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个渔工慌慌张张地从甲板上跑过去。
有人在拐角的地方来不及急转弯。打了个趔趄，一把抓住了栏杆。在上甲板上修活儿的木匠直起腰来朝渔工跑过去的方向瞧。因为正冲着冷风，吹得流出泪来。开始，没瞧清楚。木匠扭过脸去使劲擤了一把鼻涕。鼻涕被风一刮，拐了个弯儿飞走了。
船尾左舷的绞车嘎嘎地响着。这会儿全都撒网去了，按说是不会开动这玩艺儿的。而且绞车上还吊着个什么东西，晃里晃荡的。垂下来的钢索，围着他本来的垂线周围，缓缓地扫着圆圈儿转。“什么呀？”——这时候，木匠心里腾地一跳。
他发了慌似的又一次扭过身去擤了把鼻涕。鼻涕顺着风势刮了一裤子。是稀溜溜的清鼻涕。
“又他妈干这手儿了！”木匠一边儿拿胳膊来回擦眼泪。一边定准了眼神。
从这边望过去，在仿佛雨后一般银灰色海面的背景中，伸出一只吊臂来，上边清晰地浮现出一个被浑身捆起来吊上去的杂工的黑影，它往天空升起，一直升到绞车顶上。
就像挂着一团抹布片似的，好半天——有二十多分钟，就一直那么吊着，然后又落下来了。看样子是扭动着身子在挣扎，两腿乱蹬，就像个粘在蜘蛛网上的苍蝇。
一会儿工夫，给面前的客舱挡住看不见了，只有那抻成一条直线的钢索还不时像秋千一般地晃动。
大概是泪水流进了鼻子，一个劲儿淌清鼻涕。木匠又擤了一把，然后把在衣袋上聋拉着的榔头抄起来开始干活。
木匠忽然仔细一听——回头看了一下。那边，钢索不住地摆动，仿佛有人在下边晃荡，从那里发出一种钝重而瘆人的梆梆的声音。
吊在绞车上的渔工脸色已经变了。像死人一样紧闭着的嘴唇里冒出了白沫。木匠走下来的时候，杂工头儿胳肢窝底下挟着根劈柴棒子，端着一边肩膀，样子挺不自然地正从甲板上朝海里撒尿。木匠瞟了一眼劈柴棒子，心说，就是拿这个打的！风一刮，尿就哗哗地落到甲板沿上，溅起了飞沫。
渔工们一连几天几天的过累，早晨渐渐起不来床了。监工就把个空煤油桶在热睡的耳边敲着走。玩儿命地敲，一直敲到睁开眼，爬起来。有个害脚水肿病的，半扬起头来说了句什么，可是监工全当没看见，只管敲。听不见那人的话音，只见像金鱼冒出水皮儿吸气似的光吧嗒咀。等敲了老半天之后，就骂开了。
“怎么搞的？等着挨揍啊？这活儿，既然也算是国家性的。就跟打仗一样，得豁上命干！混蛋！”
病人全给掀了被窝推到甲板上去了。害脚水肿的病人脚尖绊在梯子磴上，一边用手抓着栏杆，一边斜着身子自己拿手扳着腿上梯子。每上一磴，心脏嘭嘭地，就像拿脚蹋着似的，跳得吓人。
监工、杂工头儿，对病人就像后娘对待孩子一样，愈来愈歹毒。正干着装肉的活儿，又逼着到甲板上去“敲螃蟹腿”。刚刚干了一会儿，又被支使到那边去“夹衬纸”。在寒侵透骨的阴暗的工房里，又要提防着滑滑溜溜的脚底下。还得在那儿死站着。从膝盖往下，麻木得比条假腿还要木，有时候不知怎地膝关节就像脱了环儿似的不知不觉就要软瘫瘫地坐在地上。
学生拿掰螃蟹的脏手背轻轻地敲打着脑门儿。一会儿的工夫，他就直挺挺地朝后倒下去了。这时候堆在身旁的那些空罐头桶就轰隆一声朝他身上坍倒下来。罐头桶随着船身的倾斜亮光光地滚到机器底下或货堆的空当里去。伙伴们着了慌，想把学生领到舱口去。可巧，碰上监工吹着口哨下工房来。他一眼看到就喽：
“谁让你们把活扔下啦！”
“谁让？！”一个不由得心头火起的杂工，要顶撞的样子抖着肩膀急切地说。
“谁让——？你这小子，敢再说一句！”监工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像玩具似的摆弄着。然后突然把嘴撇成个三角形，挺胸腆肚地颤着身子大笑起来。
“拿水来！”
监工满满接了一桶水朝着像条枕木被扔在地上的学生脸上一下子猛泼下去。
“这就行啦！——没什么好看的！干他妈活儿去！”
转天早晨杂工们下工房的时候，就瞧见昨天那个学生被绑在车床的铁杠上，脑袋瘫软地垂在胸前，就像只被拧了脖子的鸡。脊梁骨顶端露着一个折过来的大关节。他胸前像小孩围嘴似的吊着个纸牌子，写着：
“此人乃不忠之诈病者，严禁解绳子。”
那字，一看就是临工的笔体。
伸手一摸脑门儿，比摸在冷透了的铁块上还凉。杂工们在没进工房以前，还乱哄哄地瞎聊，可是这会儿谁也不言语了。一听到杂工头儿从后边厂工房来的话音，他们就从捆着学生的机器边儿上分两路，各自走到自己干活的位置上去了。
