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本来是传承道德精神的有效形式。先秦的天子祭天，有以祖先配享的礼制。“相传有虞氏（舜）以黄帝配天，夏后氏（禹）因之，殷以帝喾，周以后稷。”（《辞源》）配天的祖先，都是道德模范（圣人），为了证明“天下为家”（中央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其实舜不在内）以后，这一家一姓的执政权的取得，是因为祖先的“有德”。有德的祖先成为道德精神的文化符号。但因为家长制与君权专制使这种形式逐步异化的倾向，在春秋时代已变得很明显，因此，由孔子的身体力行，农耕文化的又一特点：以历史理性代偶像崇拜，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这还是要说到中国人的宗教观，因为偶像崇拜是西方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按西方的宗教观，构成宗教的三大要素：偶像崇拜、教义、仪规，其中偶像是区分本教与异教的标志，教义和仪规是区分教内各派的标准，因此，偶像是最重要的要素。
有些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在传教时说，基督教崇拜上帝，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所以上帝不是偶像，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是正教，是正神。而信佛教要到庙里去求神拜佛，神、佛都只是泥塑木雕的偶像，都不过是死去的人，所以佛教是搞偶像崇拜，是邪教，是魔鬼。
我对基督教教义了解不多，但就我接触到的基督教经典和文献，好像并没有从反偶像崇拜的角度来宣传基督教是正道的。我只见到基督教的书籍说要信上帝，不能信别的神，不能信假先知，更不能信魔鬼撒旦，信上帝就是偶像崇拜。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不是说只有一个神，天国里除了上帝，还有耶稣，还有圣母玛利亚，还有死后进天堂的使徒、圣徒，还有许多天使与天使长，他们都不是人，更不是魔鬼，也不是在地狱、炼狱里受苦的灵魂，只剩下以“神”来称呼他们了。说一神教，就是只崇拜上帝，不要去崇拜其他的神，至少不能让对其他的神的崇拜超过对上帝的崇拜。这个受崇拜的唯一的神，就是“偶像”。因为我们称之为“偶像崇拜”的崇拜，是一种绝对的崇拜，一种毋庸置疑的崇拜。把“偶像崇拜”理解为对泥塑木雕的神像的顶礼膜拜，是偷换概念。这也许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传教话语。因为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的理念，正是由老孔庄建立起来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观就是反偶像崇拜的。也许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相信，这么说，能够打动中国人的心。
为什么这么说？
偶像崇拜是一种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也讲不出什么道理的崇拜。譬如，有基督教徒宣传一定要崇拜上帝，说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人。就算此说是事实，但你也可以问，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就要对他绝对崇拜吗？按此理，父亲创立了家业，生出了我，抚养了我，我就要对他绝对崇拜、绝对服从吗？但这样的问题在基督教里是不能问的，问了就是渎神；而在佛教、先秦的道家与儒家，不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支持这样的质疑。《老子》说，“玄德”（天、地、人最基本的美德）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明确否定了因为“造物”就有绝对权柄、就受绝对崇拜的话语。
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加上印度佛教，可称之为东方的宗教观，就是建立在反偶像崇拜的基础上的。凡宗教都有崇拜，但东方的宗教观，不是对某个权威、偶像（如上帝）的绝对崇拜，而是对道德精神的信仰、崇拜，因此是一种理性的信仰、崇拜。
据文献记载，早在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就有了“天地”崇拜的观念。有学者说，对“天”（对“地”也一样）的崇拜，是对人格神的崇拜；也有说是原始的对自然物的崇拜；这些说法，我认为都不到位，也是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来套用的结果。中国上古崇拜的“天”（地），是超乎“鬼”“神”之上的。“鬼”“神”是人格神，“天”高于“鬼”“神”，就不能以人格神来理解、指称。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也是天神，并不就是“天”。如果说“天”的概念类似于“上帝”，那么，人格神只是中国古代的“鬼”“神”，基督教里的耶稣、圣母、天使等。
“天”的概念类似于“上帝”的概念之处，一是高于人格神，二是抽象的、不具象，三是它有意志，有“天命”、“天意”、“天谴”等。因此，对“天”的崇拜，不是原始的对神秘的自然力量的崇拜。
与“上帝”概念不同的是，“天”不是全知全能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中》），因此，“天”的意志就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对“天”的崇拜不是对偶像（权威）的崇拜。
