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邑】●
古代封爵与封地连在一起，称为食邑，或采邑，列侯功大者食县，所谓“万户侯”者，即食一县民户之赋税；
小者食乡，如诸葛亮封武“乡侯”，有人以为是武乡地方的侯，误；
最小食亭（十亭为一乡），如关羽封汉寿“亭侯”，汉寿在今湖南，属常德市，有人以为是汉朝寿亭地方的侯，亦误——马连良《甘露寺》昔唱“他有个二弟寿亭侯”，有人指正，马收回唱片，销毁，重灌。
后来，封爵者不再食邑，称封爵不封土。爵有荣名，并享爵禄，如清代亲王年俸银1万两、禄米5000斛（hú）。
●【明之封】●
明除宗室可封王外，功劳再大，封爵也仅公、侯、伯。明太祖封徐达魏国公，死后才追封为中山王（两个字的王，实际上是郡王；朱元璋封儿子们的都一个字，是亲王，高于郡王）；
文臣除李善长特例封公外，最高封伯，连侯也不给，如刘伯温是诚意伯。
●【清之封】●
清代以努尔哈赤之父的直系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旁系为觉罗，俗称红带子。
皇后生女称固伦公主，嫔（pín）妃生女称和硕公主。宗室封爵十二级，前列者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贝勒原义部落领袖，复数称贝子）、固山贝子，其夫人都称福晋，意贵妇，女儿都称格格，即满语姑娘；以下镇国公、辅国公……
按中国古制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爵位传一代降一级，称“降封”，至五世而终。但亲王、郡王也有少数获特别恩宠，传代不降级者，即“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清初八家，礼、睿、豫、肃、庄、郑亲王和克勤、顺承郡王；至清末，也仅增加怡、恭、醇、庆亲王，共十二家。
非宗室，封爵为公、侯、伯、子、男，以及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九级。
●【皇宫女性】●
皇帝之正妻皇后——“后”的名位至高，此外即使封王者，其正妻也不能称王后，要称王妃，或夫人。1959年郭沫若创作话剧《蔡文姬》，演定本的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我诧：毛泽东称赞曹操，你写剧本迎合，可以理解，作为历史学家，怎么对卞氏乱称呢？果然“文革”后再演，“王后”改“王妃”了。
皇帝母辈皇太后，祖母辈太皇太后，前者在皇帝年幼时，可以临朝称制、垂帘听政，后者不能。
皇帝姑母称大长（zháng）公主，姐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为什么叫公主？据《周礼》，天子嫁女，须公侯主婚，故名。
因魏晋时授帝婿以驸（副）马都尉官职，后世称驸马，清代称额驸。与公主结婚不能叫娶，叫“尚”，意为高攀；在公主则是“降”，意为下嫁。历史上，身份低的人家，皇帝看不上；身份高的，不愿与帝王结亲。“皇帝女儿不愁嫁”，说说而已。
清代后妃定制：皇后一、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以下贵人、答应、常在，无定额。
品
●【汉以俸禄称品级】●
品是官阶。秦汉无品级之名。
汉代以俸禄称品级，丞相最高，号称万石（dàn）；九卿中二千石，即中央政府的二千石；次则二千石，郡守，以致“二千石”成了其代称；再次比二千石，“比”是相当于。再低还有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等。
●【“石”】●
“石”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作市制的容积单位，一石十斗，这个石是不能折算为重量的；
另一是旧重量单位，如从前说武将可以开得多少石硬弓，《汉书》载三十斤（市斤）为钧，四钧为石，即一石等于120斤。
俸禄的“石”是容积，粮食。
●【品级与“未入流”】●
魏始实行九品之制，分级九至三十不等。隋及元、明、清，均为九品，同一品有正、从两级，最高正一品，最低从九品，故共十八级，文武职同。
再小就不是官，是“未入流”的吏，如《水浒》里宋江任职的押司。清代各级衙门都设“笔帖式”，司文书，或满汉文翻译，最高正七品，最低未入流。
●【吏与胥】●
吏属文秘，其下更有跑腿办事的胥，如三班衙役（站班皂隶、捕班快手、壮班民壮，分别相当于现代之法警、刑警、武警）——俗称受拘禁为“坐班房”，“班”即出于此，后来引申为入狱坐牢。《水浒》中武松做过都头，其实是捕班衙役，属胥。
