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庙里逛了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回了宫，夫人们向我们道了别，乘了宫里的轿子到宫门口，再换上她们自己的轿子。我仍旧像平时一样，回去向太后报告：客人说了些什么话，对于我们的招待是否满意，以及诸如此类。太后说：
“我喜欢伊文思夫人，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依我看，她的言谈举止和我所见过的那些美国女子全然不同。我喜欢会见温雅有礼的人。”讲到画像的事，太后说：“我奇怪康格夫人怎么忽然起了这个念头。现在你可以好好跟我解释一下，画肖像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画像的时候每天要坐几个小时，她听了很惊讶，说恐怕没有这样好的耐心。她问我坐着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我解释说，只要简单地摆个姿势，并且始终用同一种姿势坐着就行。太后说：“那等到像画成了，我怕是也变成老太婆了。”
我告诉她，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画过一张肖像，也是卡尔小姐画的。太后一听，马上叫我把画像拿来让她瞧瞧，好让她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立刻吩咐站在旁边的一个太监到我家里去把画像拿来。太后说：
“我搞不懂为什么画像的时候我一定要坐在那儿，能不能叫人替我？”我向她解释，她们要画的是太后的像，不是别人的像，所以必须太后亲自坐在那儿。她于是问我，是不是每次都要穿同样的衣服，戴同样的首饰。我告诉她正是这样。太后便解释，在中国，画师对他要画的对象只需要看一次，看完之后即刻就动手画，要不了一会儿就画好了。这恐怕是外国最好的画师也做不到的吧。我自然又要向她解释外国的肖像画和中国画有什么不同，并对她说，只要她看过肖像画，就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会明白：为什么要坐那么长的时间。她说：
“我不知道这位女画家是怎样的人，她会说中国话吗？”我说我很熟悉卡尔小姐，她是位优雅迷人的女士，可惜不会说中国话。
太后问：“既然她哥哥在中国的税关做事这么多年，她怎么也不会说中国话？”我就告诉她，卡尔小姐离开中国的时间太久，事实上她在中国呆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和美国度过的。太后说：
“我其实倒愿意她不会说中国话。只是，如果答应她来画像的话，这期间就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留在宫里。宫里的许多事情，我不希望让外人知道，可也保不住我们的人不会在闲谈时对她说起这些。”我告诉她，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卡尔小姐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宫里除了我母亲、我妹妹和我，又没人懂外语。太后说：
“事情也很难说，只怕在宫里住不了多久，她们之间就很快彼此熟悉了。”她接着说：“那么，画这么一幅肖像要多长时间呢？”我对她说，这要看太后是否能经常坐下来画，以及每次能坐多长时间。我不想告诉她具体需要多长时间，因为我担心那样的话，她会不耐烦，于是我对她说，等卡尔小姐来了，我会叮嘱她加快进度，尽早完成。太后说：
“对于怎样才能婉转地谢绝康格夫人的要求，我感到很是为难。实在只好对她说（正像你知道的）：我要和大臣们商量商量。这样我就有时间细加考量。现在，既然你很了解这位女画家，并相信她的到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那就让她来吧。我会让庆亲王把这个答复告诉康格夫人。而现在我们要商量商量先该做些什么，留一个外国女人住在宫里总归不大好。通常我总是在颐和园里度夏的，和紫禁城离得那么远，总不好让她大老远的每天来回跑吧。那么，把她安顿在哪儿合适呢？还得有个人始终盯着她。这事很不好办，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置才好。你愿意替我看着她吗？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在白天的时候使宫里没一个人有机会和她讲话吗？但晚上谁去盯着她呢？”太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了很长时间，最后笑着说：
“有了，我们可以把她软禁起来，当然不能让她自己知道。这就全要靠你母亲、你妹妹和你帮我处理此事。你们每个人都要极小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至于我自己，自然也会小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的花园给收拾一下，就让卡尔小姐住在那儿。”
这座花园离太后的宫殿很近，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是颐和园外边一个独立的地方。太后又继续说：
