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砰”地一响的时候，我正在前面院子里捏煤球．我想，糟了，我忘了用小凳子把后门挡住，门被风吹得碰上了。要是玲妹在家里，少不了又要大惊小怪五分钟。后门的铁夹脚是上个月坏掉的，修起来也简单，只要弄点水泥把脱起的铁脚座重新埋好就行了。问题是只要极少一点点水泥。倘若要一包，倒可以七拐八弯地托人到建筑材料商店里去买来。离我家十分钟路的地方有个建筑工地，玲妹说，你带枝“牡丹”，再带一只塑料食品袋去，不就解决了？我去了，在工地上值夜的是个女的，香烟恐怕用不上，我想硬着头皮上前去商量商量。我说：“你是管……”她说：“是呀，是我，你怎么会来的？”我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初中里的同班同学，姓甘，初三时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够发展友谊，可她嫌我籍贯南京，父母的说话口音跟苏北方言差不多，婉言谢绝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经枯得认不出来。而她以为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显得很高兴。两颊上红彤彤的，似乎为二十多年前的事还有点难为情。这样，我怎么好意思说是来讨水泥的？就扯了个谎，路上遇见老同学，说起她在这里，我就特地来看看。她有点疑惑，但也不深究，马上跟我大谈特谈她这些年的不幸。我说，我现在在市文化馆业余曲艺团演滑稽，生活中的烦恼事太多，还是多笑笑。她说，下回演出给她弄张票子；立刻，她又叹了口气说，自从妇科普查住院开刀后，领导上照顾她值常夜班，连看电视的机会都没有，有票也白搭。我看她再说下去要变味了，连忙告辞。她要我下回有空多去看她，她每天晚上都在。我回到家，对玲妹说，今晚工地上是包龙图的灰孙子值班，“牡丹”只能当香蕉皮处理。玲妹说，有这种事？见鬼了。我说，下次再去，保证没问题。但我一想到小甘那张像干柠檬一样的脸，心里就有些发慌。为了小半碗水泥去听一大篇忆苦思甜报告，好像不太值得。我这人最恨看见哭。万一她对我哭起来，说不定我也会掉几滴眼泪，回来眼皮红肿，玲妹要起疑心的。我暂且用小凳子挡住门，混过热天就行了。每次风把门吹上，玲妹总要咋呼一阵。她越是不停地向我敲警钟，我越是拖着不办。她就是这脾气，宁愿风吹上一次门叫一次，就不肯自己到工地上去跑一趟。她要面子。她要面子我就不要?她每个月嚷计划的煤饼不够烧，我用碎煤饼和水在后门口做煤球，她又觉得坍台，我只好让步到前面院子里做。我不能事事让步。在讨水泥这件事上，我倒要看看谁能坚持到底。不过，她的宣传攻势已经造成了我的条件反射。只要听见门“砰”地关上，不管我离门多远，不管我正在干什么事，我必得马上向门那边冲去。这次，我两手满沾着湿淋淋的煤泥，直往后门口奔。
