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一种形象的说法，崇德文化是过日子文化，崇力文化是想打仗文化。
文化，这一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现象，可以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进行定义，据说，当今之世对“文化”的定义有二百多种。
《辞海》（1979年版）的“文化”词条释义：“①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③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
第1条就是当今中国公认度比较高的现代意义的“文化”的定义。（2009版《辞海》对此作了修改，加入了“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其实从“成果”角度说，这种“生产能力”也即是“财富”。）但这一条中对广义文化的定义，其实是很可商榷的。
按照这条定义，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一切人造物，这个概念是与非人造的“自然”概念相对而言的。初看起来，这样定义没有问题。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并非有了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就有“文化”了，一定要对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对象有了观照，作出比较、评判，形成一系列观念后，才可以说有了关于此一物质或精神对象的文化。
例如，并不是有了酒同时就有了酒文化，也不是有了关于酒的酿造知识，就有了酒文化，而是要待有了对酒性的观照，产生了酒能给人带来快乐，酒神精神，酒能消愁，酒能乱性，酒能误事，酗酒伤身，对酒的品味欣赏等一系列观念，围绕这一系列观念产生了一系列酒宴的礼仪，献酒的仪式，敬酒的辞令，行酒令、划拳饮酒的游戏，有关酒的文艺作品，才能说是形成了酒文化。因此，“文化”无论是以人造的物质还是精神产品为对象，一定是观念或观念系统。即使以某一物质产品为核心、为标志（譬如“酒”），此一物质产品也成了符号，具有观念（精神）的属性而非物质的属性。按照康德对判断的分类，文化判断不是实用判断，而是理性判断与审美判断。故而，对同一核心符号（如“酒”）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酒文化”）进行比较，不是比较酒质的优劣，而是看这酒文化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世界观与人生观）。
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是价值观的基础，或者说，世界观与人生观在价值观上集中体现出来。因此，以价值取向对“文化”作定义、划分，是本质层面上的定义与划分。
故而，可以从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角度观照、分析、评判以其他标准、其他方式定义的“文化”。如酒文化，崇德文化认为酒能使人愉快，能增进友谊、联络情感，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中国古代的祭祀、宴宾、乡射礼等都用酒；但饮酒过度会乱性，既伤身，也会坏事，又可能伤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所以，佛教对受皈依的五戒弟子要求戒酒。崇力文化认为酒是能使人兴奋、能壮人胆量的烈药，也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消除孤独感与抑郁心情的麻醉剂。所以，崇德文化的酒文化是敬酒，崇力文化的酒文化是拼酒，拼酒就是罚酒。崇德文化的酒文化追求的是开怀畅饮，是微醺，是飘飘欲仙；崇力文化的酒文化追求的是逞强豪饮，是人醉我不醉，或者我醉也要拖你一起醉，是放纵情欲。这与崇力文化产生于游牧类型文化的存在基础、以战争为常态的思维方式密切有关。既以战争为常态，就习惯成自然地把酒桌当成了战场，以斗酒胜出、使对方醉倒出丑为乐事。同时，战争，今天不知道明天，“今日有酒今日醉”，“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就成为容易引起共鸣的心理，酒也成为释放情感的上选条件反射物。
从分析“酒文化”的个案，可以看到，虽然一般来说，比较文化，只能描述、分析异同，难以评判高下；然而，价值观既是文化现象的内核，价值评判又是对文化的基本评判，所以在作文化比较时，难免要作价值评判，而且，任何一个作文化研究者，也无法脱离自己的文化本位，保持一种纯客观的文化立场。
我反思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从书本和课堂上获得的，主要是崇力文化，但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骨子里积淀的是崇德文化，形式上，主要是从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获得。读过我的长篇小说《正常人》，相信可以得到此印象。按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学说，崇德文化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应该是在超我层面上的，崇力文化基于个人的欲望，应该在本我的层面上，自我（理智）受超我的指导，通过压抑、升华、转移等手段来调控本我。但我觉得，当今中国的“正常人”，似乎是以崇力文化为超我，以崇德文化为本我，这似乎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与中国人的种种心理问题。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颠倒”？原因留待后文详细分析。这里只想说，从探索气功奥秘开始，进而写作《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老子走近青年》、《孔子原来这么说》、《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等书，二十多年的心路历程，不仅使我认识到以老孔庄、儒释道心谛为代表的中华崇德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崇德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命哲学是最高明的哲学；而且，崇德文化是当今中国与世界解决危机、走出险境的最有效的法宝。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了崇德文化丰厚的思想资源，保存了崇德文化圣火的火种，积累了丰富的弘扬崇德文化的正面经验，与离弃崇德文化的反面教训，有责任、有义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全人类奉献这份无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把心理结构中不正常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正常，把中国的人文环境搞好。对这一点，我抱乐观的态度。因为，从物质条件来说，整个中国的平均水平，比三十年前是大大提高了，但从上到下，中国人对现实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幸福指数似乎在骤减，为什么出现这种物质和精神的背离？仔细分析一下，不满主要是精神性的，似乎是务虚的，主要是以崇德文化的标准衡量当下社会现象的结果。这是崇德文化的力量以反面形式表现出来，就像规律在违背它的时候显示出铁一般坚硬的特性。这说明崇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子，是中国人的人心所向。崇力文化在中国只能盛行于一时，这“一时”一般是在乱世，唯崇德文化才能持续地发挥影响力。