《圣经》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西方唯物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其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上帝。反正，在西方宗教观里，上帝还是具象的，并不是高度抽象的，与偶像有摆脱不了的联系。而在中国人的宗教观里，“天”是高度抽象的，是一种理性精神、自然规律的体现。到《老子》，认为“天”的抽象程度还不够高，又提出了“道”（先天地生，为“天地母”的宇宙最大生命体）、“恒”（宇宙的本源本体）的概念，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恒）”。到庄子时代，“恒”与“道”合而为一，“道”成为中国人观念中的宇宙本源本体，直至现在。（对“道”、“恒”概念的详细论述，请看《还吾老子》。）
中华民族的宗教观与西方的宗教观，在崇拜对象上有这样的分别，从社会存在角度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的分别所决定的。从思维方式上说，是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分别所决定的。这在以后详论。这里要说的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宗教观是基于理性崇拜而不是偶像崇拜，所以，当祭祀这种维系传统的方式开始流于形式、开始变味后，以历史理性来替代宗教仪礼的话语，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前台。
孔子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宗教观进行了梳理，作出了价值定位。
《礼记·表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孔子说：“君子（合格的贵族）所谓的仁者很难做到吗？《诗（经）》中说：“行凯弟（悌）之道的君子，就像民众的父母。”所谓“凯”，就是强制性进行教育；所谓“弟（悌）”，就是说服安抚。以音乐舞蹈等娱乐手段来潜移默化，但不过度；遵守规矩而又充满亲情；威严庄重而又安详，顺应自然，不刚愎自用；奉行孝道，以德行继承发展家族的事业，慈爱待人，恭敬事天。领导民众，有父亲的权威，母亲的亲切。像这样才可以称为民众的父母，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谁能做到呢？今天的父亲关爱自己的儿子，贤能的多关爱，能力差的关爱也少；母亲关爱儿子，贤能的则关爱，无能的则怜悯。母亲，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父亲，是权威而不讲亲切。就像水对于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火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大地对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天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天命（理性）对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鬼神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
孔子说：“夏朝的政治法则是重天命的，崇敬鬼神而将这种敬肃的态度推而广之，贴近人事，忠诚负责，亲切而不重权威。先给以俸禄，然后树立威信；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夏朝民众的弊端在于，缺乏知识，认识浅陋，个性张扬而缺少约束，淳朴而不修饰。殷朝的统治者崇拜鬼神，率领民众对鬼神顶礼膜拜，绝对服从，先听鬼神的旨意（用占卜等方式），然后才讲人事规则；以惩罚为主，奖励为辅。殷朝民众的弊端：胆大妄为而不能顺应自然，只讲目的，不择手段。周朝的统治者注重人事规则与政治措施，崇敬鬼神而将这种敬肃的态度推而广之，贴近人事，忠诚负责。它的奖励与惩罚用等级制度来显示，亲切而不重权威。周朝民众的弊端：追求功利和取巧，讲究修饰而无惭愧之心，为谋取不当得利而搞阴谋诡计。”
孔子说：“夏朝的政治法则，没有亵渎祭祀时的告天与鬼神的文辞，不求全责备，不对民众提出过高的要求，民众也没有厌弃当政者家族。殷朝的统治者虽然没有亵渎人事规则，但对民众求全责备。周朝的统治者鼓励民众逞强，虽然没有亵渎鬼神，但奖励与惩罚的手段都用尽了。”
孔子说：“舜和夏朝的施政法则，使民众很少抱怨。殷朝和周朝的施政法则，弊端就太多了。”
虽然孔子这段话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但因为三代的政治法则是建立在宗教观的基础上的，所以，首先是梳理了三代的宗教观。
理想的宗教观是“有父之尊，有母之亲”，这很难办到，退而求其次是“亲而不尊”，再退是“尊而不亲”。孔子认为，到“尊而不亲”，弊病就很大了。同样是“亲而不尊”，周朝“强民”，鼓励民众逞强、竞争，比起夏朝的“不求备，不大望于民”（统治者不向民众索取太多，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又差多了。
由此可见，孔子提出的“亲而不尊”的宗教观，正是“崇德”理念的体现，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因为政治上的“崇德”理念，是只有站在民本立场上才能提出的，站在君本立场上，只能是“崇力”。“崇德”之“崇”，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崇力”之“崇”，是屈服于权威的崇拜。
