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长沙相对平和一些。
1938年春，沈安娜风尘仆仆，从醴陵来到了长沙。
在这里，沈安娜遇到了一位曾在浙江省政府工作过的熟人。
安娜告知他，自己想在这里找份临时工作，边工作边休息，好在长沙治治肺病。
之后，得知湖南省刚开办的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正需要速记和秘书。
于是，沈安娜便去那里作“临时工”，以便挣一点钱治病，随后继续去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
训练班开设在圣经学院里，班主任是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班内分若干组，各管其事。组长多半是大学毕业的。学员多是高中毕业生，不少从外地跑到了长沙，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教师与学员同过集体生活，睡地板，吃大锅饭。由组长分别讲课，然后分组讨论，写心得体会。三个月一期，安娜进来时已经开学，分配的工作为秘书，记录组长的讲课内容，然后整理成文。
一期训练班结束时，不少爱国学员参加中国gcd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有的学员还积极申请，并加入了党组织。
在这里，沈安娜有幸结识了三位好大姐，暨三位女组长，一位是罗叔章同志，当时任妇女班生活指导组组长，主要做组训工作（罗叔章，上海暨南大学毕业，1934年入党，后一直是秘密党员。曾在南洋教书，回国后做妇女、儿童、经济及统战工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1979年经党中央批准，公开党员身份，现已去世）。
一位是王汝琪同志，当时任妇女班理论组组长（王汝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38年入党，在延安学习、工作。解放后曾任司法部领导，副部长级，现已去世）。
另一位是罗琼同志，当时任文化事业组组长（罗琼，大学文化，抗战前在上海编辑进步妇女杂志。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书记）。
三位热心的同志像大姐姐一样的关心着沈安娜。
安娜和罗叔章大姐同住一室，都睡在地铺上，相处得非常亲热。
在政治上，她们更是相互帮助，共同探讨真理。
三位大姐在训练班里，热情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只有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才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安娜听后，思想上受到很大鼓舞。经常速记她们的讲课，有时也参加学员讨论，收获很大。
沈安娜参加革命所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gcd的政策、策略，与三位大姐在训练班的教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沈安娜作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可说是参加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上课、听讲，这也是安娜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因而她感觉从来没有过的高兴，身心非常愉快。
在生活上，罗叔章大姐更是特别关心安娜。有时早晨安娜睡懒觉，罗大姐要安娜起来才能收拾被褥，她就打安娜的屁股。
“小鬼，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呀！”
后来，大家年龄大了，解放后，见面时还问“打没有打屁股”，这成了罗大姐与小妹安娜见面的“开场白”。
沈安娜是位有思想、多智慧、会动脑的女子。
她从这三位大姐的言行中猜想她们是中共党员。
随着时间的延续，一天下午，躺在地铺上，沈安娜试探着对罗叔章大姐悄声说道：“大姐，我也参加过革命，你呢？！”
“小妹，这种事不要随便对别人讲啊！”
罗叔章温和地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委婉地对安娜说道。
罗叔章这一句话说得很轻，却使沈安娜感到有千钧之力，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沈安娜也在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寻找党组织心切，又忘记了‘舅舅’、姐夫多次告戒自己不要暴露进步面目的要求。”
是罗叔章大姐给她敲响了警钟。
沈安娜心里充满了对罗大姐的感激之情，对这位大姐更加敬佩了。
尽管三位大姐都没有暴露gcd员的身份，但是她们在训练班里宣传的都是中国gcd的理论和政策，在争取青年的工作中很有成效，遭到了把持训练班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所以，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就不再给她们发聘书。因为沈安娜同三位大姐接近，也被视为“同党“，没有得到聘书。
罗叔章、王汝琪、罗琼等三位大姐决定离开长沙去武汉，小妹沈安娜也正是要去武汉，于是一同去了武汉。
当时四人互相都没有暴露去武汉干什么。
“这样太好了。我去武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
安娜暗暗下定了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