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个世纪，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过以“美育”替代宗教的想法，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想法。许多年来常有一些学者重复着这个美好的愿景，但以今天世界的态势看，这还只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梦想。
何谓“美育”？今天已经很少有中国人了解了。蔡先生所倡导的美育指的是人们通过对艺术的欣赏追求达到情感上的愉悦，得到一种美感，从而也促进了智育。倡导美育实际也是在发展、促进人的品德、智力等许多方面，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曾出过一本名为《美育》的杂志，在美学研究、推广方面颇有见地。现在一查邮局报刊目录，已不见踪影，上网细查，亦是少有介绍，看来停刊久矣。
不过时下的人们也的确热衷于某种方式的“美育”：中小学生的艺术培训、考级在将近三十年里长盛不衰，而每年的艺术院校招生俨然成了一个战场、一个商场。
事实上这其中只有极少数家长是为了陶冶孩子性情、提高艺术修养的，仅仅是作为爱好来学习的，绝大多数的是为了能在高考中加上艺术特长方面的“优惠分”。而当政策有所改动时，他们还是认为多一个这种类似“技能”的特长、多一张证书，至少可以作为各种竞争的砝码。
于是，一方面是：上述的这部分孩子们在家长趋使下功利性地在接触一些被冠之为“高雅艺术”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等等，而事实是这其中有许多孩子纯粹是为了考试而考试，或者本人根本无此爱好，或者本人根本无此天赋；另一方面，许多没有条件接触“高雅艺术”的孩子们，就只能接受时下“大众文化”的熏染，这就有一个显然地良莠不齐的现象，这些“大众文化”内容颇多，诸如动漫、流行音乐、各种形式的电子游戏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信息化“文化副产物”。把其中许多质量低劣的东西称之为“文化”其实非常不妥，它们有许多既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内涵，更不要提什么艺术了，连艺术的边都没沾着。但许许多多的孩子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恩赐”。
我们现在的确存在着真正好的艺术，也就是常说的“高雅艺术”，但也确实离大众的距离遥远了些，拿上海来说，市民中进过大剧院、音乐厅的比例一定不会很高，虽然票价事实上并不贵，但年轻人似乎更愿意花四位数的价格去买娱乐明星的逢场作戏演出票，也不会花五十元或者一、二百元买一张欣赏“高雅艺术”的票子。这些年轻人也会坦陈：他们欣赏不了“高雅艺术”。确实如今，时下的各类媒体，除了严肃的党报外，基本上都在走一条迎合大多数、迎合低俗的路线，似乎是非常民主，但事实上这种放任、无为而治，可能要葬送一代人，使其成为新的“垮掉的一代”，是今日真正地大革“文化命”了。
当年，江青搞样板戏，目的不过是为了显示其文艺上的才干，以达到政治上的野心。但今天我们如果客观地说，样板戏对于戏剧事业的创新与发展是有突出成绩的，撇开这类戏剧中人物单一、“高大全”、“三突出”等等不谈，这些样板戏对于一些戏曲唱腔，如京剧的曲、词都有许多创新与改革，这种尝试使得这些戏的许多唱段能在大街小巷里飘扬，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曲调易学易唱、唱词朗朗上口是其显著的特点。很可惜，我们今天已很少有人在戏剧改革上多花脑筋了，这个投入谁来承担？刚刚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文化、教育、卫生”等的支出预算虽然是个1500亿元的天文数字，但相比其它经费来说，其比重还是较小的。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普及京剧，就要在全国上下大唱“样板戏”，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出发，传统戏曲的魅力还是历久弥新的，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怎能形式主义地要求学生们人人学唱京戏、学唱样板戏呢？毕竟样板戏是“文革”的产物，是那个年代里的“尴尬艺术”，已深深地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它对于我们今天更多的是一种启示意义，它的合理内核是戏曲改革，如何学习其在戏剧创新方面的精神才是最根本的，创作出更多的普及型戏曲，满足人们试图亲近的要求。
不光是戏曲、戏剧，其它艺术也需要普及，“高雅艺术”不是只有在“高校”里才能普及，它不应只姓“高”，它应该姓“民”，它应该属于中国全体普普通通的人们、一切的大众！
通过普及艺术，提高人民的审美品位、陶冶情操，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让中国人的精神纯洁些、高贵些，不再自卑、不再自负，而是自信地站在世人面前！
倡导美育不单单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推广的重要性，因为从上世纪末以来，我们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也都在衰退，全球的人都被政治、经济这两架受惊的疯马牵得晕头转向，失散了的文化艺术马车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而在那些经常发生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的地域，如果能把千百年来的仇恨化作对艺术的追求，用艺术的方式代替枪炮炸弹，用和平代替暴力，世界岂不妙哉，大同的世界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赤子妄言。
200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