捕蟹一忙起来，可就遭了殃。有的磕掉了门牙，整夜往外吐“带血的吐沫”，有的由于过累，干着干着就晕倒了，有的眼睛出了血，有的劈头盖脸挨顿大嘴巴，耳朵也听不见了。一旦累过头，人们比喝醉了酒还要身不由己。一到点，心想“这下可行了”，刚松门气，一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
大家刚要收摊儿，监工就一边走一边嚷：“今儿个到九点！”“你们这些东西，就是一说收工的时候手脚麻利！”
大家又像电影慢镜头似的慢慢腾腾站了起来——也就剩下这么一点儿精神儿了。
“都听着！这地方可不是三番两次再来得了的。再说，又不见得什么时候都打得着螃蟹。你们要以为讲的是一天十个钟头或是十三个钟头，到时候就把活一撂，那还了得！活儿跟活儿可不一样啊！懂吗？反过来，捞不着螃蟹的时候，就让你们闲个不亦乐乎！”监工进了“粪坑”就说了这么一篇，“俄国佬啊，不管鱼在眼前怎么聚群，也是一到点，一分不差就把活儿一撂。就因为这样，因为是这么种思想，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成了那那么个德行。这是日本男儿万万不能学的！”
“胡扯些什么，骗子手！”也有人心里这么想，不去理他。可是大多数人让监工那么一说，也觉得还是日本人了不起，而他们每天所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也仿佛是一种“英雄”的业迹了，这总算使他们聊以自慰。
在甲板上干着活儿，经常有驱逐舰横越水平线向南驶去。看得见日本旗在船尾上飘扬着。渔工们由于激动，满含着一眼泪水抓下帽子来摇晃。心想，只有它了，跟咱们站在一边儿的！
“娘的！一见它就他妈流泪。”
一直目送到渐渐地小下去，在黑烟缭绕之中看不见了。
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像一摊烂抹布似的回来之后。就不约而同地，也不知是骂谁，光是骂“他妈的”。黑暗中。这骂声充满了憎恨，有如公牛的吼叫。恨谁呢？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朝朝暮暮生活在同一个“粪坑”里，将近二百口子人，经过一段直来直往免去客套的交谈之后，无形中，所想的、所说的、所干的，全都一致起来（虽然跟蜗牛在地上爬一样慢）。在这同一条河流里，当然也出现像死水一样踏步不前的人，也还有流向另一个方向的中年渔工。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他们还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那么起了变化，而且这些人是不知不觉间就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了。
一天早晨，矿山来的那个人慢慢悠悠地走上扶梯，说道：
“实在顶不住啦！”
头天干到晚十点，混身就跟马上要坏的机器似的，各个关节都不灵了。上着上着梯子，不知怎地一下子就睡着了。后面有人“喂”地叫了一声。才机械地抬手动脚，一脚踩空，朝前一栽就趴在那里了。
在上工之前，大家全下了工房，聚在一个角落里。每个人的脸都像泥人儿似的。
“我可要泡啦！干不了啦！”矿工说。
大家没吭声儿，神色一变。
沉了一会儿，有人说。
“可要淬火呀……”
“又不是耍滑才泡，干不了了嘛！”
矿工把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举到眼前迎着亮儿照。
“活不多久了！我可不是耍滑才泡的呀！”
“那到是啊！”
“……”
这一天，监工活像个红冠子倒立的斗鸡在工房里团团转。连喊带叫：“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可是慢慢腾腾干活儿的不是一个两个，那边也是，这边也是——几乎全是，所以也只能急毛火燎干转磨。渔工也罢，水手也罢，还都是头一回瞧见监工这么个相儿。上甲板上，从网里摘下来无数的螃蟹爬得沙沙作响。像不通畅的下水道似的，活儿马上堆了下来。可是，“监工的大棒”根本不灵了！
收工之后，大家一边用汗水浸黄的脏手巾擦着脖子，三三五五地回到“粪坑”来。你看我，我看你，不由得笑了起来。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就觉得实在好笑。