吏和胥不仅给人们印象颇坏，地位也很低，明太祖下诏：“科举……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到清代，不仅吏胥本人，其子孙三代都不许应科举考试。想想有点过分，吏和胥，人家好歹也算公务员嘛（读《水浒》可知，宋江、武松当时就被称为“公人”）。
●【清代官品举例】●
明清都以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从一品，皆荣衔。
清代内阁大学士正一品（比明代高了许多）；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左右都御使皆从一品；
总督正二品；侍郎、巡抚、布政使从二品；
大理寺卿、按察司正三品；光禄寺卿、盐运使从三品；
苏松太道员（俗称上海道）正四品；国子监祭酒、松江知府从四品；
六科给事中、郎中、府同知正五品；监察御史、员外郎、知州从五品；
部院主事、国子监司业正六品；翰林院编撰、州同知从六品；
国子监监丞、上海知县正七品；内阁中书、州判、国子监博士和助教从七品；
太医院御医、州学正、县教谕正八品；州府县训导从八品；
府知事、县主簿正九品；翰林院待诏、刑部司狱、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七品并非芝麻官】●
因朝廷任命地方官，最小七品，故知县自嘲“七品芝麻官”，但其实他下面还有不属于朝廷任命的小官，如：其副手、兼理粮务的县丞，正八品；辅教生员读书的训导，从八品；带管水利的县主簿，正九品；掌文书档案的孔目，从九品。
通常（后来渐滥）正四品以上京官、正三品以上外（地方）官，为朝廷高官，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折，或“面圣”（蒙皇帝个别召见），故可称“大人”；
从四品和五、六品，可称“大老爷”；正七品以下的只能称“老爷”，老百姓称“太爷”，但官场无此称。
●【官名相同品不同】●
古代相同的官职官称，各个朝代品阶不一定相同。
如尚书，在秦汉为掌书，“尚”即掌之意，大约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馆长；东汉以后，尚书职权渐重；隋始为六部长官，等于国务大臣；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官阶愈来愈高。
又如中书，魏晋始设中书省，有中书监、中书令，为事实上的宰相；隋因避文帝之父名杨忠讳，改作内史令；唐代必须任宰相而又有特殊资望者，才加授中书令；宋同；元代中书令权位尤重，常以皇太子兼任。
总之，简称中书的中书令，向来是朝廷正一品的高官。然而到了明清两代，不设宰相，设内阁了，有内阁中书一职，看起来又是“内阁”又是“中书”，官肯定不小，可实际上，内阁中书仅是内阁一般办事人员，从七品，还不如知县，清代定额多至124名。
●【民国职官】●
民国文官分特、简、荐、委四任九等。
“特任”，如各部总长、民政长（省长）；
“简任”，一、二等，如各部次长、局长，都由国家元首任命；
“荐任”，三、四、五等，由各主管长官推荐，中央政府任命；
“委任”，六、七、八、九等，由主管长官任命。
武官分帅、将、校、尉、士五级。
●【品级与服饰】●
历朝大多以服饰区分品级，早先是系官印的绶带，因官印小，看不清，绶带用不一样颜色，易于区分；后来用官服，大致原先绶带的颜色。
如唐代，一、二、三品紫；四品深绯（fēi，红，据此，可知“红得发紫”一语由来），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
明代，一、二、三、四品红（花色不同），五、六、七品青，八、九品绿。
●【补子】●
明代官品主要显示于朝服胸腹处的“补子”。如文官补子图案，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
明代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等。
清代类之，补子稍小。
南京旅游局近年出的一本导游书，说此即成语“衣冠禽兽”来历，其不讲文化竟至于斯。
●【顶戴】●
清代还用不同质材的帽饰区分，因置于帽顶，称为顶戴，如一二品官员红顶子，三品亮蓝顶子……
皇帝可赏给无官阶者某品顶戴，也可对官员赏加高一等的顶戴，如总督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从一品（几乎没有不兼的），再赏加正一品的顶戴，即可享受正一品待遇。
