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7月的一天，沈安娜、华明之的大儿子出世了，他们为他取名庆来，意思是希望庆祝胜利的日子早日来临。
儿子给他们紧张的秘密情报工作带来了另一种幸福与快乐。
每次，明之下班回家，总要来到床边看看小庆来，还要亲亲他的小脸蛋。有时还把小庆来举上头顶，多么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呵！
特别是华明之的母亲来到杭州照顾小庆来，奶奶特别喜欢自己的长孙，一家老小四口人，过着外人眼里十分平常的普通公务员家庭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夜之间，中国人民被抛入了战争的火海之中。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日军迅速南侵。
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集聚到了上海一带上空。
就在“八·一三”事变前夕，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上旬，二姐沈伊娜专程来到杭城。
沈伊娜来杭州的任务有二：一是来取沈安娜近期收集的情报；二是向沈安娜、华明之传达上级指示精神。
沈安娜反复思索上级的指示：上海形势危急，战事一触即发，如果战争扩展到杭州，安娜与明之可跟着省政府和铁路局跑，今后等组织再来与你们联系。
沈安娜、华明之特地买了一筒印花铁皮筒装的饼干，把这段时间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有关“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当局的打算、国民党中央对浙江省政府的指示、国民党关于制止中共游击队活动的措施等绝密情报资料，藏到饼干筒底部的衬纸下面。
二姐伊娜告诉他们，面对全国局势的急剧变化，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战争一触即发。上级指示，“如果战争扩展到杭州，他们应采取果断措施，各随职业单位转移”。到时候沪、杭交通势必中断，今后组织上会来设法与你们联系。
“那么，你们周岁刚满的小庆来怎么办呢？”
沈伊娜问安娜和明之。
“我们已经决定让婆婆把他带回到上海去抚养。”
安娜告知沈伊娜。
“这样很好，你们就可以轻装上阵前进啦！”
沈伊娜很满意地说道。
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
正是“八·一三”那天，二姐伊娜和婆婆、孩子去上海，华明之也被工作单位浙赣铁路局调往金华，任驻金华会计员，一大早就同她告别了。
分手时，他俩紧紧地握手，握了许久许久。当握手时，他俩互相眼巴巴地望着；很快很快地，她眼圈红了，他的眼里浮起一层层闪闪的泪光。他俩都想哭，但又拚命地要用勉强的微笑加以掩饰，他俩谁也不肯撒开手。
然而还是分手了。望着丈夫远离去的背影，安娜一语不发，她知道迎接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暴风雨，而我们更应做暴风雨中的海燕！
这一天是何等难忘，沈安娜送别二姐伊娜、母亲和儿子回上海，明之清早即随车去了金华。一天中，亲人们三次别离。
最令安娜难忘的是二姐沈伊娜。
那天，她走的时候，先逗了一阵小庆来，然后站在大门口，拉着妹妹安娜的手，同她谈了一会儿话，又耳语了几句，才匆匆离去。
安娜站在路旁，望着二姐伊娜那步伐坚定的单薄身影，沈安娜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别离竟是她与二姐沈伊娜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伊娜、安娜分别在上海与重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彼此不通音信。
直到抗战胜利后，沈安娜才知道，她亲爱的战友、姐姐，一起叛逃封建家庭的沈伊娜，已经于艰苦的1942年，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出生入死的秘密情报工作中，不幸病逝，默默无闻地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
伊娜从参加革命起到去世共九年时间，经历了上海租界、国民党和汪伪统治以及日帝国军事暴力镇压等各个时期，由于所处特殊环境和工作需要，她与舒曰信有合有分，有时还从上海去南京、北平等地工作。
伊娜具体做的革命工作有：抄写情报材料、收藏保管密件、交通联络、假装夫妻“住机关”掩护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以及运送手枪等。九年中从未出过差错。领导同志把最机密、最紧要的工作交给她做，感到放心。
有一段时间伊娜的主要任务是送情报给八路军办事处转报中央。有时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在可能发生危险之前，分送“报警”通知，解除同志危险。
一次，领导人临时要伊娜执行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交通任务。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门口马路下水道堵塞，积水很深，伊娜立刻撩起旗袍，脱下凉鞋拎在手上，赤脚蹚水就走，迅速赶赴目的地完成任务。
像这样在突发事件降临时，临危不惧，知难而进去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紧急任务是常有的事情。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gcd实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和在日军肆意胡作非为的野蛮统治下，上海租界马路上经常布置岗哨，突然进行所谓“抄把子”，对行人搜身。伊娜都是大胆谨慎，镇定自若，机智勇敢，化险为夷。她很善于把情报材料等伪装密藏，随身携带，对付各种检查。组织有几次要她运送手枪，她换一身较漂亮的时装，显出一副端庄少妇的仪态，把手枪放在手提包预先做好的夹层里，大大方方通过军警岗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沈伊娜生性温柔、善良、刻苦、严以律己、待人和善，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伊娜的一位战友刘大姐，去上海一见到安娜，立即抱住她大哭起来，那位大姐泣不成声地对安娜说：
“你是伊娜的妹妹，一见到你，就像见到了你姐姐一样，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战友，真是比亲人还要亲呵！”
接着刘大姐给安娜讲了这样一件事：
抗日战争时期，当刘大姐的第二个孩子临产时，偏偏爱人老高不在家，伊娜就守在她身边照料，随后急中生智设法把刘大姐又送进医院待产。伊娜紧接着又跑到刘大姐家照顾她的大孩子，直至大姐的丈夫回家。