后门紧闭着，门前站着个小女孩，头顶擦着司必灵锁，跟冬冬一样高。童花头，翘鼻子，两只眼睛像霓虹灯似地一闪一闪，一看就知道她也跟冬冬一样，是块“皮料”。我一时忘了自己手上黑糊糊的，就往她头发上摸去。她把头一偏，我连忙缩住手，有点难为情。这时，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沙喉咙，在叫什么“玲”的。我问：“是你爸爸吗？”她右手食指往小嘴上一按，又朝我笑了笑，眨眨眼睛。她穿一件紫色的连衣裙，可爱极了。门外那男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坚持不懈地叫着。我怕他再叫下去吃两斤胖大海也恢复不过来，就洗了手，把门打开，叫他：“你找女儿吗？她躲在这里。”接下来的一幕像电影的快镜头。小女孩“嗖”地一下像一道紫光从我腋下向门外钻出去，那男人像老鹰扑小鸡似地冲下来，“啪”、“啪”两下，那小女孩身上已挨了两鞭子。小女孩没哭，只是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瞧着我。我这才看清，那男人手中执的鞭子原来是小提琴的弓。“这小赤佬，”他说，“谢谢！——我花几百元钱给她买提琴，请老师来教，她拿刀把弓弦割断，说坏掉了。操那，心思毒不毒？滚，回去敲死你！”他弯下腰去往小女孩脚弯里抽了一下，直起腰回头对我招招手，说声“谢谢”。又弯下腰往小女孩脚弯里抽一下，骂声“滚”，又直起腰回头对我招招手，说声“谢谢”。“滚”——“谢谢”——“滚”——“谢谢”，他的腰一弓一抬，手一扬一落，像跳舞蹈似的，我忍不住差点笑出来。
吃晚饭时，我把这事学给玲妹听。冬冬在一旁手舞足蹈凑热闹，“滚”——“谢谢”——“滚”——“谢谢”。
“滚！”玲妹突然一拍筷子尖叫起来，吓得冬冬的舌头伸出一寸长。
“你也不看看你儿子，”玲妹怒容满面地说，“油腔滑调还像什么样子？都是你，上梁不正下梁歪，老鼠的儿子掘壁洞。人家的老子对小孩要求多严格，出钱教女儿学小提琴。你呢，你叫儿子长大也去唱滑稽？”
冬冬这时又不识相地插进来说：“唱滑稽蛮好，唱滑稽，吃三黄鸡。”
“吃侬魂！”玲妹将手一扬，冬冬就地将头颈一缩，眼睛翻了两翻。他知道他娘是舍不得真打他的。玲妹见儿子戳穿了她的纸老虎，就把一肚皮肮脏气都呵到我头上。
“你知道幼儿园阿姨怎么说的？冬冬油是油得来，像只油面筋。他爸爸是不是唱滑稽的？”
我一听这话就像是玲妹编出来的。“她怎么知道我唱滑稽?”
“你名气响——臭名远扬！”
冬冬忙帮着他妈妈叫：“臭名远扬，臭名远扬！”
于是，轮到我向他礼节性地扬了扬手。我不是舍不得打他，但他妈妈要做好人，我也犯不着做恶人。
“老师说，小孩从小这么油滑不好的，大起来要出毛病的。谢谢你，从今以后不要去唱滑稽了好不好？在家里无聊的笑话少讲讲好不好？”
玲妹反对我去唱滑稽已经有两三年历史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怕我外面有花头。她太爱我了，她就是看了我的演出后爱上了我，她以为还有千千万万小姑娘会像她一样被我勾去了魂。她这种反对也是我自尊心的润滑油。但现在她反对我在家里说笑话，看来老母鸡变鸭了。幼儿园老师的话也许 不全是编的。也许我这做父亲的是要检讨检讨，是不是无意中给儿子带来了坏影响？
夜里，冬冬睡着后，我问玲妹：“幼儿园老师真的这么说吗?”
“当然真的，”她说，“我又没有吃饱‘康福补’，跟你开玩笑。”
“你看冬冬油吗？”
“怎么不油？油得像煤油炉灯芯一样，好烧饭了。”
“我怎么不觉得？”
“你呀，你是猪油当茶喝，一点点蹄膀肉当然油星子也不起。”
“你倒举个例子。”
“这怎么举例子？你儿子嘴巴一张就油，眼睛一眨就油，脚趾头动一动也油，我怎么举例子？”
我由衷地叹了口气。
“我比他还要油?”
