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王尔德研究中还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首先是温沃（France Winar），他于1938年发表了《王尔德的新研究》（A New Study of Oscar Wilde, NewYork Times Book review,7 Aug ）,同年出版了《王尔德》（Oscar Wilde,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38；后又以《王尔德与黄色的九十年代》再版，Oscar Wilde and Yellow Nin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1940），1940年他发表了《王尔德补遗》（Some Postscripts to Oscar Wilde,Saturday Review,N.Y.,XXII,no.17,17 Aug），1950年发表了《老王尔德，旧酒瓶》（Old Wilde,Old Bottl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6 Feb）。其次是皮尔森（Hesketh Pearson，1887-1964），1921年，皮尔森在《现代男人和戏子》（Moder Men and Mummers London Geoprge Allen and Unwin）一书的谈及演王尔德喜剧的亚历山大（G·Alexander,1858-1918）和关于哈里斯、罗斯的章节中大量涉及王尔德，1923年他又出版了《斯蒂文森和王尔德》（R.L.Stevenson and Wilde,A Persian Critic,London:Chapman and Dodd）,1930年他为《王尔德戏剧、散文、诗歌》作序（“Itrodution”,Oscar wilde’s Plays,Prose Writings,Poems, Everyman’s Liberary,London,J.M.Dent）,1937年又撰写《王尔德》（Oscar Wilde,The Observer,London,21 June）一文；在他的《伯纳·萧：他的生活和人格》（Bernard Shaw:His Life and Personality,London:Collns,1942）一书中也在多处谈到王尔德。1946年他出版了他的关于王尔德最重要成果——《王尔德的一生》（The Life of Oscar Wilde，London:Methuen），后来又为《王尔德散文》作序（“Itrodution”,Essays By Oscar wilde,London:Methuen,1950）。再次是罗迪蒂（E.Roditi）。罗迪蒂起点颇高，从一开始就写了《艺术史中的王尔德的诗作》（Oscar wilde’s Poetry as Art History,Poetry,Chicago,LXVII,Mar 1946）、《王尔德的批评艺术》（The Art of Oscar wilde’s Criticism,IV,no.2 Winter 1946）、《王尔德和亨利·詹姆斯》（Oscar wlde and Henry James,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Review,XV Autumn 1948）等颇有价值的研究文章。1947年他也出版了《王尔德》（Oscar Wilde,The Makers of Modern Literature Series ,Norfolk,Conn:New Direction’s Books）一书，对王尔德的包括悖论式的机巧语言这样的艺术外在形式的追求给予高度的认可和评价。最后是默尔(R.Merle)、海德（H.Montgomery Hyde,1907- ）和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前两位在1948年分别出版了《王尔德》（Oscar Wilde，Paris:Hachette）和《王尔德的审判》（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London:William Hodge），后者于1949年出版了《王尔德的悖论》（The Paradox of Oscar wilde,London and New York:T.V.Boardman）——使王尔德著名的悖论具有艺术和学术意义，成了与王尔德的性格、创作水**融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些王尔德传记和研究中，包括前述的梅森在内，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局限：关注于王尔德同性恋秩事及由此引起的诉讼、审判等事宜，真正涉及其思想和创作的有深度的研究并不多。其中，以谢拉德 “充满着事实错误”[③]的传记为代表,是把王尔德的同性恋归咎为所谓的精神错乱；曾为王尔德著作的出版者、王尔德后期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之一的哈里斯的传记虽则堪称材料丰富，但被“公认为是一本不可靠和自我中心的作品”，[④]“是以完全不可靠而闻名”，皮尔森说它“除了所引的故事，此书无处可靠，因为他所作的那些前后矛盾的自我引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⑤]道格拉斯的著作除了强调王尔德的生不逢时外，更多的是为他自己的名声作辩护。而早期的传记中，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著名传记作家皮尔森的著作，他的充足的材料为像艾尔曼这样的后来的权威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尔德嫡孙默林（Merlin Holland）说艾尔曼的“前辈名人除了皮尔森以个，大多是手持砍肉大刀目标粗疏”，[⑥]足以见出皮尔森的书不但材料丰富而且比较客观公正。皮尔森还根据传主的特点，将王尔德警句、格言分门别类插入各个章节之中，颇有特色。而此期后阶段诸如罗迪蒂的《王尔德和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论文，显然已经有意识地要像阿·西蒙斯一样，超脱前期王评中的狭隘的思路，更注意王尔德的艺术观点及其影响，但也由此开始了以文本和形式批评为主的王尔德研究新阶段。
[③] Joseph Donohue, Distance Death and Desire in Salome, Peter Ra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8页。
[④] 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第142页。
[⑤] Joseph Donohue, Distance Death and Desire in Salome, Peter Ra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6页。
[⑥] 同上，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