随后，伊娜又不声不响地为她做了婴儿衣服、小被子和尿布送去医院。刘大姐激动地说：“我生下孩子后回家，伊娜每次工作结束后经常在我家帮助做家务、烧饭、洗尿布，什么都干。伊娜经济很困难，她给我小孩做的衣服、被子、尿布，都是她自己的旧衣、旧被改的。她特别喜爱我的孩子。这样助人为乐的好同志，过早地离开人世，想起来真是伤心。”另一位潘大姐告诉安娜，当她生病卧床时期，伊娜主动热情地去照顾她，还做家乡菜肴和点心送给她，使她感到非常温暖，并十分感激她。
舒曰信对伊娜的勤劳、俭朴感受最深。他说：伊娜总是那么勤俭、节约，所有家务劳动，全由她一人包了。生活再苦，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悲怨。凡是外出穿用的衣服、鞋子，回家立即脱下，穿上破旧衣鞋。吃东西，老是让给我吃。其他一些同志也都反映她很能吃苦。在“住机关”，做掩护工作时期，也是伊娜一人负担烧饭、洗衣等家务劳动，让领导同志做好工作，休息好。
沈伊娜没有看到她为之终身奋斗的革命胜利成功，没有看到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看到上海租界改天换地的变革，更没有看到我国今天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新气象，但她高贵的灵魂使人们永远怀念她……
正如沈安娜在回忆自己二姐沈伊娜的纪念文章《地下战线无名卒》中写到的：
“伊娜九年的革命生涯，没有突出的业绩，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她犹如革命阵营中的一个无名小卒，无私奉献了她的一份微薄力量。她犹如中华大地上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一株不知名的小草，短短一瞬间，枯萎了，倒下了，但却滋润着、肥沃着一小片土壤，使新的种子，在这儿一代代蔓延生长。这却又是伟大壮丽的革命事业的真实写照：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无数革命先烈、战斗英雄进行各个历史时期的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战士，形成一个庞大的阵营，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才取得革命胜利。”
1982年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文件这样写着：
“沈伊娜同志1934年在中央特科领导下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其革命事迹一并存入中央特科档案。”
沈伊娜，这位党的优秀女儿，无产阶级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将永远活在每个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
在沈伊娜去世四十年后，党组织为她的历史作出结论，这体现了党组织对一个革命同志的负责精神，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怀念她的人，也是很大的教育和安慰啊！
王学文同志在八十年代见到沈安娜时还说：“你姐姐是一个忠实于党的事业，勤恳工作，思想纯朴的好孩子。交给她的工作，十分放心。为对外掩护，她和舒曰信两口子都叫我‘舅舅’。”
直到抗战胜利后，沈安娜也才与自己的公婆及儿子庆来重逢。
这一别就是九年啊！
沈安娜也清楚的记着这一天。
一天之中，亲人们先后三批离去，只安娜一人留在杭州。在战事纷乱的情况下，亲人顿时分离，不知今后何日才能相见。
在婆婆抱着小孙子庆来上了火车，当一声气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泪水忍不住涌出安娜的眼眶——她也不可能想到，这一别与心爱的儿子竟是三千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之后的1946年夏天才相见啊！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战斗正未有穷期。
而沈安娜与自己亲人别离的这一天，正是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8月13日。
送走亲人们之后不久，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杭州城了。
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城郊的岘桥飞机场。
这时，无防空设备的浙江省政府的职员们只得躲到了办公楼花园的假山下。
在远远传来的轰炸声中，一个惊慌地传播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沪杭铁路被炸的消息。
沈安娜听着人们的议论，暗自担忧可能还在途中的儿子、婆婆和二姐伊娜的安全，不由得心急如焚。
安娜看着战火蔓延，家人分离，忧家、忧国、忧民的痛苦一起涌上心头。
但她立刻又想起了王学文、舒曰信和华明之曾多次对自己讲过的话：
“为了革命我们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生离死别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随时应有思想准备，这仅仅是初步考验”。
“要投身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前边的路还很长……
革命的理想、民族、阶级、妇女解放的伟大事业，激励着自己，安娜马上振作精神。
警报一解除，沈安娜就从假山下跑出来，一天没吃饭，到食堂扒了几口冷饭，又到办公室整理文件。
朱家骅是个胆小怕死的文人，一听到日机轰炸警报，就吓得全身发抖。他的部下建议，省政府领导核心临时搬到富阳附近山洞里去办公（实际是沿山建造的房屋，名为“山洞”）。
此后，天天清早汽车开到山洞，从省政府主席到速记员一大帮人，名曰是办公，实际是躲避轰炸。
在这段时间里，沈安娜和朱家骅接触比在杭州省政府机关更多了。
朱家骅闲来无事，就找身边人聊天度时光。这时，他喊来了沈安娜，问这问那。
朱家骅还曾问起过安娜的家庭情况。安娜顺便说起大伯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由于幼年丧父，没有能上大学就工作了。因此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不高，请主席多多指教。
“沈小姐，你的工作不错啊！”
朱家骅很高兴，觉得安娜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一起躲在山洞时，朱家骅也曾几次问起沈安娜的身世。
“谢谢主席的关心。”
安娜总是很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当朱家骅进一步了解到沈安娜是著名南洋高商学生，后又专修速记，是个聪慧勤快、知识面广的年轻女速记员，很快朱家骅对沈安娜更了解、更熟悉了。
而在这一时期，沈安娜接触到的也都是一般的应急性电文，没有真正有情报价值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