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建立“历史理性”的第一步，首先是以民本的话语对统治者的言行加以监管。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实，何止是“乱臣（大权在握的重臣）贼子（谋夺君位的世子）惧”，昏君、暴君，一样对《春秋》十分畏惧。《春秋》经传（传主要是同时代人左丘明作的《左传》）对昏君、暴君的鞭笞是十分严厉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严厉，使自汉代产生的今文学派，一直把《左传》斥之为后人伪托之书，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不敢相信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会这样批判君主，孔子至少是应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吧。但孔子当年可能梦见周公、梦见文王，却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后人塑造成他一贯反对的宗教性“偶像”被供起来。因此，他绝不会为了受后世君王的祭拜而回避对现世君主的批评，而用不可更改的历史记载来规范统治者的言行，正是他修《春秋》的目的。在此之前，鲁国的史书《春秋》，仅起到了记载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作用。孔子修的《春秋》，就是在史实记载里加进了价值评判。所谓“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就是以对史实的叙述来建立价值观。没有“春秋笔法”，历史就是历史，价值观就是价值观，历史起不到镜鉴的作用，更不能给价值体系提供稳固深厚的基石。因此，孔子修《春秋》，在当时是个伟大的创举，从历史的意义来看，是建立中华崇德文化话语权的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老子》提出“道德”的价值观，是确定了中华崇德文化的出发点，那么，孔子修《春秋》，就是中华崇德文化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不仅表明整个行程开始了，而且决定了前进的方向。
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就是说，理解我的、赞同我的人，一定是通过我修订的《春秋》，认识到修《春秋》文化意义，才认识到我的价值的。“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要怪罪我的、批判我的人，也一定是感觉到我修订的《春秋》对他们的言行造成的压力与威胁，所以要诋毁我。孔子对修《春秋》的文化意义是有充分的认识的。正如孟子所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就是“王”，“天子之事”就是“王道”，《春秋》就是弘扬王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没法预计到后人会用歪曲、阉割、篡改他的思想，把他捧上神位、塑造成偶像的方式，让他扮演他毕生反对的那套君本专制话语的卫道士。
孔子时代的人还比较单纯，百家争鸣，心中怎么想，嘴上怎么说，极端的利己主义，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最多是掩耳盗铃、阳奉阴违，那套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到了《韩非子》时代，《解老》、《喻老》，就打着“老子”的旗号，以售其奸了。孔子如果活到那个时候，对修《春秋》的文化意义就不敢那么自信了，甚至可能也会像庄子那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因为篡改是对付真理的最有效的也是最难以预防的办法。佛说：末法时代不能得闻正法。不是那些经卷湮没失传了，而是对佛法奥义绝大多数人不能体悟、领会了，因为世俗的崇力文化的话语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在显意识层面上，崇力文化话语，将崇德文化话语重重遮蔽了，一般人已不习惯按崇德文化的理路去进行思考了。同样，《春秋》与《左传》的书还在，但一般人不会想到去读，就是专业研究《春秋》《左传》的人，大多是被崇力文化的话语格式化了头脑，看不出孔子苦心孤诣的微言大义。
故而，需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孔子修《春秋》的深刻用意。