官帽有倒圆台形的暖帽和斗笠形的凉帽两种式样，随季节换，无品级差。
此外，清代皇帝以降，文至五品，武至四品，还挂“朝珠”，数与佛珠同，一百零八颗，材质仅显示富贵，无关级别。
●【花翎】●
有的官帽顶戴的后面，置铜、玉、瓷管，可插蓝翎、花翎。
蓝翎是鹃翎，带有装饰性；花翎是孔雀翎，赏给立功勋者，后来五品官以上也可出钱捐花翎。
花翎最高三眼，所谓眼，是孔雀尾羽上的深蓝色圆纹。
●【多磕头，少说话】●
历朝历代官员，为保住头上乌纱帽，进而加官晋爵，大多仰上峰之鼻息，惟马首之是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宁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只要不违拗、对抗、得罪领导，便可太平无事，乃至步步高升。
所以往古来今，一旦为官，“奉上惟恐不周，克下不惧民怨”，即无独立人格可言。
我虽然不当官（死后若有人忽然性起作行状之类，可写“官至少先队小队长”），但也认识一些官，还因为职业关系，参加过不少小型的会议、高层次的会见，常常见到下级揣摩上级意图的丑态，趋近察言观色的样子，简直就如宵小奴才之伺候主子，令人恶心。
道光时恩遇最隆的大学士兼领军机的曹振镛，虽也为政务实，门生请教他做官诀窍，回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为迎合皇帝节俭，穿打补丁裤子上朝。曹死后谥号，居然是最高级的“文正”。
时人作《一剪梅》讥讽：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长通，炭敬长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庸，需要）……”
●【磕头】●
不要以为磕头便当，官场皆知，磕头有技巧，关键在响。不会磕的磕到头破血流，磕出脑震荡，也不怎么响，皇帝不叫“平身”，就得一直磕下去；会磕的声若擂鼓，不大疼，却让皇帝觉得可怜，一声“起来吧”，赶紧“臣叩谢陛下隆恩”。
笔记载：清宫内殿的地砖，有的下面掏空，太监受了好处，带去那里跪下，磕头就响。左宗棠犟脾气，常引他到结实的地面，有一次把红顶子都磕下来了。
翁同龢戊戌年被开革回籍，每晚在房内三跪九磕五次，才上床安歇，此老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皆赖此健身，可我看来，若不是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对着墙壁空磕头也真叫可怜。
●【中国的脊梁】●
当然，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官员还负担着儒家理念的身体力行。因此，每个朝代，也都有忠正刚烈的谔谔之士。虽说他们大多没有好结果，但毕竟历史是人民写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碧血树丰碑，丹心照汗青。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也有人将那些楷模式的人物，说成是沽名钓誉。我道：连身家性命、三代九族都不顾了，这样的沽名钓誉，换了你，敢不敢？做不做得到？
秩
秩是俸禄，具体说，是俸银和禄米，与品级挂钩，各朝代多少不一样。
●【秦汉俸禄】●
秦之前，官员都发粮食，称“禄”。
汉代，一般以粮食作俸禄，也有发布帛的。如二千石是年俸，其实按月领取，每月发120石（全年1440石），称月俸、月钱、月给、月费，或“柴薪银”，意为日常生活费——后世称公务员、职员、脑力劳动者的报酬为“薪水”“薪金”（体力劳动者的报酬称“工资”），即由此来。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东晋陶渊明有句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而去。请问此话怎讲？
一说是不愿奉迎崇尚五斗米道（道教）的上司王凝之（王羲之子、谢安侄婿，妻谢道蕴以“柳絮应风起”比喻纷飞的雪而知名于史）；
一说“五斗米”指成人一个月的食粮；
一说当时县令俸禄是月钱2500枚、米15斛（hú），粮食部分按一斛10斗、一个月30天计算，正好合一天五斗。
●【各朝俸禄高低】●