到这里，可以讨论一上来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的‘正常人’，似乎是以崇力文化为超我，以崇德文化为本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颠倒？”
超我、自我、本我的心理层次三分说，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在这样的心理层次三分说中，超我是社会意识，是先验地用教育、训导等方式强加给个人的。自我是个人的理性意识，我思故我在，所以，被西方心理学认为是人的主体。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被称为潜意识，就是没有以理性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弗洛伊德还认为，潜意识里的本能，除了正当的本能，还有大量被超我与自我压抑到潜意识里的不正当的本能，例如男孩的恋母本能、女孩的恋父本能，和失控的性本能等（弗洛伊德心理学把心理疾病与心因性疾病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性本能），弗洛伊德将此称为情结，情结解不开，日积月累，就可能致病。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没有器质性改变的心理疾病，如头痛、严重的神经衰弱等；以后又发现很多器质性疾病，也是因为情结在作怪，这些病称之为心因性疾病。因为弗洛伊德主要是从治疗心理疾病方面来建立他的理论的，所以，他的理论容易给人造成潜意识是个垃圾桶的印象。情结致病，就像储存过多、过久的垃圾发臭了。用催眠、与心理医生谈话等方法，使潜意识里的情结浮现出来，就好像把发臭的垃圾清理出去。基督教的教徒向神职人员个别忏悔的方式，其实也能同样起到心理解痉的作用。
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层次三分说，和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对心理结构的分层是相一致的。超我，相当于荀子说的“礼”；自我，相当于荀子说的“义”（义者，理也）；本我，相当于荀子说的“性”。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古者圣王以（因为）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正因为这样）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驯）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只不过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礼”“义”对“人性”的矫治，可能引起心理和心因性疾病，需要用心理治疗手段来疏导，但他并不否定“礼”“义”对“人性”矫治的正当性。
荀子可以说是最早对崇力文化、君本主义作理论阐述的人。所以，他的思路正好与崇德文化、民本主义的理论相反。一样倡“礼义”，孔子是主张在顺应民意、顺应天性的基础上，用文化手段来调节、规范人的行为（详见拙著《孔子原来这么说·两条礼教路线》）。如果以“有利于社会化生活的言行”来定义“善”，以“有害于社会化生活的言行”来定义“恶”，那么，“善”就天然地在民众这一边，这就是话语上的“民本”——民本主义。老子、孔子、庄子就是这样来定义、推理的。这就是崇德文化。崇德文化，就是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来定义统治者的“善”。
因此，老子说：“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成功遂事”还在其次，首要的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让百姓感到这些事功，正是他们自己想干的，是顺应了他们的天性、顺遂了他们的心愿的。
而荀子不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他认为“善”天然的就在君主这一边，“恶”在民众这一边，所以社会需要有人来统治，以统治者的“善”的意志来改造民众的“恶”的本性。从荀子出山以后，孔子倡导的儒家就不能不变味了，儒家的变味，就意味着崇德文化开始在显意识的层面上逐渐被崇力文化歪曲、阉割、遮蔽。尽管荀子从来没有能取代他的论敌孟子，成为儒家的亚圣，到十年浩劫中又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当时对“法家”的定义很可商榷，但对荀子来说，倒也可以说是得其所哉），但汉儒以后实际奉行的是荀子这一套。因此，中国人并不是在今天才“以崇力文化为超我，以崇德文化为本我”，而是两千多年来逐渐如此、长期如此。为什么中国人的“超我”“本我”会发生这样的颠倒？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颠倒，也不可能发生颠倒，而是东方和西方、崇德文化和崇力文化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错觉”。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中，“超我”代表“善”，“本我”中与“超我”相对的部分——“情结”代表“恶”。《荀子》中“礼”代表“善”，“性”代表“恶”。“善”以权威的形态出现，对“恶”采取强制的手段。