有学者说，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也是很沉痛的话，但是浅见。中华优秀文化，不仅保留在书本里，更是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如果血液里没有，怎么爆发？感受到这种爆发，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痛心疾首；时过境迁，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所以，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的责任，就是把潜意识层面上的崇德文化，提升到显意识层面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与“超我”，这样，中华民族的前途就无可限量，而人类的前景也将更加灿烂。
基于这样的文化立场，在论述中不免对崇德文化有所褒扬，对崇力文化有所贬抑。同样，对本书的肯定，我首先看作是对崇德文化的肯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然是十分欢迎的。但我也真诚欢迎从崇力文化立场或其他角度对本文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如果“崇德文化”是“道”，我对崇德文化的论述只是“言”，对弘“道”之“言”的批评、讨论，只有帮助加深对“道”的认识，对弘道是有利的。
本书比较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以中华崇德文化与西方崇力文化为样本。
一如“酒文化”，在以其他标准划分的文化种类中，一般都能以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再作判别，也就是说，在文化大类中，应该都含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的成分。如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类中，东方文化中有崇德文化，也有崇力文化，西方文化中同样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但文化比较必须选取样本，否则只能一锅煮，无从使问题明晰。本书之所以选取中华崇德文化为崇德文化的样本，西方崇力文化为崇力文化的样本，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首先是我的知识背景的局限。这些年，通过对中华古籍经典的研究甄读，一方面感到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我感到，基本上没有条件对西方文化说三道四。因为我不通外文，这辈子也不可能对外文熟悉到我对中国古文的理解程度。中国人读中国的古籍经典，尚且误读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据《还吾庄子》对《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两篇的甄读，《逍遥游》原文，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的旧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齐物论》则平均三句中将近两句的旧注需要考辨讨论；《还吾老子》对《老子》的甄读，不仅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有错，而且，无论《道德经》还是《德道经》的，都不合《老子》“以道注〔评〕德”的原意，致使《老子》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站在民本立场上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被理解为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书），何况是根据翻译过来的外国经典和哲学书，去谈论西方文化。
但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中，作文化研究，不涉及文化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涉及文化比较研究，回避东西方文化比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近代以降，东西方文化比较，就是整个中国的学术背景，是人文研究的关注中心，无论“全盘西化”也好，“中华文化本位”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代化”也好，都是对东西方文化作比较以后提出的观点，这些观点都立足于他们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结论。
而我之所以在获得对老孔庄、儒释道的心谛的全新认识后，那么兴奋，如获至宝，也是基于我接受的对西方文化的知识。我有把握说，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知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学人、学生共同的知识背景。因为，我还没有从文章中读到，有学者（包括西方学者）提出像我对老孔庄、儒释道的认识那样的，对西方文化颠覆性的“另类”读解；没有读到有人说，你们以往对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认识是错的。今天，我对这共同的西方文化知识背景是有怀疑的，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当年留学欧美与东洋的留学生告诉我们的西方文化，所谓“西学”、“西方文化”可能只是“留学生话语”，与真正的西方文化有相当的距离。
譬如，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麦田的守望者》等小说时，才对当代美国文化中的清教背景有了直接的清晰的印象，才知道当代美国青年并不是普遍在“性解放”，在吸大麻，颓废的嬉皮士还是一个时期的一小部分“另类”，整体上，戒律严明的清教，可能还是美国人的信仰，还是精神基础。这与我以前获得的对美国文化的知识大相径庭。
但是以我今天的条件，已经无法超越我以往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背景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又不得不谈到“西方文化”，因此，只能声明，我所说的“西方文化”，是通过翻译作品（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等等）告诉我们的“西方文化”，是当代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世界里的“西方文化”；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在另一个观念世界里，彼“西方文化”与此“西方文化”有什么本质不同，孰是孰非，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背景与研究能力，我也许还会发表一些意见，但只能是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以后就这样使用“西方文化”的概念，不再特别说明。
我之所以一上来就强调我的知识、立场的局限性，是因为这些年来，在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不科学的研究、发言很有市场，甚至有霸占市场（如果把精神产品的流通环节也看作市场）的趋势。