唐代，或发实物，或发俸钱。白居易好将薪俸入诗：早年当户曹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35岁，县尉，在《观刈麦》诗中说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37岁，任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晚年为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授太子宾客分司，“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以刑部尚书致仕，拿半薪养老，临死，最后一次“晒”薪水：“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北宋官员待遇甚丰，除正俸、禄粟外，还发茶酒、厨料、炭薪实物，绫、绢、绵料服装费，随从人员的衣粮钱、餐钱，饲马的草料钱等。用现代话说，福利好，津贴多。
明之俸禄，比先前历代都低，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多石，正七品90石，其中一部分折算为纸币发给。
清又低于明，发俸银，禄米论石，规定是俸额之半数，如：
正一品年俸银180两、禄米90石；正七品（如文职知县、武职把总）45两、22.5石。
京官因收入来源少，发双俸禄。
●【高官未必厚禄】●
依此看来，明清之高官，未必厚禄，县太爷更是“穷”得很，月收入银子不满4两，大约相当于今之2000、3000元，家用之外，还要自费聘幕僚、雇仆役。
所以为官一清廉，日子就不大好过。
●【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
常有人问我：古代一两银子，合今人民币多少？这个问题，实在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计算币值，也即购买力，必须比照物价，而作价之“物”，又包括粮食、菜肴、布帛、住房、舟车、书籍、教育等等，各个时期不一样。
我只能很大约地说，明清时代，1两银合今500元上下。
●【恩俸“养廉”】●
然而，官员毕竟是国家的公务员，在正俸之外，还有皇帝另外赏给的“恩俸”，即所谓“养廉银”。
清代雍正始，实行“耗羡归公”，官员定额发银养廉，常超过正俸10倍甚至100倍以上。如每年的恩俸，同为总督，两江总督3万两，闽浙总督1.8万两；同为巡抚，江苏1.2万两，安徽1万两。
如工作中犯错误，若非钦犯，要罚俸，只罚正俸，不罚恩俸。
●【贪官会弄钱】●
贪官别有弄钱的法子。如地方官将赋税银子熔化铸锭再解送朝廷，有“火耗”，清代火耗常在一钱（10%）以上，多的四五钱；粮米仓储运输有“雀鼠耗”，缴纳时有“踢斛”“淋尖”等名堂，不用解释就能懂。
征收钱谷时，允许加收多至原额几成的“羡余”。“耗”与“羡”合称“耗羡”，甚至“数倍于正额”。
京官收受外官四时八节送礼的“节敬”；上司每逢三节（新年、端午、中秋）、两寿（夫妇各一次生日，妾不许），收受下级“节礼”“寿礼”，统称“规例”“常例”；
夏季“冰敬”“瓜敬”，冬季“炭敬”（实际上是“馈岁”，即过年礼金）；
京官外放，或升迁，或地方官进京后回去，临行前向上司孝敬银子，称“别敬”；若是上司出行，则送上一笔路费，以壮行色，名“程仪”。
下级至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名“部费”“土仪”；
向长官的胥吏送“茶仪”，跟班送“跟敬”，登门通报向门子送“门包”（连李鸿章进宫都不敢省这笔钱）。
京官向外官，上级向下级“打秋风（抽丰）”，更巧立名目，层出不穷。
诸如此类，都属正常。而且受礼是个人照单全收，送礼的开销却不用自掏腰包，可以向下摊派，往往聚敛多于支出，则又是一笔外快，中饱私囊，顺理成章。
●【戒石铭】●
所以，尽管从宋代始，全国各府、州、县衙正门院子内，都要刻《戒石铭》碑文，提醒坐堂的官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谁都知道，那是摆摆样子的。
此戒石朝外的一面，刻“公生明”三字，出自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更是以此标榜于百姓。
●【捐官尤难放心】●
真正的情况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连“清”知府都如此，又何况不清者！
对于那些花钱捐来的官，清代开始将捐输作为常例的道光，尤其不放心，说“他们素不读书，将本就利，‘廉’之一词，诚有难言”。不放心，为什么不废止？“无奈经费无所出”，朝廷穷，以此为重要的财政补贴。
