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强调平等性，突出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制造哲学的专制性，也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来。释迦牟尼佛一再强调对“法”不要执着，在说法时“随说随扫”，告诫说：“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乃至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金刚经》）就是防止对佛的说法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使一些有适用范围的观点变成教条。《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还真本《老子》第三十四篇德章〔王弼本第七十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真本《老子》第十九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六章〕），“大音希声”（还真本《老子》第三篇德章［王弼本四十一章］）；《庄子》辨析“道”与“知”、“言”的区别，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齐物论》），指出“物”的“知”“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养生主》），也是这个意思。也许，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源头。因为逻辑思维是求真，求的唯一性；而形象思维求美，求的是在多元性、丰富性基础上的统一性，而不是单一性，并且明确提出，要防止将单一性误认为是统一性。所以，《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在西方制造哲学看来，逻辑思维要高于形象思维，现代中国人一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其实，以生命哲学为本位的古代中国人，是认为形象思维高于逻辑思维的。所以，中国古代对形式逻辑很少有研究论著，而对认识论、辩证逻辑的研究却是很深入的。例如，对认识论，就有“格物致知”与“心即是理”两种理路，据此分出了理学与心学，有“先知后行”与“知行合一”的两种实践观。在西方的美学理论中，还有直觉思维、悟性思维的概念，认为直觉思维、悟性思维高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这一观点，在现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并不被普遍接受。既然是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在西方的知识界也不是主流话语。
以制造哲学为本位的西方哲学，尽管有“非理性主义”的话语，但实际还是理性至上。他们是用理性的语言（逻辑思维的方法）来证明“非理性”比“理性”优越，实际上所谓“非理性”只是另一种“理性”的“知”。例如，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潜意识的作用其实要大于意识的作用，把意识作用定义为“理性”，潜意识的作用就是“非理性”。而“潜意识的作用大于意识的作用”的判断，在这种“非理性主义”里，又被认为是基础公理，又是“理性”的。
因此，真正的“非理性”，不是要否定“求真”这种逻辑思维的方法，而是要正视所谓“真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而这一点正是在制造哲学中缺乏的。所以，论辩的对手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批判的武器”会变成“武器的批判”。根源就在制造哲学把“求真”等同于“求唯一”，因此，真理变成了话语的专制，理论的影响力也以“话语权”来表达，而话语权又自然而然的被望文生义为“发言权”，从而产生了话语暴力。
在教内各派也可以信仰的名义动刀动枪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的佛寺、道观可以同居一名山，道观里可以慈航大士的名义设观音殿，佛寺里可以伽蓝护法神的名义设关公殿，信奉儒教、信仰佛教的中国士大夫还可以皈依基督教，就不能理解，遑论“方便说法”、“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天人合一”的理念了。
因此，制造哲学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理性的人”与“君命神授”的君主是“同出而异名”。真正的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源头还要到崇德文化、生命哲学里来找，或者说，崇德文化、生命哲学的活水才能浇灌出真正的人本主义、民主思想之花。
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
说到对概念的定义，还要说对概念的定义的方法。这一点，我所知的中外学者都没有意识到。
想来也很自然。在西方哲学系统里，虽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中取来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等可以为完善制造哲学所用的话语。古希腊哲学中即使有生命哲学的话语，也被忽略了。他们的知识局限与经验局限，使他们无法知道乃至想象还有另一种定义的方法。而东方（以我的知识所限，这里主要指中国与印度）古代的哲学家、学者尽管习惯用生命哲学功能态定义的方法来定义概念，展开推理，但他们不知道还有静态的定性定量的概念界定法存在，所以，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而近现代的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哲学是舶来品，西方哲学一整套的理论是金科玉律，多是以此来套中国原有的学说、著作，对他们的理论原则，当科学定理看待，不敢有怀疑。因此，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实际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遑论概念定义方法这样很专业、很冷门，一般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
这也许就是圈外人、门外汉的好处了。许多东西都略知皮毛，因此就相信常识，而不惧怕“玄之又玄”（取其约定俗成义）的理论。也不迷信权威（多数情况是我不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与权威地位有多高），不讲什么学统、学派，倒少了些所知障。我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上，在撰写《还吾庄子》时，由分析熊十力对“法”的定义的错误，意识到佛教哲学定义概念的这一特点的。在《还吾庄子》中有详细的阐述，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我于写下本段文字的前一日（2010年7月22日）写的一段博客日志：
今晨，似醒未醒之间，在与人论“道”，醒来觉得几句话很重要，即记下备忘，以便今后在修订《还吾老子》等著述时用：
所谓“道”论，就是方法论。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有了方法的自觉。将方法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考察，而且意识到宏观的方法与微观（具体）的方法的不同，“道”论着重研究宏观的方法，就是行为法则、治世原则，这就是“道”。具体的方法，后来称之为“术”，“道”与“术”分别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没有的。西方哲学最多有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别，相对真理有局限性，但绝对真理就是相对真理的总和，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部分。但“道”与“术”的关系，就不是总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层次差别，这与西方哲学是平面的逻辑构成，东方哲学是立体的逻辑构成有关。
另外，东方哲学是生命哲学，宇宙本源本体不是不动的存在（实在），而是恒动的生命力，所以，宇宙本源本体是从功能态角度去认识、定义的，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没有离开方法论的本体论，这也是持西方哲学话语者无法理解的。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的概念去衡量东方哲学，不是刻舟求剑，就是削足适履。