读过文天祥《正气歌》的，应该对“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一句有较深的印象，因为“太史简”和“董狐笔”树立了“史笔”的典范。这两例就都来自《春秋左转》。但实际上，孔子对这两件“弑君”事件所持态度有明显差别的。从此差别中，可以看到孔子的民本价值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绝非被妖魔化以后的思想僵化的卫道士形象。
按时间顺序，先说“在晋董狐笔”。
赵盾是晋国的大夫，公元前621年，晋襄公死时，他是晋国的宰相。当时，晋国和秦国频频交战，形势紧张，而襄公的太子夷皋年纪尚幼，所以，晋国的国人提出要立年长的公子为君。赵盾提出立襄公的异母兄弟、寄居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国君，大夫贾季提出迎寄居在陈国的襄公异母兄弟公子乐来做国君。赵盾派人去秦国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迎公子乐。赵盾派人在路上把公子乐杀了。而贾季为报私仇，指使续简伯杀了阳处父，赵盾就杀了续简伯。贾季为避祸，出奔狄国，赵盾派人把他的家属送去，这样，就平息了夺位之争。但太子夷皋的母亲穆嬴不干了，白天抱着太子在朝堂上哭哭啼啼，说：“先君有什么罪？他定的继承人有什么罪？舍弃法定的继承人不立，反而到外邦去求新君，将怎么处置太子啊！”出朝堂，又抱着太子来到赵府，对着赵盾磕头，说：“先君亲自把太子托给您，说：‘这小子有出息，是我接受你的恩赐；这小子没出息，我可只怨你啊！’现在，先君虽然过世了，他的话还在耳边，而要舍弃太子，这是什么道理？”赵盾和各位大夫都顾忌穆嬴，也害怕国人支持穆嬴，以武力逼迫，拥立夷皋，就推翻迎立公子雍的决议，立夷皋为君，这就是晋灵公。那边秦国已经派兵送公子雍来就君位了，赵盾又带兵跟秦国军队打了一仗，幸好是胜了。晋灵公的君位也坐稳了。按说赵盾是拥立晋灵公的大功臣。
但那个晋灵公年长以后，却是个昏君加暴君。他以装饰宫墙的名义，加征赋税；又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看人们躲避弹丸以取乐。赵盾和随会等大夫一再进谏，晋灵公都是口头答应，其实不改。到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又因为熊掌没有蒸熟，把一个家臣杀了。他让一些宫女把尸体裹在草包里，拉到宫门外去丢弃，经过朝堂，正让赵盾、随会看见从草包里露出来的手。问明了情由，赵盾要进宫去进谏，随会说：“如果您进谏了不听，就没有人可以继续进谏了。还是让我先进谏，不行，您再继续来。”随会进宫三次，晋灵公都躲避不见，实在躲不过，就对随会说：“我知道错在哪里了，会改正的。”随会叩头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但晋灵公还是怙恶不悛，赵盾就言辞激烈地进谏。晋灵公把赵盾视为眼中钉，就派武士鉏麑（xú ní）去刺杀赵盾。凌晨，鉏麑到赵府去，内室的门开着，望进去，赵盾已经穿好官服，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他就坐着打瞌睡。鉏麑悄悄退出来，感叹说：“不忘恭敬，是民众的主心骨，杀害民众的主心骨，是不忠（负责）；背弃君主的命令，是不信。人如果不忠、不信有一样，还不如去死。”于是，他就头撞槐树而死。
晋灵公还不肯罢休，到这年秋天九月，晋灵公又请赵盾饮酒，埋伏了甲士准备对他下手。赵盾的侍卫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就登上厅堂，对赵盾说：“臣子陪侍君主用宴，酒过三爵，不合礼仪。”扶着赵盾就走。晋灵公情急之中放出凶猛的獒犬来，提弥明和獒犬搏斗，把它杀了。埋伏的甲士也冲了出来，赵盾边斗边出，提弥明为了掩护他，被甲士杀死了。在危急当口，甲士队伍中有一人倒戈来护卫赵盾，保护赵盾脱离了险境。赵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当年桑树荫下快饿死的人。”赵盾想起来了，当年他围猎首山，在桑树荫下休息，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问他生什么病，那人回答说：“我三天没吃饭了。”赵盾马上叫人给他饭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半，把另一半饭食留存起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人回答说：“我出门求职已经三年了，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快到家了，我把这些饭食留给母亲吃。”赵盾闻言很感动，让他把这些饭菜吃完，另外，给他一箪饭和肉，装在皮囊里给他。想不到那人后来成为晋灵公的甲士，眼下救了他的命。赵盾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就此告辞。从此例，也可知赵盾执政是深得人心的。在惜墨如金、“一字为褒贬”的《春秋左传》里，特别插叙了这个无名甲士的故事，鲜明地表现了孔子、左丘明用修《春秋》经传的办法来确立民本历史价值观的微言大义。