事实的确如此。明代每每国库匮乏、财政困难，概用“加派”办法，最后压力落到百姓头上，导致官逼民反。清代吸取教训，改为卖官捐纳，起初，只逢事急，如战事输饷，灾难赈济，偶然一次；但鸦战以后，成为常例，如“咸同以来，捐例大开……光宣两朝，则为尤甚，即以江苏言之，候补道至三百余员之多”。
捐班者一旦由候补而实放，当然使出浑身解（xiè）数，大把地捞取银子；甚至提早若干年“打折”收取以后税赋；后任到职，如法炮制，又提早收取更后年份的税赋。地皮刮到这种样子，天下事，可知矣。
●【积习成风】●
而且，官场贪污，沿袭成风；官官相护，利害与共。许多人因随波而逐流，既同流便合污，成积习愈难改，终沆瀣（hàng xiè）为一气。谁若不遵守潜规则，反成为众矢之的，必欲去之、杀之而后快。
如海瑞，非但洁身自好，还公然直道孤行，以致“百司惴恐，多患苦之”，群起攻讦（jié），令他深感“窝蜂难犯”。
历史是昨日之今天，由今天也可知昨日之历史。清官之少之不易，古今皆然。
●【勿苛责古人】●
有人找到海瑞也纳妾和他曾以道学苛刻其幼女的记载，大加贬损。我颇不以为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海瑞为官清正，有益于百姓，这就是楷模，个人品德是否高尚，又当别论。况且纳妾、道学之类，历史地看，连缺点也算不上。
同样，比如有人撰文嘲笑沈括曾谗害苏轼，批评徐霞客滥支徭役，抨（pēng）击陈独秀用情不专，全都是哗众取宠，无聊，扯淡。
●【初厉渐松，法不责众】●
惩贪污反腐败的法律不是没有，如唐初，贪赃15匹绢（约合银10两），处绞刑；北宋初，赃满5贯钱（一贯钱约合银一两）者，处死。
明初，在府、州、县、卫衙署的东侧，官员进出衙门时时看到的地方，建“皮场庙”，祭土地神，兼作剥人皮的场所；凡贪污银60两，就枭首剥皮楦（xuàn）草，制成人壳标本，悬挂于衙门内、公座边，风一吹，晃啊晃的，惊心动魄，儆戒后任（按：此做法仅洪武，建文即废止）。
清初，贪污银1两杖80，80两就绞死。
可这些严刑苛法，每个朝代都是仅开国初行过一时，到后来渐渐松弛，成为一纸空文，官场的腐败，又哪里管得住？特别是诉讼和刑事案件，作奸犯科，苞苴（jū）公行，受贿动辄成千上万，明清两代所有大案、要案中，官吏贪赃枉法犯罪高居首位，就是明证。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其实，贪官是永远抓不光的。人性多恶，自私、贪婪、残忍、**。真正依靠道德、良知，自觉向善的，即使现代社会，也凤毛麟角。
权力之恶，是人性恶的集中表现，而且地位愈高，权力愈大，其恶愈甚。近世号称最博洽的史学家者，英国爵士阿克顿（1834—1902）有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以今论之，很多人视“党纪”，早已肆无忌惮（党纪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对他们来说，为官既贪，自己也不会认为合格在党了吧）；就是行政处分，最高开除公职，也不会在乎。但对“国法”，不可能无所畏惧，一旦触犯受惩，轻则身败名裂，最重死刑立即，哪个不知？
但现实呢？官场几乎成了罪恶的渊薮（sǒu），以身试刑、引颈就戮的贪官越来越多，没抓住的，自然更多。
●【反贪防腐，体制制度】●
与其指望官员们通过自身修养而自律，或经受教育轮训而规矩，甚至依靠贤内助吹枕边风而不贪，不如建立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反腐机制，使他们不能贪，不敢贪，或一有小贪动作便心惊肉跳，受到儆诫惩罚。
再说，建立机制的成本，大大低于举报、侦查、核实、制裁的规模与耗费，从时间上说尤其合算。
美国人从来不相信官员，只相信制度，两党制就是极好办法，在野党的监督比什么都管用。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也有人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不乏防贪反腐的样范。
依我说，也不必舍近求远，学学新加坡乃至本国香港特区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不就得了？香港半个世纪前，贪腐成风，不可救药，1974年成立廉署ICAC，很快改观，终成模范。你知道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译是什么吗？“反腐败独立委员会”，“独立”——在民主政治体制支持下的独立，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