生命哲学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本体论，对我来说，不是新的观点，然而是对此观点的一种更加明晰、更加准确、更加有力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观点（就讨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或对东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本体论而言）。在此之前，我说《老子》是有本体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不可能产生纯粹的哲学著作，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还不够明确与准确，我现在要说，《老子》哲学是以政治等世间法为研究对象的生命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合一的哲学。（请注意我对《老子》加的书名号，表明我说的《老子》哲学是就《老子》这个文本而言，对此文本到底是不是老聃所写，我没有很大的兴趣。尽管我在《还吾老子·道论》中说，如果《老子》不是周守藏史老聃所著，我的一些结论就要被推翻，这是基于我的一些结论，如《老子》说的是帝王术，是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德经》部分是他从唯他能看到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文献中摘出来的四十四段有关政治的论述，《道经》部分是他对其中三十七段写的注，也可以说是点评，与他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长、中国社科院院长身份地位密切有关，但即使这点被证伪，也不影响我对《老子》文本字面义的甄读。老实说，我确信，再有地下的考古资料发现，也不可能证伪这一点。但我之所以要强调只是基于文本，是因为老学研究与红学研究一样，作者是谁，一度成为“热点”，红学研究今天还在这问题上喋喋不休，老学研究好一些，但已经转移了对文本的关注。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本来应该是文本研究第一位的，对作者的研究，只是为了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但“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作者研究怎么说都是次要的。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现在的研究，往往捏着鸡蛋不吃，却去费心揣测它是哪个母鸡生的。）而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必须对生命哲学的定义方式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认识到生命哲学定义方式的特性，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此结论，是基于将“宇宙本源本体”（《老子》中称之为“恒”，《庄子》中称之为“道”，佛经称之为“妙明真心”）定义为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也就是从功能态上来定义。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其定义方式上。
生命哲学是四维思维的哲学，时间维度不仅为认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而且为价值观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制造哲学追求一时的效果，忽视长久的效应。
前面已经说过，农耕文化追求的是“久”，游牧类型文化追求的是“强”。但这种追求，是自发的，或者说是由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潜意识的。哲学思维，使这种潜意识的追求倾向明确化、逻辑化，成为话语。而要确立“久”的价值目标，必然要引入时间维度，使之成为四维思维，要求在变动的条件下考察对象。《老子》说：“天下皆谓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还真本《老子》第三十篇德章〔王弼本六十七章〕），是这种四维思维的典型表述。
这段话译成白话文，为：“天下的人都说我‘大’，但‘大’又不像大。其实，只有不像大，故而能成为大；如果像大，时间久了，还不变成细小吗?”
为什么像“大”，时间久了，就会变“细”“小”呢？这话现代人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解释起来颇费口舌，而在《老子》文本里，不做任何解释，好像这么一说，闻者就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了，由此也可见，人们在崇力文化的语境中、在制造哲学（《庄子》称之为“机心”）的影响下生活“久”了，心智是如何变“细”“小”了。
我来试着解释一下。我的解释，也是对老孔庄的心谛有所理解后，从崇力文化的语境中跳出来获得的认识。因此，这解释可能也是很受局限的。但我还没有看到对此更好的解释。
像“大”久而变“细”“小”，首先是固执于“大”，不愿变化、不肯变化，甚至害怕变化。但事物一定是在变化之中的，今天的“大”，一定不就是明天的“大”，不能随之变化，甚至反对变化、对抗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大”内容未变，到明天它一定在相形之下变“小”了。“大”与“小”是相对而言的。但不能说，是因为明天产生了更大的事物，所以使它变小了，因此得出它还要不断地使自己变大的结论。主要还是“大”的概念变化了。譬如，过去钢铁业的霸主，也是整个业界的龙头老大。但现在钢铁业变夕阳产业了，因此，它即使还是钢铁业的霸主，在整个业界，就排不上龙头老大的地位了。所以，《老子》说要“为而不恃”。不要使成果固化，更不要使成果成为包袱。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不怕打碎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哲学思维上说，就是源于《老子》“不肖‘大’”的思想。如果固执于“大”，固执于好不容易得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城一地，打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像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打延安保卫战，在东北也是固执于“独占东北”的决策，而不是及时转变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战争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因此，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战略决策的高下，而战略决策的高下，又决定于决策者的哲学思维的高度。现在有一种意见说，你们说儒释道的思想如何高明，怎么不见儒释道思想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意见，在逻辑上是不值得一驳的。但举此一例，也可见《老子》哲学思想光辉之一斑。
其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是好事，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好结果。但拥有“大”的好果实却生怕被人染指，甚至因“大”的地位而仗势欺人，贪求更大的好果实，那么，“大”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难逃前功尽弃，甚至身败名裂的下场。从“大”到变“细”“小”，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要“久矣其细也夫”。如果要“肖‘大’”，那此结果就是必然的。要避免变“细”“小”的结果，就一定要“大而不肖（大）”。“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还真本《老子》第二篇道章〔王弼本第二章〕）
就我的阅读所及，《老子》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联系到当今世界“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主流话语正在把人类社会急速拖向崩溃的边缘，可见生命哲学的四维思维，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引导人类走出黑暗迷宫的一支火炬。
要了解《老子》完美、严密、高深的哲学体系，请参看《老子走近青年·综论·五．〈老子〉哲学体系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