赵盾逃出险境，就出奔他国，这是当时诸侯、世子、大夫等避祸常用的方法。到边境，听到堂姪赵穿攻打桃园，把晋灵公杀了。他就赶了回来，派赵穿到周王室去迎公子黑臀回来即君位，这就是晋成公。但晋国太史已经把这件事记录在史册上：“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公之于众。赵盾说：“这不对，我没有杀国君。”太史说：“你作为大权在握的正卿，说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不讨伐杀死国君的叛贼，不是你指使的，又是谁呢？”赵盾叹息说：“《诗经》上说：‘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因为我的怀恋，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这就是说的我呀。”
因为晋灵公之死实在是罪有应得，杀死晋灵公，不管是否赵盾指使，都是为民除害。所以，《左传》记载孔子对这件事的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董狐，古代的好史官，按照原则来记录史实，不有所隐讳。赵盾，古代的好大夫，为了维护原则而承受恶名。可惜啊，他如果越过了边境，这弑君的恶名就可以免了。这充分表达了孔子对赵盾的正义行动的同情与肯定。但董狐秉笔直书，开创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严肃性、客观性的传统，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其实，同时值得肯定的还有赵盾“为法受恶”的精神，这也许更加难能可贵。
而“在齐太史简”，崔杼（zhù）弑齐庄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崔杼和赵盾一样，在立新君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不同的是，立晋灵公非赵盾本意，而立齐庄公则是崔杼一手操办。齐灵公本来立了太子光，但后来宠爱从宋国娶来的妾戎子，就答应戎子以过继给她的公子牙为太子。公子牙的亲生母亲仲子倒是竭力反对，认为这将种下祸根，齐灵公不听，说：“这我说了算。”就把太子光废了流放到齐国的东部边境去，另立公子牙为太子，还为公子牙请了大夫高厚为太傅、夙沙卫为少傅来保驾。崔杼看到辅助新立的太子没他的份，就在齐灵公生病的时候，悄悄把太子光请回来，等齐灵公病重，就立太子光为君。太子光一掌权，就把戎子杀了，把尸体抛在朝堂上示众。这个亮相，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暴君的本性。《左传》说：“光杀戎子，尸诸朝，非礼也。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按照礼法，对女人不处以黥（刺面）、刖（yuè 截腿）等肉刑，即使处以死刑，也不把尸体在朝堂或市口示众，所以《左传》说太子光这样做“非礼也”。太子光和崔杼这样做，就是要用暴力来压服大臣们，表明他们都是拜“力”（权力与暴力）主义者。到夏天五月壬辰日的晚上，齐灵公死了，《左传》特别写明齐灵公是死在“五月壬辰晦”，这个“晦”是否在暗示齐灵公的死因暧昧不明呢？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来看，这完全是可能的。齐灵公一死，太子光立即正式即位，这就是齐庄公。齐庄公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公子牙拘押起来，同时派人去抓公子牙的少傅夙沙卫，因为夙沙卫在换太子这件事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夙沙卫听到风声就跑到高唐据城叛变。八月，崔杼又把担任公子牙太傅的大夫高厚杀了，把他的家产妻妾全部掳来。所以，齐庄公的即位，完全是场政变，充满了血腥味。虽然这是由齐灵公废长立幼、废嫡立庶造成的，齐灵公有很大责任，他就是死于非命，也可说咎由自取；但戎子即使有过，也罪不至死，高厚、夙沙卫、公子牙更没有什么罪，但他们或被杀、或逼反、或被拘，齐庄公和崔杼做得太过分了。他们以使用暴力一时得意，也因为染上了暴力瘾而死无葬身之地。
到六年之后，暴力瘾发作，崔杼把齐庄公杀了。两年后，他中了庆封的计，结果祸起萧墙，家破人亡，他也自缢身亡，死后还被戮尸。
