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年底，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华。
沈安娜同丈夫华明之又会合到了一起。
然而情况又变了。没过多久，省政府又要搬到永康方岩山区去，华明之也要随单位继续沿铁路西撤。
他们该怎么办呢？
这时，浙江与上海的交通已经完全断绝，沈安娜和华明之已经同党组织失去联系。沈安娜和自己的丈夫、战友华明之商量，考虑到这段时间她在工作中多接触到的是一般性应急电文，没有多少情报价值。她若再跟着省政府到处躲藏，更不可能搜集到重要情报。
从报上得知，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已迁到武汉。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gcd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也到武汉，并在那里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沈安娜和华明之两人商量，如果继续跟着浙江省政府往山沟里跑，已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可能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
他们每天看报纸，研究局势、时事的变化。
“一定要早日找到党组织。”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他们从报纸上知道，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高潮已经形成。
于是，沈安娜、华明之作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没有人要求，但他们自己根据形势决定到武汉去找党！
“党是我们的母亲，找到了党组织，就找到了亲人，我们就有了指路明灯！”
但是又一想：
“如果我们两人同去，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而且路费也难凑齐，怎么办呢？”
那时，安娜得了肺病，已向浙江省政府请了长假，省政府同意她：留职停薪。
只能靠华明之一人在铁路工作（先后驻江西上饶、南昌，最后到湖南醴陵），一个人的薪水维持两个人的日常生活。
“做情报工作要不怕艰苦，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王学文的话经常萦绕在安娜和明之的脑海。
“我是gcd员，应该我去，男人行动也方便。”
这是明之的要求。
“还是由我去吧，现在我已没有了工作，应该我去，你应该留在铁路局靠工资收入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
安娜知道自己丈夫的心思，他总是挑重担，自己冒风险，去闯难关。
两人争议的结果，倾向由安娜一人先去。
“但我现在还不是党员，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不信任怎么办？”
安娜内心又活动起来了，她开始悔恨自己觉悟不高，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不敢提出入党的事。然而安娜1936年曾经提出过入党要求，是不是组织上还要考验自己，始终没有答复。
此刻，明之的心情比安娜还要难受，忍不住把一直没有直接告诉安娜的事告诉了安娜：
在1936年，舒曰信曾告诉明之，当时上级有指示暂不发展党员，由于上海白色恐怖，地下党组织破坏很严重，积极分子还是暂时留在党外为好。这一拖就到了抗战。
“我们是党的儿女，只要我们坚决跟党走，目前积极去找党，总有一天你会加入党组织的。”
明之真诚地鼓励安娜。
但明之对安娜最了解，他又思考：我和安娜相处几年，风风雨雨，共同战斗，他对安娜的思想、性格、活动能力已很了解。虽然安娜还不是gcd员，但她早就为党拼命工作了，明之认为可以让安娜去武汉找党。
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由沈安娜到武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去找党。
当时，因为中央特科机构转移、缩编，沪杭交通也因战事而阻断，沈安娜、华明之被迫与党的情报组织失去联系，若不是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决定去武汉找党、主动去找八路军办事处，继续跟党走，就很有可能与党失去联系。在国难、家难、贫病交加之下，作出“断然决定”，到武汉找党，这才有了以后的“战斗在敌人心脏”。
随后，沈安娜、华明之一起，先后辗转江西上饶、南昌和湖南醴陵等地，华明之一直在浙赣铁路局工作，以维持生活。
几个月的动乱奔波生活，使沈安娜的肺病更严重了，正在咯血。
在醴陵分手时，明之希望安娜路过长沙短期治病，再去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