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高老头的两眼全部瞪出，对着韦俊咬牙切齿地看了约莫八九秒钟，突然，像戳了个洞的皮球似的，脸部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皱纹漫开来，面色由黄转灰，如同兜头罩上了一口网。腿弯里一软，身子像卸下的粮包似的，重重地落在方凳上。
他信了！我心中一阵狂喜。是的，他信的，他非信不可！他谅韦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如果没有场党委撑腰，敢这么对他指手划脚。他一向利用权势，为所欲为，那么，对一个更大的权力中心，内心又怎会不怀着一种盲目的恐惧？空城计吓不倒笨蛋，却能吓退司马懿。在羔羊面前他是老虎，在老虎面前他是羔羊，这就是高老头。我到这时才真正把你看透了！
要趁热打铁。我踏上两步，用右手在他肩头拍了拍：“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狡辩也没有用了。你的问题要大得多，根本不止这三件，但这三件证据，每一件都足够暴露你的丑恶灵魂了。现在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是主动坦白，还是等别人来揭发？”
还是沉默，但已没有了刚才那种火气。
“老高啊，”老唐接上来说，“你的错误是蛮严重的，我们也觉得蛮触目惊心的，看到一个同志犯错误心里也蛮难过的，你还是争取主动好。”
沉默。
“哼，你不是经常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吗？”韦俊悠悠地说，“我们也不会不奉陪到底的。”
沉默。
这时，《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来了，八点，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了。一个小时以后，就要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就要吹哨晚点名了。我对老唐看了一眼，他向我点点头，我就按原定计划，宣布说：“今天晚点名的时候，你必须向全连职工作出检查。”
“我不检查。”高老头又蛮横起来，“谁给你这个权利？”
“场党委的指示。”
“我去找场党委。”
“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利。”我说。
“哼！”
“你到底检查不检查？”
沉默，白眼。
“你不检查也可以，那就我们替你说。”我回头对韦俊说，“你去找两个治保组的人来，你们负责监督他写检查。”
韦俊答应一声就出了门，一转眼带着两个治保组员进来了。我又发动其他几位连队干部帮着一起把罪证拿走。临出门时，我又以行动总指挥的口吻对高老头说：“你好好想一想。”
我们一行默默地走着，谁也不瞧谁。走到水泥打场的尽头，忽听见后面传来一声狼嚎似的哭声。我们都住了脚。高老头在哭！我像四川人吃了尖辣椒一样的痛快。我们大家都不由得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几乎同时笑了出来。“罪有应得！”有人轻声地咕噜了一句。“活该！”我高声地说。“活该！活该！”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声音又化为一片更粲然的笑。
“曜——”唯有这晚上的哨声是悦耳的。
人们争先恐后向食堂门前的空地上拥来，比往常更要快。我看了一下，连一个“消防队员”也没有。
韦俊口衔哨子，站在高老头本来站的位置上，神气一点也不亚于他。立正、向右看齐、报数，只是各排长自动省去了出列报告的仪式，韦俊也不便强求。他清了清嗓子，说：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连队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身为连队指导员的高举，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面前……”
这时，老三突然拍了一下响亮的巴掌，这就像发动总攻的一颗信号弹，顿时，人群中卷起一股掌声的旋风。“哗——”掌声铺天盖地，像森林中一片冲天的大火，洋面上一场凶猛的海啸。
韦俊的话被掌声吞没了，他对着人群直摆手，人们对着他直喊：“让他自己讲！”“叫他出来！”“滚出来！”“出来……
韦俊跑到我身边问：“怎么办？“我说：“叫他出来。”他返身奔进食堂里去带高老头。队形散了，人群成扇形向食堂门口拥过来，掌声越来越猛烈。
高老头终于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从门廊的暗影里，踏到五百支光的黄晕下，像个名演员出来谢幕。一小时不见，他好像老了二十岁，步履蹒跚，神志萎顿，脑袋向前探出，脸色纸灰一般，瘦骨嶙峋的身子在嗦嗦发抖，真像一株强风中的芦苇。
“哗，哗，哗”，掌声出现了节奏，一浪盖过一浪，许多人拍红了巴掌还嫌不过瘾，使劲地跺着两只脚，像跳那时盛行的舞蹈《亚非拉……》似的。
高老头眨巴着眼，像头落在陷阱里的野兽，可怜巴巴地望着大家，最后，他垂下眼睑，望着人影婆娑的地面。
那天晚上，我们宣布高老头停职检查，并成立专案组，由韦俊担任组长。第二天，韦俊在连部办公室开张办公，来揭发高老头的人像买什么热门货似的排起了队，只一天，就整理出了一满本的材料。高老头被保护起来，随时有两个治保组员跟着，不得跟任何人接触。到晚上，他总算也交出了两张报
告纸的检查。材料和检查送到了场部，党委迫于无奈，把高老头调到场里，让他住在招待所里听候发落，后来又宣布派他到人称农场“西伯利亚”的新建三连去当副连长。但场党委对我们假借名义，先斩后奏，也很不满，据说把唐平富找去训了一顿，但这事只有传闻，并未能核实。老唐依然当他的连长，不过我的民兵副连长的正式任命，从此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韦俊当然还是个候补连队干部，就是王曼芳从连队保管员降到了炊事员。
那年冬天，果然开始了崇明农场第一次大规模的上调，不知是反高有功，还是捣蛋出了名，反正我、朱谦舟、林三民、王曼芳、琼英、韦俊，成了当然的上调对象，领导和群众两方面都没有意见。
事情结束以后，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也顾不得通信自由不自由，写信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大人”，当然用了不少革命的词藻。
很快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中说：
“他不是被别人打倒的，他是自己打倒了自己。‘打倒’这个口号已盛行了几年，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别人无论怎么想打倒他，实际是打不倒的。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自作孽不可活，江河里不死沟浜里死’，真是精辟得很。
“无论怎么说，你们采用的方法，不是正大光明的。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唯有用特殊的手段，才能战胜邪恶，不能拘泥，更不能苛责。但偶一用之可也，如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权术万能，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这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儿当切记，切戒！
“我们读信最感动的地方，就是那如雷般的掌声。这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我们的心也为之跃然。这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对他精神的摧毁性的一击，望你永远记取这一点。”
我还敢沾沾自喜吗？既然在我爷爷的爷爷出生前，家乡的人民中就流传着这样的格言。
从此，哨音与掌声就同时录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想起那刺耳的哨音，我就想起了那汹涌澎湃的掌声。
近来我偶然想到，高老头会不会把这一切说成是“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平反昭雪呢？这完全有可能。但是，他如果以为那表达人民意愿的掌声也能翻案，那他是真正的“老”了。
哨音——掌声，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