“好了，以后每天早上你就和她同来，晚上陪她同去。我看，这办法最安全，又不难办到。你要格外留心她和别人传递信息。不过这样一来，你就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工作。但你知道，我对这事有多么在乎，为的是免得今后惹出许多是非来。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给我盯着点，就是不要让卡尔小姐有机会和皇上说话。你知道，我这样说是因为皇上生性内向，怕他说出让卡尔小姐感到不快的话来。我打算另外再派四个太监专门在我坐着画像的时候伺候，需要什么，可以由他们呈递上。”然后她又说：
“我注意到，那会儿你拉我的衣袖的时候，康格夫人在注视着你。也不晓得她会怎么想。不过无论怎样，你都不必在意这事。她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好了。本来嘛，只要我懂得你的意思就行了，康格夫人懂不懂没关系。”我说，没准康格夫人会认为我打算建议太后拒绝她的请求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太后说，“要不是你熟悉这位画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这事。我倒不是在乎画像不画像，而是担心弄出什么不好的结果来。”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她请求我无论如何不要鼓动太后拒绝卡尔小姐。我把信翻译给太后听，她听了很生气，说：
“谁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暗示说你讲了反对卡尔小姐的话呢？这倒被我昨天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你回信的时候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就用她对待你的方式回复她，或者，更厉害点，你就告诉她，在我们国家，任何女官都不允许试图影响太后，另外告诉她，你还不至于这样卑鄙，会暗地里使坏。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说，那就只说卡尔小姐是你的私人朋友，你从来就没想过要说任何对她不利的话。”
我照平常的方式回复了康格夫人，尽量做到合乎外交礼仪。
这天，整整一个下午，太后除了画像的事，其他的什么都没谈。最后她说：“我希望康格夫人不要派那位传教士女士来宫里给卡尔小姐做伴，如果她那样我就要拒绝画像了。”
第一天早晨，太监从我家里拿来了我的肖像画。还没等我拿给太后看，宫里的其他人早已先睹为快。有的说很像我，有的说画得很糟糕。我报告太后：画像已经拿来了，她叫我马上拿到她的寝宫里去。太后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还好奇地用手摸了摸。完了突然大笑了起来，说：
“这画真是古怪的很，看上去好像是用油彩画的嘛（我心想：这当然，它本来就是一幅油画）。这样粗的活儿，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不过倒还真是出奇地像，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画家怕是没人能画出这样栩栩如生的表情。这画上你穿的衣服多么古怪，手臂和脖子怎么都露在外面呢？我听说外国女人穿的衣服没有袖子，也没有衣领，却没料到会这样难看，就像你这上面所穿的。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穿这个呢。我料想，你穿成这个样子一定会觉得很难为情。不要再穿这种衣服了，这样子已经够吓人的了。真好笑，这也算是文明吗？这种衣服是在特别场合才穿呢，还是随便什么时候都穿？甚至有男人在的时候也穿么？”
我向她解释，这就是女士们平常穿的晚礼服，宴会、舞会、招待会，等等场合，都可以穿的。太后笑了起来，惊呼道：
“越说越不成体统了。在外国，好像每样事情都在倒退嘛。我们这儿女人在男人前面，就连手腕都是不准露的，外国人这方面的观念倒好像完全不同了。皇上总要讲革新，如果‘新’就是这个样子，我看还是旧些好。你跟我说说，你看待外国习俗的观点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你觉得我们的是不是更好些？”看到太后有这样的偏见，我只好回答：“是。”太后又把画像检视了一遍，说：
“为什么你的脸上一面被画成白的，而另一面却是黑的？这不自然，你的脸并不是黑的。而且你的脖子有一半也被画成了黑的。这是为什么？”我向她解释，这不过是阴影的缘故。画家只是照着从她的角度所看到的样子画出来罢了。
“你认为这位画家女士会不会把我也画成这样？这画是要拿到美国去的，我可不希望美国人认为我的脸一半白一半黑。”我不敢告诉她真相，说她的画像很可能和我的一样，于是只好向她承诺，我会关照卡尔小姐，一定照太后的意思画。她又问我，知不知道卡尔小姐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我告诉太后，卡尔小姐现在还在上海，不过康格夫人已经写信给她，让她尽快来京，以便作些必要的准备。
一周以后，我收到了卡尔小姐的来信，通知我她即将抵京，并说她非常高兴太后能够恩准她来为太后画像。我把信翻译给太后听，太后说：
“我很高兴你了解这位女士，这样更方便些。没准我有什么事情要麻烦卡尔小姐，但又不希望让康格夫人知道（那样会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个很难伺候的人）。你应该懂我的意思。现在，这位女士既然是你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就由你来转告她，也就不会显得唐突。我要再说一遍，她如果不是你的朋友，我根本就不会同意她来这儿。因为这事完全违背我们的习俗。”