“你谦虚唻！‘我比他还要油’？你还希望他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玲妹，我这人你是知道的，不抽烟，不喝酒，茶喝不喝也无所谓，就是喜欢说说笑话。”
“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你一个钟点里讲不到十句笑话，就比扒掉一个月工资还难过。”
“我想说说笑话也没什么不好，你当初不就是因为我性格开朗，喜欢说笑话才……”
“那要看年龄的。小伙子，说说笑话，跟大家合得来，讨人喜欢。老头子，一天到晚嬉皮笑脸，就要被人说老不正经。”
“那杨华生、周柏春都六十多岁了……”
“他们一个月拿几个钱，你一个月拿几个钱？你去唱滑稽只有点夜点心费，我不指望这个钱来开伙仓。再说，他们工资再高，我也不眼红。我已经有个业余唱滑稽的老头子，不想再有个专业唱滑稽的儿子。”
“这样吧，”我说，“下次新戏彩排，你就不要带冬冬去看了。”
“那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亏你想得出来！”
我发觉玲妹一点也没打算不去看彩排，就赶紧刹住话头。
星期三晚上是曲艺团例行活动的日子，这次讨论排什么新戏。三个本子。一个《侬看像啥人》，是表现青年照相技师的恋爱与事业的；一个《稀奇古怪》，是反映海关缉私人员破获文物走私案的；一个《谢谢一家门》，是以老年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前面两个戏都以年轻人为主角，我是团里的头牌小生，因此我就竭力主张上第三只戏。导演不希望上第三只戏，因为他对团里的老演员没有信心。而且团里的老演员又特别多，一旦决定上以老头老太为主角的戏，必然会有一场立体混战，对安定团结不利。但导演又碍于那些老脸，不肯把心里话讲出来，只推说那个本子不够成熟。于是，我就拚命宣传《谢谢一家门》的优点。对我的态度，导演和团员们都觉得奇怪，但那些老大哥老大姐们被我这小弟弟一鼓动，自信心也高涨起来，暂时结成了阵容强大的统一战线，向导演发动猛攻。导演发现形势不利，就宣布休息一会儿再讨论。
休息时，导演把我拉到厕所里，问我：“你吃错药了是不是？”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为什么给我药吃？”
我说：“我没有给你药吃。”
他说：“怎么没给我药吃？我待你不错，你给我药吃，好，你给我药吃！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给我药吃？”
我看他气得尿也撒不成一条线，就说：“你答应前两个本子不要我上主角，我等会就帮你把案翻过来。”
“什么道理？”他问，“你什么道理不肯演主角？人家抢主角还来不及，你不肯演，什么道理？”
我说：“这你就不要问了，你答应吗？”
他说：“噢，我知道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
“这不是很清楚吗？”他说，“你以为我这点还不知道？”
休息后讨论开始。
导演说：“我先给大家说件事。刚才，阿妙跟我说，他也以为前两只本子比《谢谢一家门》成熟，但他有个要求，希望不演主角。我问他什么道理，他不肯说。我看他的样子，一猜就猜出来了，大家讲是什么道理？”
一屋予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变成了智力测验的题目。导演到底是导演，这一招把我导演到根了。我看那些老头老太们，眼睛里妒火中烧。我听见他们咬牙切齿关在脑子里的声音，哼，仗着一张小白脸，神气什么？要看我们出乖露丑吗？你也有那一天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恨我的程度也不亚于老头老太们。我一下子变成了阴沟洞，各种污泥浊水都往我头上倾来。我吓得闭了闭眼睛。
这时，导演说：“你们看，阿妙的脸都红了。这不是很清楚吗？‘气管炎’，老婆吃醋了。看见自己的男人在台上跟别的女人谈恋爱，眉来眼去，手拉拉，脚踢踢，心里难过了，发话了，下最后通牒了。其实这有什么呢？我们这些老同志，谁不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验？这点点困难，完全可以想办法克服。你说服不了，我们来……”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说。
“那是什么原因呢？”导演问，“是不是你听到团里有人在背后议论，你大胆说出来。谁演主角是艺术的需要，我决不允许社会上争名夺利的歪风邪气渗透到我们业余剧团里来，我们……”