崇德文化正相反。崇德文化认为“善”在“性”中，如果人性中不是天生有“善”，作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善”又从何来？用弗洛伊德“本我”“超我”的定义，“善”在“本我”里，“超我”里的“善”的观念，是后天的，还要用“本我”的“善”性来加以检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承担检验“超我”任务的是理性“自我”。崇德文化则认为这个理性“自我”只是“言”而不是“道”，只能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起不了检验“超我”的作用。用“自我”去检验“超我”，就是用一种观念去检验另一种观念，从逻辑上说，就像用一种公理系统去检验另一种公理系统一样徒劳。
《庄子·齐物论》中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假如让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不能胜你，你真的就对了吗，我真的就错了吗?我胜了你，你不能胜我，我真的就对了吗，你真的错了吗?那些观点有的情况下是对的，有的情况下是错的?那些观点都是对的，那些观点都是错的?我和你相互之间并不能彻底弄明白。人本来就受到他自身观念的蒙蔽，那么，我们让谁来纠正呢?让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你一致，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看法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一致，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和你意见都不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和你都不同，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和你的看法都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和你都一样，怎么能指正?那么，我和你和别人全都不能相互透彻了解，还要守着那立场吗?
因此，崇德文化讲的教化，是顺应天性，没有千篇一律的统一模式。《论语》中说：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居住在达巷党的人说：“包容大气啊，孔子！广泛地教化而又不强制推行什么定式、教条。”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驾车的？射箭的？我是驾车的。（只管给射手创造射箭的良好条件，怎么能管射手怎么射箭呢？）”
这是典型的崇德文化的教化理念，可惜两千多年来被崇力文化严重掩蔽了，以致汉代以后的《论语》注释本，把这一章注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从这样的教化理念出发，所以《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尽管这段话中的“善”是指“高效”，“恶”是指“遭厌恶”，与“性善”“性恶”中的“善”“恶”有所不同，但后者是从前者引申、转义而来，概念之间是有联系的。崇德文化的教化，不是要把万物统一到一个生存模式上来，哪怕这个模式非常好。《庄子》中就反复讲这个道理。《养生主》中说：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泽地里的野鸡即使要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颗食物，跑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生活在人看来很艰苦，但它并不希望被养在笼子里。被畜养，尽管看上去神采焕发，但它其实不快活，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天性。
因此，崇德文化的教化，是帮助民众以适合他们天性的方式去生存、发展。
孔子将此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的“立”、“达”是使动词，“立人”就是“使人立”，而不是“要人立”；“达人”是“使人达”，而不是“要人达”。自己想要确立的、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大有利的，因此，要使有愿望确立、达到此目标的他人也能做到。这就是佛教说的“布施摄”，用布施的方式来度人。
说到这里，应该可以进一步明白孔子分辨“亲而不尊”与“尊而不亲”，将“亲而不尊”置于“尊而不亲”之上的用意了。“亲而不尊”，像母亲一样，“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这是从“子”需要关爱的角度来定义其价值的。“亲而不尊”高于“尊而不亲”，就是依据“子”的立场的价值定位。依据“父”的立场来价值定位，则应该是 “尊而不亲”高于“亲而不尊”，因为通过“亲贤而下无能”，可以激励子辈奋发竞争，提高能力，让能力强的来接班，使家业更加兴旺。以“子”喻民众，以“父母”喻君主，“亲而不尊”就是民本价值观的体现，“尊而不亲”就是君本价值观的表现。
因此，崇德文化认为“善”在“本我”（潜意识）里，“恶”则可能在“超我”（前意识，相对个人的自觉的理性意识而言是先验的，因此称之为“前”）和“自我”里。“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能向外界去学得来的，但先天的“善”会被后天的“恶”（如贪欲等）遮蔽，去掉后天的污垢，先天的“善”就会大放光彩。所以，崇德文化的教化观，是“修”而不是“学”，“修”，就是把后天的污垢（道教叫“识神”，佛教叫“众生心”、“生灭心”）去掉，显出本性（道教叫“元神”，佛教叫“妙明真心”、“本来面目”）。