事情的起因在一个女人。齐国棠邑大夫棠公的妻子棠姜非常漂亮，棠公死了以后，崔杼去吊唁，一眼就看上了，要娶她为妾。崔杼的家臣东郭偃是棠姜的弟弟，他就让东郭偃去说。东郭偃说：“男女不能同姓结婚，您是齐丁公的后代，我是齐桓公的后代，都姓姜，不可以通婚的。”崔杼因此占了一卦，是困卦变大过卦，此卦很凶，但掌卜筮的史官都说“好”，这也是崔杼暴力压服的结果。崔杼拿这个占卦结果去给大夫陈文子看。陈文子又名田文子，就是后来取代姜氏做齐国国君的田和子的祖先。陈文子老实告诉崔杼，这个卦显示，娶妻是有大祸的。崔杼说：“她是寡妇，有祸也应在她死去的丈夫身上了。”就把棠姜娶了过来。齐庄公本来和棠姜私通，听到崔杼娶了棠姜，就气急败坏找到崔杼家来，还当场拿起崔杼的发冠赐给他人。身旁的侍者对他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齐庄公说：“他不是崔杼，就不能戴发冠吗？”齐庄公发了一通威，崔杼深感羞辱。因为齐庄公当时乘机会讨伐晋国，崔杼忿忿地说：“晋国一定会报复的。”就产生了杀了齐庄公以取悦晋国的念头，但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时，齐庄公因故鞭打他身边的侍从贾举，过后又亲近他，崔杼就收买贾举，在齐庄公身边做间谍。
这年五月，莒（jǔ）国君因为两年前与齐国的交战，到齐国来朝见，表示讲和的诚意。齐庄公在北郭设宴招待莒国君，崔杼托病不参加。第二天，齐庄公就到崔杼家去问病。看到棠姜，就跟着她来到内室。棠姜进入内室，关上门，与崔杼悄悄地从侧门溜走。齐庄公还以为棠姜在室内，就拊着门旁庭柱唱歌，向旧情人倾吐衷肠。贾举把其他侍从拦在内院门外，自己到院内，关上了门。时机成熟，埋伏的甲兵冲了出来。齐庄公一看情况不妙，就逃到高台上，请求放了他，不答应；请求订立盟约，也不答应；请求让他到太庙里自杀，还是不答应。士兵们都说：“您的大臣崔杼病得很重，不能来执行您的命令。崔府与君主的宫室很近，我们只知道执行崔大夫的命令，夜里惩办干**勾当的人，没有别的命令。”齐庄公想翻越围墙逃出去，被一箭射中大腿，跌落在地，士兵围上来把他杀了。崔杼大开杀戒。把齐庄公的侍从，包括贾举在内，以及他的宠信之臣，统统杀光。
齐国大夫晏婴听到这消息，就跑到崔杼家去，站在大门外，要求进去。守门人问：“你要为国君去死吗？”晏子说：“他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如果是，我就该为他而死。”“那么，你要去流亡吗？”“我有什么罪吗？如果是这样，我就要去流亡了。”“那你要辞官归隐吗？”“君主死了，怎么可以归隐呢？做民众的国君，难道是凌驾于民众头上？社稷才是主人。做国君的臣子，难道仅是为了有口饭吃？社稷才生养我们。故而，国君是为保卫社稷而死，我们就为他而死；国君是为维护社稷而流亡的，我们就随他流亡。如果是为自己的原因而死而流亡，不是与他私人关系亲密，得到他许多好处的人，谁会进而去承担这份责任呢？况且，有人拥有君主的恩宠又杀了国君，我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为他去流亡？凭常理我为什么要辞官归隐呢？”晏子这段话，大义凛然，谴责了齐庄公的“君不君”，也谴责了崔杼的“臣不臣”，斩钉截铁地宣言为君为臣都要以服务社稷来衡量行为、确定价值。《左传》记载晏子这些话，其实比记载“崔杼弑其君”还重要。可惜在长期的君权独裁的社会里，这些饱含着民本思想、民主精神的话语，被重重遮蔽了。现在说起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像在中国古代“民主”思想是稀缺资源。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民主”“民本”思想不仅不稀缺，而且还是主流话语。
邪不胜正，历来如此。晏子手无寸铁，但他代表着正义，使专横跋扈、嗜杀成性的崔杼也感到畏惧。大门打开了，晏子进入里面，头枕在齐庄公尸体的伤腿上大哭一场，然后起身，按礼仪哭着顿足三下，转身出门而去。旁边的人都以为崔杼必定会杀了晏子，崔杼却说：“他在民众中有声望，放了他，能得到民心。”
两天后，崔杼立齐灵公的另一个儿子为君，这就是齐景公。崔杼任左丞相，庆封任右丞相。齐国的太史在史册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立刻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也是史官，接着这样写，崔杼还是把他杀了。他的弟弟还是史官，照样这样写，这回，崔杼害怕了，也许他想到了一身正气的晏子，就把他放了。一个在南方的史官，听说太史的兄弟都死了，就拿着史简赶去。路上听到第三人已经写上了这一条，才回家去。
崔杼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杀史官的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人，这全因为《春秋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确立了史笔的权威与庄严。这权威与庄严固然是史官用鲜血奠基的，更是由孔子修《春秋》来确立话语权的。而这种话语，通过对史书上“弑君”事件的具体描述，把矛头首先指向“不君”的君主，使史书成为暴君、昏君、不君的紧箍咒。