“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那么是什么？”
我看再也拖不过去，就把家里的矛盾和盘托出。
我说完，大家一点反应也没有。突然，导演“嘻嘻”一声，然后这笑声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在屋里卷起，“哈哈哈哈”响成了一片，像千万块砖瓦落地。许多老头老太像吹折的大树一样倒下去，许多青年像卷起的牛羊一样四蹄腾空，嗷嗷乱叫。在台上，千把观众的笑声我完全无动于衷，而这小小的屋子里的那些人的笑声，却叫我差点发精神病。我突然想到，跳起来大喝一声：“不要笑了，那是在笑你们自己！”果戈里的警句果然有奇效，霎时间，折倒的大树、腾空的牛羊都变成了一堆石像。片刻后，又响起一阵笑声，但那不过是争回些面子的余震罢了。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团里资格排行老三、年龄排行老四，人称“老三老四”的老头正色地开口说：“你怎么碰得着这样的问题？阿妙，不是我倚老卖老，这都要怪你自己。戏里讲了那么多笑话还不够？回家去还要讲什么笑话！我们不要说回家不讲笑话，就是单位,同事之间也不讲笑话。宁波人有句俗话：‘闲话多，变猪猡。’”
“阿妙，我们要自重啊！”在建设银行里担任一个小组长的“红鼻头”插进来说，“我们唱滑稽的尤其要自重啊！滑稽在旧社会里最早被人叫‘小热昏’，只比讨饭好一点点。戏子已经被人看不起，滑稽戏子是戏子里最被人看不起的。现在新社会，滑稽艺术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滑稽艺人也是艺术家，受到了党、国家、人民的尊重。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旧社会讲起来是捧金饭碗的，现在业余时间也来唱唱滑稽，这在过去根本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要自重，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不敢看不起你。”
“阿妙，做戏跟生活是两样的。”“小李子”紧接着说。这家伙比我小六岁，一直跟我明里暗里争头牌小生。对外自称在单位里跑供销，其实是在某百货商店里踏黄鱼车送货的角色。“你戏里一直谈朋友，台下还可以一直谈朋友吗？同样，戏里可以一直不停地放噱头，台下可以一直不停地放噱头吗？……”
这小子以为开我批判会了还是怎么的？我顶了他一句：“我就是因为喜欢说说笑话才来演滑稽的，我又不想靠演滑稽戏翻门槛、跳龙门！”
他愣了一下，不过这小子反应极快，两三秒钟里就组织起了一次反扑：“我们戏里的笑话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引起的笑声是健康的。我们演滑稽戏有剧本，有导演，还要反复推敲。你生活中说的笑话有没有经过提炼呢？是不是避免了庸俗了呢？否则你的爱人和儿子怎么会反感呢？你要想一想。你不光是要考虑个人能不能说说笑话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考虑维护我们业余滑稽演员的声誉问题。如果有人说，某某人业余唱滑稽，所以一张嘴整天油腔滑调，这个影响你想想。”
“看来我变害群之马了，是不是我还要赔偿大家的名誉损失费?”
“好了，好了，不要讲下去了。”导演站起来说，“阿妙，老同志都是经验之谈，你回去好好思考思考，想不通我们再个别谈。生活中讲讲笑话也未尝不可，不过一切要适可而止。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上什么戏。”
我说：“反正我回去要好好反思反思，对大家的话消化消化，所以这次不管上什么戏，我坚决争取当跑龙套。”
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个钟点还是没结果，只好散场。我第一个冲出排练厅。
我下楼，出门，准备穿马路，忽听见后面有个女人急急地喊：“阿妙，等一等。”我回头一看，是团里的头牌花旦徐翠玉。
她气咻咻地奔到我身旁：“跑这么快干什么？追得我‘酒杯跟’差点别断。”
“什么事？”我问。
“我有事问你。走，我们去找个地方坐坐，吃点点心。”
徐翠玉在戏里一直演“我”的“女朋友”，我俩合作得还不错。刚才大家狂笑的时候，她用手掩住了嘴，但两只眼睛忧郁地望着我。我说：“好，到哪里？”“走着看。”说着，她就向人民广场那边走去。
一路上，她不说什么，我当然也什么不说。经过一家个体咖啡馆，她站住说：“到里边去好吗？”
