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单从字面上展开联想，她们与我在头脑中勾勒出的“杏子”的形象相差悬殊，至少在目前我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看，完全无法与“明治四十四年”出生的证据相对应，难道我理解的“明治四十四年”并不是这名女子出生的时间，甚至说，“杏子”本就是她的一个暧昧的昵称，根本就不是她真实的姓名？如果我后来的猜测合乎逻辑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工作将会被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而且目前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是徒劳的，最终的结果照旧一无所获。
会不会是那个叫“河野杏子”的女人呢？因为只有她的出生日期与“明治四十四年”相近，说不定当时在登记的时候书记员误将“明治四十四年”写成了“明治三十四年”。于是带着这个假设，我重新回到地下室，将名册从戒备森严的档案柜上战战兢兢地取出来。我翻到记录着“河野杏子”的那一页，依次从围绕着她的每一个家属身上进行侦查。
丈夫河野正孝，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出生，如果这位“河野杏子”真的是“明治四十四年”出生的话，那么她的丈夫要比她大十三岁，不过这样的年龄差距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划归于正常的范畴内。接下来最主要的是这位“河野正孝”先生是否会拉小提琴，或者他是否有这方面的爱好，然而从名册上记录的职业看，只有这个“大佐”称谓可以证明他是个军人，其它的什么都没有记载。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想想看，此时，在江塞的大街小巷上一定都在热议着这具持琴的尸骨，它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它身份的猜想想必早已成为所有人议论的焦点，甚至有可能一些喜爱文艺的家伙还会呼朋唤友聚在一起讨论它生命的最后时刻演奏的曲目。如果巧合的话，说不定经过媒体的争相报道，那些在荧幕这边经历过浩劫的幸存者们会受到某种启发从而说出答案，或者提供一些值得深入探查的蛛丝马迹。
我期待着谜底能通过上述形式得以揭穿，就像我面前滚滚奔流的江水一般，浩浩荡荡地在人们的视野里涌现。我趴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地在宽阔的江中寻觅着偶尔出现的疑似漩涡状的水流，试图在这混浊凝重的水流当中重现颅内的记忆。譬如我在距离地面三米高的书架上接到的那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查阅日军侵占江塞时期的图片及书信资料，以期在一些照片和信件当中找到“杏子”的线索，而手机悦耳的铃声在这空寂的地下档案室里显得异常响亮，甚至达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电话那头的人刚一开口，我就已经猜出他是谁了，不过我还是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自我介绍，并在头脑当中完整地描绘出那位貌似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老男人的形象。随后他说了很多感谢我的话，主要围绕着我了却了他母亲此生的最大心愿展开，尤其是他说的“老人家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告状的地方”这句话无形中使我感到心头负荷的重量极其巨大，实际上我明白，我的能力不足以让残害过她的那些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能做的恐怕和她一样，或在内心里诅咒，或找到一种公开的平台渲泄出来，然而我在愧疚之余却对自己能成为她所谓的这个“告状的地方”感到莫大的自豪。接下来这位耿直的老男人告诉我，他的母亲于昨天去世了，在这句噩耗之后，电话两边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无线信号的窸窣之音在耳边回响了好一阵，我说不出自己当时内心的滋味，就好像一位受害者当得知为他作证的唯一一位证人意外死亡了一样。我在说不出任何有力悼词的情况下，只表白了四个字“节哀顺变”，但愿这四个字在他耳边仍旧留存着一些慰藉。此时此刻，在我的不知变通的记忆深处，又一次出现了老人家在她十四岁时遭受凌辱时的情景，以及后来被日本兵捆在麻布袋里投入河中的场面。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她是幸运的，麻布袋口的松动，以及躲在桥墩下得到美国传教士的搭救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共同铸成了她生还的奇迹。