这事也传到水手那边去了。当他们明白让水手跟渔工像冤家对头似的叫着劲儿千活儿是上了个大当，他们也开始不时地“怠工”了。
“昨几个干过了头，今几个，泡喽！”
临去干活儿的时候，有人说了那么一句，大家就都跟着那么干。不过，虽说是“怠工”，也只不过是不那么卖力气而已。
不论谁，都觉着身上不对劲儿。到时候，“没法子”，干就干吧！反正怎么也是“送死”。大家全是这么想的。——只是已经再也忍受不了了！
“交通船！交通船！”上甲板上的叫声一直传到了下边。大家纷纷从“粪坑”的架铺上破衣拉撒地就跳了下来。
交通船比“女人”还厉害，使渔工和水手忘记了一切，只有这个船没有腥味儿——散发着函馆的气味，散发着几个月、几百天都没有踩过的那个纹丝不动的“土地”的气味。而且从交通船上接到过许多封日期不同的信、衬衫、内衣、杂志等等。
他们用那带着螃蟹味儿的骨节粗大的手，把包裹一把抓过来就忙不迭地跑下“粪坑”去。在架铺上，盘腿大坐，就在腿里把包裹打开。包裹里露出来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母亲在旁边说着，叫自己孩子写的罗罗嗦嗦的信，有手巾、牙粉、牙刷、手纸、衣服。从这些东西的中间，意想不到地还出现了妻子的压得平平扁扁的信。他们想从随便什么东西上闻出陆地上自己家里的气味来。寻找乳臭未干的孩子的气味和妻子那喷鼻的体臭。
什么东西也没收到的水手、渔工，两手像木棒一般插在裤兜里转来转去。
“趁你不在家，招了野汉子了吧！”
他被大家嘲弄着。
有个人始冲着背旮旯，大家吵吵嚷嚷他全不管，只顾来回扳着指头在那儿闷头想事儿——他从交通船带来的信上得知孩子死了。孩子是前两个月就死了的，可是他一直还不知道。信上说，因为没有钱，打不起无线电报。他久久地闷坐在那里，让人觉得“这还算个渔工？！”
不过，也有正好跟这相反的。信里寄来一张婴儿照片，像个泡涨了的小章鱼。
“就是这个样子啊！”突然狂笑起来。
接着就笑嘻嘻地特意拿给每一个人看：“瞧瞧，说是生了个这样儿的！”
包裹里，有的东西，在一些小事上表达了入微的体贴，然而，要不是妻子就不会想得那么周到。这时，不论是谁，心里马上都会“异样地”嘭嘭跳起来。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想要回家。
交通船上搭乘着公司派来的电影队。把制成的罐头全部装上交通船那天晚上就在船上演电影。
两三个同样打扮的年轻人，歪戴着扁平的鸭舌帽，打着蝴蝶领结，穿着肥腿裤，吃力地提着箱子来到了船上。
“好臭，好臭！”
他们说着就脱了上衣，吹着口哨开始挂银幕，量距离，摆桌子。渔工们从这些人身上感觉到一种与“海”无关的东西——跟自己这些人不同的东西，从而被它强烈地吸引住了。水手、渔工们兴高采烈地帮着他们准备起来。
有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人，戴着俗里俗气的宽金边眼镜，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擦脖子上的汗。
“解说员先生！站在那个地方，跳蚤可要顺腿往上跳呀！”
这么一说，解说员就像踩了烧热的铁板似的，“哎哟”地一声就蹦起来了。
旁边瞧着的渔工们哄笑起来。
“你们这地方可真要命啊！”哑嗓子沙沙的，果然是个解说员。“大概不知道吧！你们猜，就凭公司到这儿来这么一趟，得赚多少钱？不得了啊！六个月就是五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万！一千万。拿嘴说说算不了啥，那可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啊！再说，分给股东二成二分五这种没边儿的红利的公司，全日本也没有几个！听说总经理这回要当议员喽！真是大吉大利呀！看起来，这么搞，要是不搞得狠点儿，也发不了那么大的财哟！”
入夜了。
兼带举行“完成万箱庆祝会”，给大伙发了日本酒、烧酒、干鱿鱼、红烧肉、“蝙蝠”烟，牛奶糖。
“来，上老子这儿来！”
杂工在渔工、水手中间成了你勾我引的对像。“坐在我腿上，搂着你瞧哎！”
“小心！小心！我不是说上我这儿来吗？”
闹闹哄哄吵了一阵子。