因此，从弗洛伊德的定义来看，中国人在“超我”与“本我”中的“崇力文化”与“崇德文化”位置好像颠倒了，因为一般中国人天然觉得“崇德文化”高于“崇力文化”；“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是“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恶”。而从东方生命哲学的定义来看，无论儒释道，都认为崇德文化、“善”性在“本我”里，而崇力文化、“恶”则可能在“超我”和“自我”里。本来，将“超我”定义为权威意识，对“本我”进行监控、压制，就是崇力文化的思维方式。如说“颠倒”，不是中国人的“超我”与“本我”把“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放颠倒了，而是弗洛伊德把“善”与“恶”在“超我”和“本我”里放颠倒了。所以，要颠倒过来的是，弗洛伊德的“善”在“超我”里、“恶”在“本我”里的观念。
由此，引出两种教育思路，孔子的以顺应天性基于亲情的品德教育为主，以知识教育为辅的礼义教育（《论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西方近代以降的以知识教育为主，以品德教育为辅的启蒙教育。
启蒙教育似乎也是重品德教育，但它认为最高贵品德就是理性，理性的人可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中心、万物之灵长，而理性来自于获得知识，而大众没有知识，愚昧迷信（迷信神灵），所以，要由具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来给以启蒙，引导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怎么把自己权利委托给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更好地去经营。所以，启蒙教育实质上是知识教育，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实质上是崇力文化的教育思路，是培训战士和工匠的思路。
而孔子的思路是培养“君子”的思路，君子的第一要义是“有道德”，有道德才堪任领导人与公职人员。当然，从《荀子》立说以后，中国的礼义教育就转向了虚伪的礼教，为皇权专制服务。科举取士以后，又变成了知识化的教育。这种虚伪的知识化的人文教育，成为人性的桎梏，到元、明、清朝，正统的教育已很腐朽，清代八股文就是这种腐朽性的表征。因此，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或谓“国学”）显得不堪一击。但正是这种已经变质的礼教，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知识**教育的理念没有什么障碍，因为都是崇力文化的思路；而面临被殖民、半殖民，亡国亡族的巨大危险，面临荷枪实弹的列强（列国强盗），似乎正需要奋发图强的崇力文化。故而，“教育救国”是很自然、很合中国人心意的口号。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目标定位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的排序，是符合崇德文化的思路的。但德育教育还是遵循荀子的崇力文化的礼教思路，强调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是要靠灌输的，而人性中本有的多是私欲，所以要“狠斗私字一闪念”，造成了一面批判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一面实行比程朱理学更深更广的“存天理，灭人欲”，“文革”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我们这代人后来普遍对“高尚”“纯粹”怀疑与反胃，“逃避崇高”一度成为共同的心理。尽管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也因此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的任务。但是，中国教育界定义的素质教育，其实只是能力教育，要解决的是所谓的“高分低能”的问题，还是在崇力文化的知识教育圈子里打转。其实，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高知低品”远比“高分低能”严重得多。主要还不是“分数上去了，能力下来了”，而是“知识越学越多，品德越来越差”。这不是哪个人、哪种政策的错，甚至不是把学校开成学店的错，而是话语出了问题，基本思路出了问题。由此可见，一些定义和推理看上去是客观和中性的，其实，细究下去，可能有崇德文化或崇力文化这样的文化背景在。而文化的力量、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得多。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很大的题目，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研讨了。
但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经孔子倡导而形成的以历史理性代宗教性偶像崇拜的传统，一开始就是从民本立场出发的。所谓“历史理性”，就是依据民本立场来定义的历史价值观；而“宗教性偶像崇拜”，是君本专制用来统治思想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