《春秋左传》对“不君”的君主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非常严厉的，再举一例，那就是卫灵公的太子蒯聩：
公元前496年，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而召请宋国大夫朝到洮城见面。南子的娘家在宋国，因为有传说南子在娘家时与朝相好，所以，宋国人对这次会见颇多讥辞。蒯聩正好出使齐国，经过宋国的野地，听到讽刺这次会见的民谣：“既然已安顿好了你的母猪，何不归还我的老公猪”，觉得是奇辱大耻。他对家臣戏阳速说：“跟我去朝见南子，她见了我，我回身走后再转过头去看她，你就冲上去把她杀了。”戏阳速一口答应：“是。”于是去朝见南子。南子见过蒯聩，蒯聩回身走后，回头看了三次，戏阳速就是不冲上去。南子看出苗头不对，就哭着跑进宫去对卫灵公说：“蒯聩要杀我！”卫灵公牵着南子的手登上高台，准备应付蒯聩发兵来攻打。这边蒯聩却立刻逃亡到宋国去了。卫灵公就把蒯聩的余党全部驱逐了。蒯聩对人说：“那是戏阳速害了我。”戏阳速对人说：“是太子害我。太子无道，指使我杀死他的母亲。我如果不答应，他就要加害于我；如果我杀了夫人，他又将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正因为这样，我一口答应却不做，以此延缓我的死期。谚语说：‘民保于信’，我的信用是取义的。”戏阳速的话可能有点自我辩护、言过其实，但由此也可见蒯聩在家臣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缺乏信义。譬如他设计的回头看然后让家臣冲上去杀南子的暗号，就可以理解为给以后推托干系留下了伏笔。《左传》详细纪录了事情的过程与蒯聩、戏阳速的两种说法，贬蒯聩的倾向性已十分明显。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死了。死前，他明确表示没有蒯聩这个儿子，准备传位给公子郢，公子郢不肯接受，由公子郢提议，传位给了蒯聩的儿子辄。与公子郢的谦让形成明显对照，蒯聩看到接位无望，就跑去投奔卫灵公的宿仇，晋国权臣赵鞅（赵简子），由赵鞅派兵先占领了卫国的戚城，然后让蒯聩戴上丧冠，再派八个人装扮成从卫国来迎接太子的报丧人，哭哭啼啼地入城居住，为他回国从自己儿子手上抢回君位做准备。但他的图谋遭到了卫国国人的抵制。
更使蒯聩出洋相的事还在后面。这年八月，齐国给晋国权臣范氏输运粮食，请郑国派兵护送，赵鞅在戚城阻击。开战的那天，赵鞅让邮无恤驾战车，让蒯聩执长矛在右边当助手。战前，登上铁丘去观察敌方阵营，看到郑国的军队人很多，蒯聩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驾车的邮无恤把供牵拉上车用的绳索递给他，很鄙视地说：“女人！”赵鞅发表战前动员，给大家鼓气。蒯聩在一旁祷告说：“曾孙蒯聩斗胆向太祖宗周文王、祖宗康叔、祖父襄公祷告：郑国国君帮助晋国的乱臣，使晋国君处境困难，不能治乱，派遣赵鞅讨伐乱臣。蒯聩我不敢贪图自己的安逸，执持长矛参加战斗。斗胆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折骨，不要让我破相，以成大事，不要做出使三位祖先蒙受耻辱的事情来。如果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不敢请求改变，如果像佩玉这样的身外之物要受损失，我也不敢因为爱惜而请求保留。”《左传》所载的这段祷告，真是绝妙好辞，活画了一个胆小鬼的嘴脸。
在后来的战斗中，郑国的战将击伤了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中，蒯聩挥动短戈，把赵鞅救了下来，但军中先锋的旗帜却被郑国将士抢去了。范氏的家臣公孙尨，感念赵鞅曾经的不杀之恩，在晚上带领五百人，偷袭郑国的兵营，夺回了先锋的旗帜。由公孙尨的帮助，赵鞅打败了郑国的军队。战斗胜利以后，赵鞅说：“我趴在弓囊上吐血，但鼓声不慢不轻，这次的功劳我最大。”蒯聩说：“我在车上救下了君主，又打退了敌人，在右边车将中，我功劳最大。”邮无恤看他们自吹自擂，听不下去，说：“我驾车，两根皮缰绳快断了，我能使它们不断，我是驾车的人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完，让战车载上一根短短的横木，再启动，两根皮缰绳一下子都断掉了，看得赵鞅和蒯聩瞠目结舌。
就是这样一个既胆小，又爱吹牛，更有极强的权力欲的宝货，搞复辟也是偷鸡摸狗，见不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