书都非常新，而且多数为精装的。后来有一次，我随口在晚上纳凉时和几个小朋友大声地念一些社会上流传的“不良儿歌”时，被他听到了。他利用在“向阳院”作报告时，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我当然明白他是对的，但我却因此更害怕了他，再也不敢开口借书了,而且他家的孩子都是男的，我不喜欢跟异性借东西、打交道的。。
当时妈妈真的几乎是不买书的，只是有一次，托人买了一本当时特别畅销的《家庭日用大全》，非常厚，内容也多，诸如法律条文、生活常识、缝纫编织、烹调医药、花鸟旅游等等五花八门一应俱全。照现在的眼光看，妈妈在我读小学时已然让我读完了“家政学”的课程。
读二年级时，院子里一位邻居借了一本当时已印成书的《第二次握手》给我看，将近一寸厚的书我没几天就看完了，我一点也没有受到什么爱情启蒙，男女之间的事我不太懂，也不感兴趣，我只不过当作了科学家故事来看的。书中人主人公的名字我却深深记住了，不过男主人公学的什么专业我毫无印象，最近听人提及才知，我后来竟然学过类似的了。后来又看了介绍居里夫人的连环画，对她年轻时在巴黎求学时期的贫寒刻苦印象深刻，记住了用凳子压被子防寒的情节。
百货柜台的书实在是太少了，妈妈后来给我订了很好看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读到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介绍，其中一位作家的作品有许多，从书名听上去就挺有趣，可周围无处找寻。于是大着胆子给这位作家写信，希望他能送给我几本他的作品。口袋里没几个钱，就按照当时寄稿件的方法寄了，没贴邮票，把信封的右角剪了。后来就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因此而明白这样做是多么地不妥。
书越是少，就越是狂热地到处找书看。在一位小学同学和大院小伙伴家里发现了大量的藏书，他们的父亲都是“*”前的高中生，是有真学问的，所以藏书也是有品味的，当时已经恢复重版了许许多多的好书，有条件的爱书者家里个个一排排、一架架的，可惜我家里没有，只有爸爸发的越来越多的政治读物。我向小学同学借了茅盾的一本小说，可能是《虹》，也可能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可我没看进去，所以一点也记不住讲了些什么，借了不几天就还了。借了两本《少年科学》杂志，实在太喜欢了，就留下了一本旧的，没有还。以后只要碰着别人长着一张棱角格外分明的脸，就会疑心那人是幼时吃鱼肝油吃多了，全是杂志告诉我的知识。在同院伙伴家里，挑选了鲁迅的《集外集》和《且介亭二集》两本书，还看到了我在杂志上读过介绍的美国小说《根》，黑色封皮的，一摞四本。鲁迅的书我带回去后，真的是有喜不释手的感觉，放在枕边，读了又读，对于“文人相轻”之类感受我居然也能理解。也许这书上洋溢着太浓的文化味道，我实在舍不得还给主人，因为百货商店的柜台里是绝没有这样的书卖的。我就这么隐匿了伙伴的藏书,我就这么作了类似“孔乙己”的行为，心知可耻，但实在是爱书心切。但是许多年后当我基本购全了《鲁迅全集》后，读过的杂文集至今也没超过一只手的数目，若论认真的程度还得数这两本被我擅自私藏的书。
我家隔壁住的是一位军医，他的妻子是一家小学的教师。那时他们家买了许多好看的儿童读物，各种期刊。我当时疯狂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杂志：有《安徒生童话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算得快》、《童话集》、《365夜》、《十月》、《当代》、《科学画报》等等，还有王若飞、列宁在狱中锻炼身体、刻苦读书写作的故事，尤其列宁以牛奶当墨水写作提防狱卒的情节深深吸引住我，但以后对列宁创建的“契卡”却万分地反感痛恨。也大致翻阅过《十日谈》这样的著作。那时学校的图书馆也开放了，我把很厚的《建国三十年优秀短篇小说选》全给啃下来了，里面的一些名篇，如王蒙《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从邻居C老师的那些文学期刊里，我读了许多当时写得很好的小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苏州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看得我对书中的描述“垂涎欲滴”，想象着“番茄盅”会是如何模样。也许就是这篇小说启迪了我的美食细胞，让我一直对“吃”情有独钟，不再感到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连孔子都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忏悔一下：C老师的《科学画报》实在是太吸引我了，我居然把每本杂志上我非常感兴趣的部分全给整页整页地撕下来了。后来我在其它杂志上读到有关“慎独”的内容，内心羞耻于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的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行为！从此后我只仅仅毁过我自己的报纸杂志，至于书，我是从来不会毁的，连墨水也不会沾及，划线从来只使用铅笔。太喜欢那些内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对科普、科幻的东西很感兴趣，读了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后，就对国外最新的科技信息特别**，连写作文也会把“科普作家”当成自己的理想了。我那时也曾看过一阵武术类的杂志，照着军体拳的示意图瞎比划，也曾自创过所谓的“鹰爪拳”。只跟着军医家的孩子上自己学校锻炼了一个早上，就又天天呼呼了。