就如“科学”一词，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知道，我们通常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概念：
一是指在西方近代形成的，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以观察、实验、数理推论等手段获得的知识体系。这个“科学”就是“科学知识”、“科学结论”。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所谓“科学知识”、“科学结论”，就是未被证伪的猜想。像地心说，在日心说出来之前，就是未被证伪的猜想。依此猜想，也可以解释很多天文、地理现象，也建立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在“地心说”知识系统里，定理也不自相矛盾，一行和尚测定子午线长度（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就是在这个知识系统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指出，科学知识的特性就是可以被证伪。科学知识的可被证伪性，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得出的结论的观察立场，实验的设计和实现过程，以及推论过程。别人可以通过检验或重复这一过程，来提出证伪意见。
另一是指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我们今天称之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在现象层面上，把研究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搞清楚，落实了；“求是”，就是研究产生此一现象的原因。“实事”、“求是”，是指研究问题的方法取向，而不是指结论。因为“实事”、“求是”往往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尤其是“求是”。譬如，日、月、星辰某日某时在天空中的位置，中外古代的科学家早在日心说诞生之前就测定了（实事），对此，地心说有一套解释（求是），日心说诞生后，又有一套新的解释（求是）。现在以日心说的“求是”为是，但不能反过来，因为证伪了地心说的“求是”，同时否定被纳入地心说“求是”知识系统中的“实事”。能够做到“实事”，还不能很好的“求是”，“知其然”，还不能“知其所以然”，已经是符合科学态度；“实事”所得，已经是属于科学知识了。我们不能因为“实事”而尚不能“求是”，或“求是”的理论不完善、有缺点，更不能因为用现成的科学知识、理论套不上“实事”的新发现、新成果，就指责其为伪科学。而这类责难，在最近几十年的科学研究领域里，曾几何时甚嚣尘上。
“实事求是”意义上“科学”，就是指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实事”可以不断深化，“求是”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知识体系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基本保证，科学知识因科学精神而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我们通常使用“科学”概念，就是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科学发展观”，不是说在现有的理论体系中就存在完备的发展观的知识体系，而是说，这种有关发展的观点，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取得的，因而是合理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这是属于“科学”概念的abc，但在以“反伪科学”为己任的斗士的知识背景上，却是暗昧不清的，因此，他们会说出“科学没有例外”、“造假做得很隐蔽，我到现场调查也很难看出问题，所以，我不到现场去，可以提出我的质疑，我有质疑的权利”、“中医的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不可证伪，所以，中医是伪科学”等等根本违反“科学”精神的言论。从他们的大言不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以为有“科学家”头衔的人说出的话就是科学真理，在提倡科学的语境中，科学家就是真理的代言人；可以看出他们误将发言权认作话语权；更可以看出，当今中国亟需普及关于“科学”概念的科学知识，尤其要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工作者中普及科学理性的基本知识。
凡事从我做起。因此，我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展示我的考证、研究过程，说明我研究的立场和使用的方法。一再声明，读者要将我对原著的注释与对原著的读后感分别看待。有的研究成果，如论证《老子》的结构既不是《道德经》，也不是《德道经》，而是“以道注（评）德”，尽管我认为非常重要，但还是将此列在读后感范畴内，不予争论。因为现有的文献资料不足以证伪此猜想，我也拿不出所谓的一锤定音的彻底证明，多争无益，却会转移读者对《老子》的注意力。如果我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则是我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从事研究的结果；如果今后的研究中出现重大的失误，一定是我偏离了这种科学态度。
这就是我一上来言明我的局限性的理由。我诚惶诚恐地接受读者的检验、时间的检验。
其次，以我的知识背景看来，中华崇德文化，具有完备的崇德文化的话语体系，同样，西方崇力文化，具有完备的崇力文化的话语体系。强强对待，这戏才好看。
这里，我使用“话语”而不用“理论”，是因为，按中国人的接受习惯，“理论”是个褒义词，是对某种真理的阐述；而“话语”是个中性词，只表示它是某些人发表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否具有真理性，有多少真理的含金量，与“话语”的概念无关。其实，对理论的要求，也不过是能自圆其说，所谓“真理只有一条，歪理十七八条”，真理、歪理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理，否则，法庭上的律师辩论就辩不起来了。但中国人一看“理论”，态度就不自觉的庄严起来。我不想读者把这本书看成是高头讲章，高头讲章的学术书，中国现在只多不少，以我学术殿堂闯入者的身份，何必硬撑去挤这个闹猛；但流行的国学通俗读物，我又写不来，所以，只能在“理论”“话语”这些小地方，显示我不想居高临下的姿态。
再次，比较中华崇德文化与西方崇力文化，不仅是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崇力文化正占据当今世界的话语中心，而这种文化，正把世界导向危机的深渊，世界正处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如果这个盲人还喝醉了酒，就更加危险。已经有不少对这种文化的批评的声音，有的声音还很尖锐。但在我看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在这个话语体系内，还是这样的思维方法，所以，批评再尖锐，也只伤皮肉，不能正中肯綮。唯有以中华崇德文化的观点，才可能号准脉，对症下药。我对老孔庄、儒释道心谛有所了解后，感到兴奋，也因为在当今世界的话语迷宫中，看到出口处的一缕阳光。尽管光亮还很细弱，但我可以想象这背后是一片光明的广阔天地，怎不叫人“漫卷诗书喜欲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