闰五月的初三，庆亲王来向太后禀报，卡尔小姐已经到了北京，暂住在康格夫人那儿，想要知道太后什么时候方便，可以开始画像。太后说：“明天再答复她，我先得翻翻皇历，我可不想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开始画像。”
第二天早朝之后，太后拿过她的皇历，翻了许久，说：
“照皇历上的说法，下一个黄道吉日大约要到十天之后。”说着把皇历递给我，叫我自己看。最后选定了闰五月廿日开始画像，说那是个最吉利的日子。接着太后又翻起了皇历，这回为的是要选一个吉利的时辰，最终定在晚上七点。这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那个时辰天已经完全黑了。于是我尽可能详细地向她解释，说卡尔小姐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辰画像。太后说：“对了，我们这里有电灯，电灯光总该够亮的吧。”
于是，我不得不又向她解释，人工光线的效果到底不如白天的自然光好。而且，我敢肯定卡尔小姐不会同意在电灯光下画画，所以很希望太后改个时辰。太后说：“真是麻烦。我在任何光线下都可以画画，她应该同样能做到。”
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选定了闰五月廿日上午十时，卡尔小姐正式开始给太后画像。到这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那天太监到我家里去拿肖像画的时候，顺便把我在巴黎照的几张相片也拿来了，但我决定不给太后看，怕她万一见了这个，要用照相来代替画像，岂不是前功尽弃，因为照相更快，可以免去她坐着摆姿势的麻烦。
然而，第二天早晨，太后经过我屋前的走廊，忽然停下，走进了我的房间，环视四周，似乎想看看我的房间收拾得是否干净、整齐。这是她头一回到我的房里来，我当然很紧张，因为她极少光临女官的房间。我不能让她老站着，但又不便请她在我的椅子上坐下。因为照中国的规矩，皇帝和皇后，只能坐他们自己特殊的椅子，这把椅子总是由到哪儿都跟着他们的随从带着的。我正要命人去搬太后的椅子来，她阻止了我，并说就坐我房里的椅子，正好可以给我带点福气。
太后在房里的一把安乐椅上坐了下来，一位太监送来了茶，我接过茶，亲手捧到太后面前。这自然也是宫里的礼节，表示一种敬意。
喝完茶，太后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查视每一样东西，连抽屉和首饰盒都打开了，看我是否摆放得妥帖。忽然她瞥见房间的一个角落，惊呼：“那边桌子上的图片是什么？”说着，便走了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拿起，就惊奇地叫了起来：
“怎么，这些都是你的相片，可比你那张画像要好很多，也更像你本人。先前为什么不给我看？”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她见我被她的问题弄得很是窘迫，就马上换了个话题。她常常这样，当发现我们一时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时，就转移话题。但过后还会旧问重提，指望我们这下子能径直回答。
看了一会儿照片（顺便说一句，我穿的都是欧式服装），太后说：“这些照片确实比你的画像好很多。虽说如此，但我应允了的事，是不会翻悔的。不过，要是我再照几张相，总不会对画像有什么妨碍吧。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能让一个普普通通的照相师傅到我的宫里来。因此照相的事也就不太可能了。”
于是我母亲对太后说，如果太后真的很想照几张相的话，我的一个哥哥倒是曾经研究过一段时期的摄影术，他应该能够做这些事情。
我要解释一下，那会儿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在宫里做事，一个管着颐和园所有的电设施，另一个管着太后的私人汽艇。我们这里的规矩，凡满族官员的子弟，都必须在宫中服务两三年。他们很自由，可以在宫里四处走动，每天都能见到太后。太后对这些年轻人一直很慈爱，常常用母亲般的口吻和他们聊天。这些小伙子每天一大早就进宫，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再回去，任何人不许在宫里过夜。
太后听了母亲说的这些，很是惊讶，问，为何从来没人告诉她我哥哥会照相？我母亲说，从来没想到过太后要照相，自己当然更不敢冒昧地向太后提议此事。太后笑着说：
“任何你们喜欢的事可以提议，只要是新奇有趣的，我都愿意试试，特别是这种外人不会知晓的事情。”太后马上差人叫来我哥哥，对他说：
“我听说你是个摄影师，现在我这儿有些活儿要你来做。”我哥哥连忙跪下。这也是宫里的规矩，太后发布口谕，任何人都必须跪下听旨，连皇上也不例外。但女官却可以免却这层麻烦，因为女官要给太后当差，时刻不离左右，太后又总是不停地对她们说话，因此她谕令女官可以不跪，免得浪费许多时间。
太后问我哥哥什么时候可以来给她拍照，必须什么样的天气。我哥哥说，他今夜就回城里，拿来照相机，随太后的意愿，什么时候照都可以拍，天气的好坏对工作没什么影响。于是太后决定第二天早晨就拍。她说：
“首先要照一张我早晨去上朝时坐在轿子里的，然后你可以再照一些别的。”她又问我哥哥，要坐多久才能照好？当听到只要几秒钟就足够了的时候，她很是惊讶。又问，照完以后多久可以看到相片？我哥哥答道，如果是早晨照的，当天下午就能看到。太后听了很高兴，说急着想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做的。她告诉我哥哥，他可以选择宫里的任何一间房子用做他工作的地方，并吩咐一个太监帮他做些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