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抒“愤”之“愤”的本末来源引发深入，从中国的抒“愤”传统推开去，联系中西方文论相关论述，证明抒“愤”在文学创作上的共通性，以及对现实可取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抒愤；抒愤传统；有感而发；气；至文
一、引言
何为“愤”也？《说文》释曰：“愤，懑也。”又释曰：“懑，烦也。”①则知，“愤”有“忿懑、烦闷”之意。《论语，述而》中有“不愤不启”与“发愤忘食”之说，②前者有学习上有憋闷之意，后者则指学习上孜孜不倦的状态,二者与本文讨论的话题有些出入。而屈原在《九章》的《惜诵》篇中所言：“发愤以抒情”③的“愤”，以及后来被司马迁归纳为“发愤著书”的“愤”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抒“愤”就是发泄心中的忿懑、烦闷，抒发满腔激情。抒“愤”是一种写作的特殊状态。
二、抒“愤”传统探源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④中谈及，古来圣贤皆因遭受困厄，有所宣发而“发愤著书”，他一一列举了西伯、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子，并指出《诗三百》大抵皆由圣贤“发愤”而作。此说虽显笼统，但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有感而发,情感因素对创作影响极大。
司马迁能有上述言论，除了自身的遭遇感受外，与对屈原抒“愤”精神的继承不无关系。他在《史记，屈原传》⑤中认为屈原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此处的“怨”实际上就是“愤”，只是提法不同罢了。屈原遭谗受迫害，写下楚辞骚篇，司马迁受难压不倒，“发愤著书”为后世。相近的遭遇，使不同时代的贤人惺惺相惜而思想趋同。
上述司马迁提到的韩非子，曾写下《孤愤》一文，极言对韩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不满，倾述其孤独无助的悲愤之情，此文后被秦王倍加赞赏，甚至误作古人。此“愤”也属于本文所述“抒愤”之范畴。
及至明代，李贽在评述《水浒》时提出，《水浒》实为“发愤之所作也”。他认为“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⑹他明确指出《水浒》作者是为了发泄对宋代政治状态的不满而写下如此长篇巨制的，推之认为古来圣贤都是有感而发的，不是无病呻吟的。与司马迁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清代蒲松龄，一生命运多舛，他在其《聊斋自志》中称其创作乃是“孤愤之书”⑦，因其本人入世之深，才知世事之深，将其“孤愤”化之为文，以泄心中之“愤”，此“愤”亦是本文所述之“愤”范畴。
中国文论史上直接提出抒“愤”之说的有司马迁、李贽与蒲松龄，三人又都是“发愤著书”的实践者。虽然其中李贽的文论是针对《水浒》作者而言，但其本人之抒“愤”比之施耐庵本人要更为透彻。细究起来,三者文论的相同点在于：均认为情感因素与作品有直接关系，情之切、理之明，将“愤”之情抒成文、化成字，流芳百世。
抒“愤”是某个时期特质人物的优秀文化品质的高度浓缩。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诗性”的，抒“愤”传统就是典型的“诗性”传统，带着诗人的情感，执着地埋头于文学创作之中。从古至今，保持着这种抒“愤”传统的，不止上述数人，中国文学史上从汉代不知名的民间乐府诗人到唐代大诗人杜甫，从魏晋的嵇康、阮籍到南宋的辛弃疾、陆游，从曹雪芹一直到鲁迅，莫不都是抒“愤”之人，其作品莫不都是抒“愤”之作。
三、抒“愤”传统探究
中国传统书画上有“喜气画兰，怒气画竹”的说法，笔者以为这“怒气”与“愤”可有一比，互为参照。试析其原因：一般而言，画兰须用曲笔，笔法轻柔，才能尽显兰花之美，故而“喜气”时画兰为宜；而画竹就不同了，竹枝、竹叶多用直笔，如轻描慢写委实不妥，须力透笔尖、一气呵成为佳，故而古人总结为“怒气”时画竹为宜。“愤”当然不是专指“怒气”，但却是一种与之相近的精神状态。
抒“愤”之“愤”，其实也是指中国古代文论中经常谈及的“气”而言。从孟子的“浩然之气”、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到韩愈的“气盛言宜”⑧，虽稍有区别，但总体上是一致的：文学创作与作家的个性修养、品德情操是分不开的，文由“气”生，“气”促文成。刘勰亦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⑨，也阐述了同样道理。“气”发自于“情”与“理”的结合。清人黄侃认为“性谓人性气有殊”，正因为“气”之“殊”才能使“为之文异状”⑩。据此，可认为抒“愤”其实是作家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一个过程，是在自己独特个性激发下，“虽九死其犹未悔”，“发愤著书”的一种特殊创造状态。
观之西方文论，虽无直接相关理论，但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功用论述中却能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相通，感受到人类文明的趋同。他认为悲剧起到“katharsis”(希腊语，中文译作“陶冶”或“净化”)作用⑪，后世评述颇多，其中有三种说法与抒“愤”类似，其一，认为是医学上说的“宣泄”；其二，使精神升华；其三，心理与生理上的“快感”。亚里士多德是针对文本悲剧对受众的功用而言，而抒“愤”则是作者在经受人生悲剧后，通过写作的方式“宣泄”出来，将情感上的“痛”转化为心理及生理上的“快感”，使个人精神得到升华、净化的过程。
类似地，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也认为作家的心智对于作品是极为重要的，他在谈到“崇高”来源时就提到了“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和“强烈而激动的情感”⑫，这不正是从《诗三百》、韩非子、司马迁、李贽，一直到蒲松龄们心中压抑的那种思想与情感吗？这不正是“愤”吗？
可见，抒“愤”传统并不专属中国，这是人性使然，世界相通的。西方文学史上亦不乏抒“愤”之作，从伊索寓言、荷马史诗，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拜伦的诗作，一直到海涅的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数不胜数，怎能不说这些作品不是抒“愤”之作？
抒“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一条“捷径”，却往往是作家用生命和鲜血、用其一生遭受的屈辱和磨难换来的。
四、结语
李贽在《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⑬仿而效之：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抒“愤”之作也！
至情至性之至人，才能写出一等的文章；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纵使辞藻华丽，亦是一派妄言。
有感而发，无感即停是写作的不二法门。抒“愤”传统的现实可取之处在于：学其内质精神，勿仿其外在形式，古人、今人，国人、洋人，莫不如是。抒“愤”其实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写作状态，非常人皆能仿而效之，如果刻意模仿而东施效颦就无此必要了。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简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2006年印刷），第68页，第71页。
3.[宋]洪兴祖注，《楚辞补注》：《九章，惜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2006年印刷），第121页。
4.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5.同上，第24-25页。
6.同上，第312页。
7.同上，第413页。
8.同上，第12页，第69页，第179页。
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006年印刷），第505页。
10.黄侃著，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1.李思孝著：《简明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2.同上，第57页。
13.同（4），第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