前排有四五个人突然鼓起掌来。人家也稀里糊涂地跟着鼓掌。监工到银幕前边来了——挺着腰，倒背着手，什么“诸位”喽，“兄弟我”的，平常没说过的名词儿都搬上来了。又是什么“日本男儿”喽，“国家财富”之类的老调子。大部分人都没听他的，只见太阳穴和下巴骨乱动，大嚼着鱿鱼干。
“算啦，算啦！”后边喊。
“你呀，下去吧！正经八百有解说员呐！”
“你还是拿六棱棒子最合适啊！”——大家哄然大笑。吱吱地打口哨，使劲儿鼓掌。
监工无论如何也不便在这种场面上发火儿，红着脸说了几句（因为大家吵吵嚷嚷也听不见）就缩了回去。接着，电影开始了。
开头是记录片。宫城、松岛、江之岛、京都……，叽哩嘎拉地演下去了。片子经常断。突然间，两三个镜头重叠起来，就像头晕眼花似的，一乱，剎那间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后刷地一下子亮了，一片白幕。
接着演西洋片子和日本片子。哪个片子都有道道，一个劲儿“下雨”。好多地方似乎是断片子接起来的，人物的动作都快得不自然。可是这些都无所谓，大家全看得出了神。一出现身条儿好看的外国女人就吹口哨，打响鼻——像猪似的。有时气得解说员就老半天停止了讲解。
西洋片子是美国片儿，是以“西部开发史”为题材的。——或者受到野蛮人的袭击，或者在大自然的淫威下被摧毁，又挺起来，把铁路一米一米地向前修。半路上，就像铁路上结了个大疙瘩似的，突然出现了一个临时赶工修成的“小镇”。铁路又向前修，每修到一处，小镇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部片子描写了修筑铁路中发生的种种苦难，其中还穿插着一个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女儿的“恋爱故事”，两者交叉着出现在银幕上。到最后一场，解说员拉开嗓门儿说道：
“全靠他们这许多自我牺牲的青年，终于建成了绵延数百英里的铁路。它有如一条长蛇，穿山越野。昨天尚未开发的土地，就这样变成了国家的财富！”
演到经理的女儿和一下子变成了绅士模样的工人互相拥抱的地方就结束了。
两片之间，夹演了一部毫无意义，光惹人嘎嘎笑的西洋短片。
日本片是这么个电影：一个贫穷的少年从卖纳豆、卖晚报起，然后擦皮鞋、进工厂，成了模范工人，受到提拔，变成了大财主。——解说员说道，“信哉！勤勉非成功之母而何！”这句话字幕上是没有的。
杂工们对这些话“认真地”鼓起掌来，可是渔工和水手里头不知是谁，大声喊道：
“扯蛋去吧？要这么说，我这样儿的早该当上总经理啦！”
一句话招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解说员说，“我是受公司之命来的，叫我在这种地方反反复复着力地讲。”
最后的片子拍的是公司所属的各工场跟办事处，拍了好些工人“勤勤恳恳”在干活。
电影完了之后，完成一万箱的庆功酒把大家全喝醉了。
因为好久没喝过酒，加上疲劳过度，醉得舌头都发硬了。昏暗的灯光下，烟卷儿的烟气像云雾一样迷漫着。空气闷热，污浊发臭。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拿手巾勒着头，有的盘腿大坐，把后襟整个撩起来，大声乱嚷嚷。——不时还有干起仗来的。
一直折腾到过十二点。
害脚水肿整天躺着的函馆的渔工，让人把枕头垫高点儿，看着大家吵吵闹闹。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另一个渔工——他的朋友，倚着旁边的柱子。吱吱地咂着嘴，拿火柴棍剔着塞在牙缝里的鱿鱼干。
过了好大工夫以后，顺着“粪坑”扶梯，像个大口袋似的滚下个渔工来，衣服跟右手上满都是血。
“菜刀！菜刀！把菜刀给我！”他在地上爬着这样喊。
“浅川这小子哪儿去了？没有了！我宰了他！”
这是那个曾经被监工揍过的渔工。他拿着个捅火条，眼神儿都差样儿了，又跑了出去。谁也没有拦他。
“喏！”函馆的渔工望了望他的朋友说，“渔工也不老是死木头一根儿。那么好欺负啊？瞧热闹吧！”
第二天早上发现连监工的窗户玻璃带桌子上的器物全砸了个稀巴烂，单单监工本人不知躲在哪儿，真是走运，没“砸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