迎着秋日黄昏时分的霞光，我仰天长叹，胜过游走在江面上的运砂船发出的轰鸣，在这股回荡在两岸新兴城市之间的叹息声中，我收到了杜峄发来的一条短信，她以疑问句的形式委婉地约我七点钟在单位对面的快餐店见面，而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只回复了一个字“好”，接着将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匆匆向下游走去。
从我仰天长叹的地方到单位对面的快餐店，大概花去了我生命中三十分钟的时间，在那个黄澄澄的形如巨大的英文字母“M”的灯箱下面我脱掉了头顶的帽子，并迅速推门钻了进去，此时的快餐店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食客，而杜峄就坐落在西北角一处靠窗的位置，在我还没有发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高举着右手呼唤着我，我猜她一定注视着店门好长时间了。
“等很久了吧？”我歉疚地朝她笑了笑，同时搓了搓额头上假想出来的汗水，以显示自己来时的匆忙。
“没有，我也是刚到，不是约好了七点钟吗？现在才六点五十，咱俩都提前了。”杜峄诙谐地莞尔一笑，她身着一件苏格兰红格衬衫，再配上脑后那根乌亮的麻花辫，使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练。
“吃点什么？今天我请。”我试探性地说。
“哦，不了，一会儿我还有个约会……”
不知为什么，当她说到自己还有一个约会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失落感，不过在还没有转化成为自己的面部表情的时候，我就已经果断地将其收敛住了，并故作镇定地站起身朝吧台走去。
当我端着餐盘再次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发现餐桌上多了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袋。
“我为你点了杯咖啡，不会妨碍你的约会吧？”我本想幽默一下，可惜没有把握好语气，使得态度有些做作。
“不会。”她的嘴角稍稍上扬了些，接着用极富同**彩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在我的脸上发现了被虐待过的痕迹：“我听江伯说，你被那帮幸存者折磨的够呛？”
“没错，看到他们的遭遇，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自己的承受能力还不如你这位刚走出校门的高材生。”
“算了吧，你就别奉承我了，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强，告诉你吧，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再遇到类似上次走访的炭疽病菌受害者的话，我决定还是由您亲自出马。”她调皮地笑了笑。
“天啊！你就不能无私一点吗？或者让我先把这顿饭吃完再提这个词？”我咬了一口汉堡说。
“哦，抱歉，实在对不起，影响你的食欲了。”
“这两天有什么收获？”我将视线慢慢移向桌子上那个牛皮纸袋。
“只有一封信。”
“这么大的信封？”
“哦，不，信在里面。”她慌忙地将纸袋打开，抽出里面的信封。
我一边嚼着汉堡，一边仔细地打量着这张信封，发现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油渍，我猜这一定是它的所有者或收藏者在就餐时遗留在上面的，除此之外什么文字都没有记载，甚至连邮票都没有，空荡荡的竖版条状的红格犹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亮黄色边框一般耐人寻味。
“在哪搞到的？没有收信人的地址吗？”
“这是在一位叫林式义的中学教师那收集到的，是他父亲的遗物，听他说，在日军攻占江塞前，一位女士委托他的父亲把这封信转交给一位叫皇甫愔成的男人，可是他的父亲却没有找到这个人，就这样这封信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信上写的什么？”我漫不经心地说，事实上我并不在乎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在以往的走访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书信我已经收集了很多，可以说达到了司空见惯的程度，但是为了不打消杜峄的积极性，我还是故作一副惊异的神情，以使她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纸条和一张照片。”
“那纸条上写了什么？”我随手抓起果汁吸了一大口，仿佛将生命中所有酸的滋味都浓缩在了口腔里。
“一个地址。”
“哪的？”
“日本——”
“什么地方？”
“北海道，知原郡。”
“真是个遥远的地方。”
“你去过那？”
“没，只是听说，上面没有落款吗？”
“有啊——知原杏子。”她心不在焉地说。
“什么！”
“知原杏子……怎么了？”
“知原——杏子——”