家里真的要仔细翻翻，有时也能被我翻出一些宝贝来，比如《水浒传》，第一册是*前的带有陈老莲水浒叶子插图的，第二、第三册是*中作为“反面教材”使用的，内页上醒目地印着“宋江是个投降派”之类的语录。我快速地看完了全书，把“一百单八将”的外号也顺便都背下来了。《三国演义》依然是没看过，因为没书。那时电台在播“博望坡”的故事，每日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在百货柜台买到了一本《诸葛亮》，看得挺投入，想来是作者根据原著节选改编的吧。《三国》的连环画那时正陆续在出版，我买过几本，也没兴趣去集全，倒是后来出的的《水浒》连环画几乎买全了。
还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有故事情节的成语全都记得烂熟，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之类的。实在是手头书少，以“成语词典”解饥也。
我的美术发蒙读物是妈妈托人在两站路外的书店里买来的一本动物图案集，这好像是小时候妈妈主动给我买的唯一的一本书。正好学校里办美术兴趣班，我照着上面的一幅老虎图临摹了一张交了上去，就录取了。可是活动只搞了一次就停办了。但由于画虎时格外认真，这只虎的画法就完全能默出来了，三十年过去依然基本能够画出大概。
妈妈有一次向别人借了书，一本是当时四册本《红楼梦》的第一册，我翻了翻，对其中的中药方剂很感兴趣，正式看此书却已是播放电视剧的时期了。又见妈妈拿了《茶花女》翻阅，我顿时对妈妈“刮目相看”了。爸爸那时没给我买过任何书，但我从他的那些书里第一次发现了俄语字母，就依样画葫芦地描了下来，还翻阅了几本代数、几何之类的教材，也只不过是翻翻而已。我那时心算极快，老爱玩“24点游戏”，就想编一本“24点全解”的书。后来上数学课用到圆周率Π，我又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张偷懒用的“计算一览表”，被数学老师劝止，便也罢了，那个编书的想法后来也不知抛到何处去了。
唯一一个给我买过书的亲戚是舅舅家的表姐，她见我不高兴，就对我说：“走，我们买小人书去。”她真的是了解了我，与我而言，何以解忧，唯有书也。
妈妈有一回给我买了几本“岭南美术”出版的竖式排字的*开连环画，全是从古代各种笔记小品里选取的笑话，特别幽默。有一次我出黑板报时选了一则照抄于上，内容是关于一个书僮在嗜酒、藏酒之教书先生外出后偷吃其酒，又在其返回后编制瞎话糊弄该“冬烘”的故事。我本未在意，但数学老师看后大笑，又与音乐老师互相打趣，我估摸出来，他们在以此笑话借喻我的班主任，他可能有嗜酒癖好。班主任看后并不言语，他的脸永远是板着的。我知道可能闯祸了，但我深知我非故意，所以还是坚持到了下一期出板报的时间。
上四、五年级时，爸爸有一次带回两本《世界知识》杂志，我看得极其认真，当时的贝鲁特已是一片废墟，所以那篇《哭泣吧，贝鲁特》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什么“长枪党”之类的名词早已印入脑海。还有那个著名的吃人皇帝“博卡萨”我也是从杂志上获知的。其实对国际时事的关注并不限于此，那时阿富汗正被“前苏联”入侵着，《少年报》一篇小说里讲一个小学生被老师提问时，因为心不在焉，将“阿富汗”说成了“豆腐干”。我因为已经知道了“阿富汗”，颇为得意，感觉挺好笑，所以至今仍记得这个笑话。我那时起开始剪报，将各种报上觉得有资料价值的剪取保存，再进行分类整理粘贴。我像一个疯子似的留心身边的带字的东西。爸爸妈妈经常为此责骂我，骂我有病，甚至明确告诉我：我的东西最终会成为一堆垃圾。我毫不理会，照样干我的。我真的会像高尔基说的“扑面包”似的抢救我的东西，不仅是剪报。我的剪报剪了十多年，包罗万象，真正的“百科全书”。最多的是世界知识部分，我按大洲分，再细分至每个国家，即使是南太平洋里的小岛国也会有那么一页。但我太懒惰，那些东西到现在还一直栖居在妈妈的储物间里。那时曾经独自躲在帐子里生发欲作“联合国秘书长”的狂想，对于如今视“官位”如粪土的我来说，是那样地可笑，那时确实还不太清楚这个职务是那样的“无力”。很快，希望得到“诺贝尔”文理双奖的梦想早把那个“掌权梦”挤到爪哇国去了。虽然，这样的“野心”我是不愿与人谈及的。
有一回得到一张旧报纸，上面有出版社的新书征订书目，当时正好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书也在书目里，在此之前我还在地上捡到过这套书的白色封皮，弄得我心里痒痒的，但也只好让它痒着了。我在旧报纸上的书目里一遍又一遍地挑选我中意的书籍，划了一道又一道的杠杠，却只能每日无奈地捧着看看而已。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太缺乏尝试的勇气，不敢跟妈妈提，也不敢写信去问出版社，怎么邮购。
临近小学毕业，要搬家了，家里开始清理东西。那些过时的政治书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整整两大筐。我对这些书当然毫无兴趣，但也怕有什么遗漏，就也投入进去翻检。居然被我发现了四件宝贝：一本是书页已经发黄的《中华活页文选》的合订本，扉页上居然是妈妈在*前购书的亲笔签名，并且钤上了红红的印章；另外两本是*中作为批判资料用的“反面教材”：《韩非子》和《盐铁论》。还有那个时期通用的一本《中国哲学史》，充斥了“阶级斗争”的概念，我毫无兴趣，反是对书中提到的那些古籍名称格外关注，虽然那时及以后极长的时间里根本没有研读。那本活页文选里不仅有宋玉的《九辨》等诗词歌赋，还收有宋代的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等，书实在是太旧，我不忍多碰，于是以后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书橱后头，并没有真正细读。但妈妈在我心目里的形象就格外“高”了许多。另外，“淘”取好书时的快乐真的是世上最高尚、最知足的一种享受，胜过任何灵丹妙药、美味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