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史学，所以我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历史学专业，80年代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1998年该校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因为爱好史学，所以我购入的古籍和史学读物也多，约占我万余册藏书中的“半壁江山”。我不仅从70年代起断断续续的购藏了中华书局版的全套24史和《资治通鉴》及数百种“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古籍史书文集。此外我还购藏了多种中国通史和中国古代史专著，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中国史稿》，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费正清、崔瑞德、牟复礼等主编《剑桥中国通史》等。
其中印象深刻的当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字芸台，1893年生，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进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讲碑帖、金石学，当时曾以继承乾嘉训诂考据之学为己任。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地教授中国文学。1925年发表了对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的注释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之后范文澜转向历史学的研究。1935年因为支持华北抗日运动遭到逮捕，释放后在1940年奔赴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1941年编写了中国gcd干部的教材《中国通史简编》，1945年执笔《中国近代史》（上册），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重要学者。1948年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原大学校长。1950年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等职务。党内职务方面，1956年成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另外，他还担任过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范文澜除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外，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史学著作。在历史研究上，他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范文澜也是老革命，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所以他是史学家，也老革命、老干部。
我购藏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本。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第一册、第三编第二册，共4册。其叙述的年代上迄“第一编，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下至“第三编，封建经济基础扩展的帝国的出现到军事封建的大帝国的建立——隋至元”的“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况”，所以范文澜生前并没有完成宋、元、明、清四朝编撰工作，后由蔡美彪、朱瑞熙、李瑚、卞孝萱等人继续着范文澜开创的事业，于1978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第五册，该书在《第五册编写说明》中说：“本书是范文澜《中国通史》（原名《中国通史简编》）前三编（共四册）的续编。本编（第四编）叙述宋、辽、金、元统治时期的历史，分为第五、六、七等三册。第五册两章是宋代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述。”这“第五、六、七等三册”，至1983年7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却依然少了明清两朝。《中国通史简编》虽然没有出齐，但它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凭个人之力撰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尤其是50、60年代能有这样的通史读物，实属稀罕可贵。我购藏的《中国通史简编》前三编4册，为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本。记得其中修订本第一编，是购于1972年秋淮海中路上的新华书店，我是既感兴奋又感惊讶，兴奋是因为我购得了一本喜爱的书，惊讶是因为在那是非颠倒、“扫四旧”余毒尚未消失的“文革”年代，还会堂堂正正地出售通史读物，颇感迷惑不解。回到家中，我连续5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册书。
读完此书后，我深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旧通史书比较，具有鲜明的五大特点：一是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二是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如何压迫农民和镇压农民起义；三是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阶段；四是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五是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当然这些特点和观点，进入新世纪后，尚有商榷余地，如“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的学说，显然已不合时宜。但不管如何，我依然爱读这本书，在2002年10月于上海书店我又购入了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本。该版与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却缺少了范文澜1963年撰写的卷前长篇《绪言》。那么我为什么还要买呢？这主要是我有版本癖，凡我看好的读物，其版本是多多益善，往往会看到一种买一种。如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等，我也藏有不同时期的多种版本，以便阅读欣赏和研究。