我如失去自控力的狂人一般迅速夺过那张污迹斑驳的信封，抽出里面被压得十分平整的宣纸条，并下意识地读出了上面的地址：“知原郡江运町高川39番地，知原杏子。”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如此娟秀隽逸、端庄遒正的汉字竟然出自一个日本人之手，难道我苦苦找寻的这位叫“杏子”的女人热衷于中国的书法艺术？或者说，如果这行字真是她亲手所写的话，那她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通。然而蓦然之间，我的头脑又稍稍镇静了些，在理性思维的框架内，我将问题重置到了初始状态，并有条不紊地加以深入完善。首先，如何证明这个“知原杏子”就是玉坠儿上雕刻的“杏子”本人，其次，为什么在日本领事馆的驻华人员名单当中没有注册“知原杏子”这个人的资料呢？或许正是这两个问题，才是致使我选择了镇定的理由，另外，更为糟糕的是，除去这两个极为凸显的问题，还有许多琐碎的疑虑一并暴露出来纠缠着我，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使我再次陷入了先前的“查无此人”的迷惘地带。
“你……认识这个人？”杜峄诧异地望着我，似乎被我刚才歇斯底里的神志惊到了。
随后，待我简短地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复述一遍之后，杜峄的表情便和我一样目瞪口呆了：“可……我们如何证明她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杏子’呢？”
“不知道，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根本就没法证明。”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接着把四根手指塞进信封里摸索着：“照片呢？你不是说还有一张照片吗？”
“照片被这位林老师的爱人夹到一本影集当中了，另外，前些天他们刚搬完家，屋子里乱糟糟的，不过他保证肯定能找到，到时候会通知我的。”
夜晚，道路两侧的那些闲庭信步的人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各式各样的水族，以不同的造型做着睡眠之前的准备活动。当他们从通亮的橱窗前走过时，每一张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时尚的气息，仿佛自己和那些静止的塑料模特一样，都是聚乙烯的产物。我记得杜峄刚到档案馆时，还有人试图把我俩撮合到一块，不过当时我以年龄相差太大为由拒绝了这次婚配，而且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只是在后期的共事过程中，我总能感觉到我们彼此之间始终隐现着一种试图规避此次婚配失败造成的不良反应。此刻，附带着这样的感受，我将杜峄送上二零六路公交车，随后打算沿着江北大街走到超市附近坐回家的公交车，正在我挥洒地迈开步子向西行进时，杜峄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成哥，成哥——”我回头见她戴着滑稽的棒球帽的脑袋已经探出车窗，并急切地朝我招着手。我快速转过身，跟随着汽车移动的速度向前奔跑。
“怎么了？”
“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建议你最好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日本找找看，说不定能找到‘杏子’的线索……”
在她将要具体地讲解她此时的想法时，汽车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两条腿所能承受的强度，同时随着步伐频率的下降，我与公交车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大概跟了将近三十米之后，我向她举手示意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接着弯下腰急促地喘着粗气。
杜峄的想法的确在我的脑海当中闪现过，尤其是当想到纸条上的地址曾是我学生时代极其向往的远足胜地时，这种冲动就表现的更为强烈，仿佛这行象形文字所暗示的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而这张纸条正是进入这片神秘地带的门票一样。望着眼前稍纵即逝的城市建筑，汽车每一下颠簸都能激发出我关于未知意境的幻想，直至我推开家门的时候，这些微妙的片段才得以在空气当中挥发掉。
“我该如何付诸行动呢？”我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按下电话的播放键，上面显示有一条留言：
“阿成，没别的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明天我和你爸要去乌鲁木齐，那边老战友聚会，可能呆上一个星期左右，你如果有事就往我的手机上打——”
声音瞬间停滞了一秒钟，接着又传来了父亲的声音：“荐成，那天我和王隽义通过话了，我觉得他说的对，你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有些事你只有看清它的意义，做起来才不会那么难，平时多跟王隽义沟通沟通，毕竟他是你的上级，你要多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至于感情方面的事，你自己做主，我和你妈不想搀和，行了，就这样——”