我一愣，这里面是我们这种人去得的么？一小杯雀巢咖啡一元六，两块一寸宽两寸长的奶油蛋糕大概也要近两元。这些两分钟里可以从从容容解决的问题，但是你要用不锈钢匙在杯子里搅呀搅的，舌头在蛋糕上舔呀舔的，消磨上一个钟点，咽得唾涎都干掉，这不是活受罪吗？
我说：“我喜欢吃馄饨。”
“点心店里人太多，”她说，“今天我请客。”说着，她就推开了门。
里面人果然不多。火车座，灯光暗暗的照在棕色的护壁板上，人坐着，腰部以下就在浓重的黑影中，屋顶上拉着些会眨眼睛的彩色电珠泡。徐翠玉带着我到最里面一排的火车座，面对面坐下，她的脸朝里，我的脸朝门。她点了两杯雀巢奶咖，两份蛋糕，两份巧克力圣代和两杯柠檬沙达，摆了一桌子。然后，她关照老板把音乐关轻些。老板献媚地对她弯了弯腰，她对我使了个不以为然的眼色。她摆出这样的派头，我也无法跟她客气。我的口袋里只有五元多零用钱。我说：“你问我什么？”她说：“没什么，主要想跟你坐坐，谈谈。”我发觉有些不妙。
我朝她看看，脑后长发扎成一束，发髻不是居中，而是慵慵地偏向左边，右鬓上骑一只红灿灿金闪闪的发夹，看样子是舶来品。她穿一件淡黄色棉毛紧身无袖衫，颈部挂一只新式的琥珀领结，胸脯高耸，乳峰下是一只眼开眼闭的叭儿狗和一排洋文——不知是英文、法文还是德文。她问我：“你看我什么？”我正想随口恭维她两句，发觉有些不妥，就说：“没看什么。”她说：“你很坏。”
事情到这个地步，我好像不能再稀里糊涂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徐翠玉比我大两岁，原是越剧团学馆毕业，分配到市郊某县越剧团当演员的。据她说，分配到县剧团去，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恰恰是因为表演太出色，被那边挖去准备培养当主角的。进团没多久，“文革”开始，剧团解散，她就下放到一家大集体工厂当工人。三年后跟她的师傅结了婚，她丈夫比她大七岁。结婚两年后生了个女儿，就在坐月子时倒了嗓。到1977年，一些区、县又重建剧团时，她已经三十出头。而且嗓子不好，再加她原来的剧团没有拉起来，因此她还是被埋没在工厂里。待到市文化馆曲艺团招考，她来报了名。一只“各派越剧”，在外行听来惟妙惟肖，于是她就改行唱滑稽了。唱滑稽的女的本来就不多，年轻的更少，她毕竟受过专业训练，故而 头牌花旦就非她莫属。不过老实说，半老徐娘扮妙龄少女，到底是隔年的日历——看不得了。强光灯下，台下的观众也许看不清，我看到她忸怩地飞来一个媚眼，心中会寒然一凛。好在滑稽戏里的男主角多数有点呆，在爱情的热烈的目光面前，那副汗毛凛凛的样子，正可以博得观众的哄堂大笑。导演对我这种不瘟不火的表演赞赏备至，却不知道其中有徐翠玉大大的一份功劳。徐翠玉少女演得越多，在生活里也越来越深入角色。衣着，打扮，情态，眼看一天天地越来越少女化。看背影，哪像个已过了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但是，正面相对，到底年岁不饶人，凭你美加净、露美、施美，珍珠霜、护肤膏、面膜，皱纹一天天深上去，皮肤一天天松下来。最难堪的是她在平日越来越经常地练习飞媚眼，频率高，射程远，覆盖面大，媚眼像飞碟一样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叫人防不胜防。在台下又不能像在戏里，内里汗毛凛凛，外表却要作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我接到她媚眼的机会特别多，莫名其妙又传来一个，弄得我神经很紧张。平心而论，徐翠玉这个人不错。她喜欢作少女态，就因为她做少女时这种态藏在箱子底里不能用。从政治上讲，还是很值得同情的。但同情归同情，那种媚眼飞来，还是叫人有点招架不住。
今天这么面对面地坐坐、谈谈，好像不光是招架几个媚眼的问题了。
我吸了几口沙达，咬掉半块蛋糕，只听见她问：“阿妙，导演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什么?”
“你装什么糊涂？你老婆吃醋的事。”
“没有，真没有。”
“那导演为什么这么说？”
“那是他瞎猜的。”
． “瞎猜？是你告诉他的吧！否则他怎么会这样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真的，真的是他瞎猜。”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你罚个咒我听听。”
我朝她一看，她又迅速飞来一个媚眼，我忙说：“罚咒？罚什么咒？"
“这要问你呀！……你就说，如果我昧着良心欺骗阿翠，罚我来世做她的一条小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