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让我感到人生的虚妄、无常的，是当年我溜进一家古董店。我看见橱窗里两三寸高的暗沉沉的玉佛，长着绿锈的小小的铜罗汉，甚至一个灰不溜秋的象牙挂件，标价都是几千乃至上万。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漏了小数点。那时我家里欠着四百来元的债，阿爷阿娘天天像敲木鱼似地念叨，要我长大后赚了大钱去还，成千上万对我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想到有人居然能花那么多的钱把这小玩艺买去摆在客厅的一角作点缀，我立刻觉得这种人生境遇比天堂离我还要遥远，顿然心里发空，浑身无力，像肚子饿极了似的。也许别人会因为这样的刺激而奋起，决心要混出个人样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我却从此生活在这些古董的阴影之下，这一定是跟遗传基因有关。
今天，能唤起我类似感觉的便是时装店。
当然，时装比起那些古董来跟我的生活要贴近多了，虽然标价成百上千，毕竟币值跟五六十年代是大不相同了。然而以我的经济实力，还是不敢去玩名牌。若玩名牌，倾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怕买一套从头到脚的美装还不够。我曾设身置地地想过，若花几百元钱买一双飘马球鞋或正宗意大利软皮鞋来穿在脚上，我感到的肯定不会是舒服而是紧张，说不定还会因此而扭了脚。如果看到一星黑泥沾到白鞋面上就不免心惊肉跳，还是趁早识相不去追求那份潇洒的好。以我长期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没有十万以上存款决不会贸然下海去“票”名牌。因此，那些谈笑自若地出入时装店的俊男倩女们的心态对我便是个谜。因为不懂就多加一些注意，久而久之对中国式的时装情结似乎有所发现。发现的东西叫我感到欣慰也感到失望，因为掩藏在花花绿绿对称与不对称、裸露与宽松、典雅与性感、异国情调与民族特色等等之下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一整套，也就是“克己复礼”。
现在人们都津津乐道法兰西与意大利等国对时装如何重视，罗马搞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居然先让时装模特儿绕场一周。其实要说重视时装的作用，莫过于我们中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闹得国内沸沸扬扬，在上层展开了一场要衣服还是要国家的大讨论。结果赵武灵王侥幸押宝成功，于是成了千古的文化名人。他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因服装改革而永垂不朽的第一人，这样的人只能出在我们中国。唯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坚持把服装与人的等级紧紧挂起钩来，让人一目了然。啥等样人穿着啥等样颜色，啥等样官服绣啥等样图案，搞错了就要吃屁股或者搬脑瓜。中国有句古话，勿以衣帽取人，说明国人历来习惯于以衣帽取人，这比以气质、风度、谈吐等等取人要方便省心多了。由于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的繁忙的革命活动中，不忘抽出时间来发明中山装，这比**对民众的影响更大。
我曾请教过深谙玩名牌之道的朋友，穿名牌有何功利意义？他告诉我，在美国，如果穿着不是名牌，一些高档子的俱乐部就走不进去。穿什么意味着你是哪个圈子里的人。呜呼，美国人哪一天把我们的国粹偷学去了。曾几何时，他们不是以两膝与臀部发白的帆布牛仔裤为时髦的吗？不过我怀疑是那些玩名牌的朋友臆想或夸大出来的政治依据，没有政治依据他们就玩得不够踏实。我稍稍回顾一下我所知道的时装演变史，发现在中国（外国情况我实在知之甚少，不敢妄议），哪一种哪一类时装走红或遭到激烈反对，都并非因为审美的原因而是出于潜在的政治动机。中华民族实在是个非常自觉地关心政治的民族，融化在血液中，渗透到了衣食住行各方面。有那么多的人，几千万乃至几亿人一夜之间忽然想到要穿西服结领带，有那么多的人涌去看穿三点式的健美比赛，都是受到一种非审美因素的推动。时装与文学在轰动效应这一点上是极其相似的。
然而据说时装的精髓完全在于个性，在于独特，在于审美；那么，据此我可以预测，尽管在中国时装生意会历久不衰，如火如荼，但要在中国形成名牌或推出名设计师则非常困难。阻碍中国名牌时装与名设计师成功之路的乃是老百姓有意无意将时装与某种价值观挂钩的文化积淀。捷径是有的，要出名牌就去搞中外合资或干脆挂外商牌子，要成为名设计师必然到巴黎或纽约去镀镀金，最好得个无论什么名称的外国奖，能混个外国国籍回来最好。丹纳早就说过，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时装艺术是通俗艺术，更要顺人心而不能拂人意。我们只能买了炮仗给别人去放，然后出口转内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