当电话安静下来之后，屋子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就连楼上婴儿哭啼的声音都能听到。我走进卧室，打开电脑，再次浏览自己拍摄的那一具具尸骨，并最终将视线聚焦在那幅小提琴乐手的照片上。我将画面放大，妄图寻找到更多极具价值的线索，然而，直到困倦慢慢爬满眼睑，我也未能如愿以偿。实际上，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如此孜孜不倦地去探寻隐藏在他身上的秘密，是因为长久以来在我见过的所有埋尸坑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件可以让人们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物，完完全全都是一堆只剩下白骨的遗骸，这和那些被埋葬在古墓当中的王侯将相相比起来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没有人能辨别出他们是谁，甚至已经没有人在乎他们是谁了，他们俨然成为一个整体，以无辜的战争遇难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且只能以数字的形式来定义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或许在他们的肉身腐烂之前，证明他们存在过的证据也一同被掩埋了。此时此刻，我想如果这些灵魂还能够放声呐喊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请证明我是谁？”，而今我的确有机会帮助他们其中的一位解答这个问题，并且在我看来揭露这具尸骨的身世，已成为所有覆没在地下的亡灵的共同心声，就好像玉坠儿上雕刻的这位“杏子”把守着他们脱胎转世的通道，一旦让她遗失掉，这些亡灵便将永世不得超生，于是乎，在这些亡灵们的魅惑下，我执着的意志力才得以维持和蔓延。
第二天上班时间刚过，我就信誓旦旦地闯入了王隽义的办公室，此刻，他正在电脑前玩着扑克牌游戏，一见我贸然到访立刻扣上了屏幕。
“这么早，有什么新进展？”他揉了揉刚才握着鼠标的那只手掌。
“从我们现有的资料当中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杜峄收集到了一张纸条，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说话间，我将那张纸条的复印件呈递了上去。
“荐成，我昨天想了想，觉得……咱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收集到的东西都公示出去，然后让那些有这方面专长的学者或是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呢？”他瞥了一眼纸条，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意思是到此为止？”
“不，我的意思是说由别人来做对我们来讲更能节省时间，毕竟我们的职责是收集和整理。”
“可你难道忘了？我是以研究员的身份来到这里工作的，何况调查工作已经出现了转机。”
“这个我能理解，只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有所不同，你研究的是历史，而我主要研究的是成本，毕竟上面划拨给我们的筹备经费可不多，假如，你非要去纸条上说的这个地方的话，那就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而这笔费用是无法上报的。”
果然是王隽义，人送外号“小猪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二等兵一路过关斩将晋升为父亲手下的一个团长，退伍之后又摇身一变成为档案局主抓行政事务的副局长，着实名不虚传，在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之前，他就已经挑明了所有牵连到的问题。
“我的确打算要去一趟日本，不管公费还是私费，我只想把事情搞清楚。”
“你做事情就是太专注，有时侯这也是一个人的缺点，我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难处，另外你觉得找到‘杏子’或是证明这具骨头是谁对于我们的工作真就有意义吗？”
“正因为他们失去了意义，我才要这么做。”
我平静地站起身走到门口，接着又转过头说：“想想看，我们挖掘了很多这样的尸骨，可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别忘了他们是有名字的，而且每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放弃这次证明的机会，我己经想好了，明天就动身。”
王隽义靠在那把宽厚的老板椅上，以一种面试官的眼神打量着我，他没有驳斥我的观点，而是寒酸地笑了笑，样子十分的苦涩而无奈，其实我明白他完全有能力阻止我，只不过可能觉得这么做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才选择了放弃。随后，他告诉我一切费用先由自己垫付，等回来之后再想办法给我报销。这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将这条项链带在身上，他没有拒绝，并且用一贯风趣的口吻告诉我，除了他以外，这栋楼里的任何东西，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